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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品在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得了一等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是不能离开生活的。杲向真虽然没有机会长期地专门深入生活，但她也从不放过一切可能有的机会。1955年后，她曾在北京棉纺二厂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该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和子弟学校校长。在子弟学校，同老师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交了朋友，工作的责任心和生活的乐趣，作家的灵感和童心融为一体，孩子们的性格、美好的思想感情，都一起涌到了她的笔下。这时期她一连写了《春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节日的礼物》等引人入胜的儿童短篇小说。其中后两篇，都是在生活的直接启发下写成的。她想在院子里种点向日葵，见人家种的长得老高，花盘结得那么大，很是羡慕。可是别人劝她甭种，说种了也是白种，一长出苗来就会被院里的孩子糟踏了。由这点启发，再加上平时接触的生活，当它们一联系起来，便构思成著名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节日的礼物》是作者受自己的生活启发而写成的。杲向真说：“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玩具店外面的地上嚎哭，一位农村妇女拉他，他怎么也不肯起来。我问她，孩子哭什么，她说他要买玩具。我说：'你就给他买一个吧。'她着急地说：'拿什么买呀！我们一大早打农村来，扯了些布，回去还得坐车呢！：孩子继续哭闹着，我叫他们等着我，便急忙进玩具店买了一辆鸭鸭车送给了孩子。他立刻不再哭了。当那妇女还没有从惊讶中醒悟过来，我已经挤进了人群。后来我把这件事加以虚构，写了这篇小说……”
大地上的路是曲折的，生活的路尤为坎坷……
1956年，杲向真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同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正当她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奋发向前，在儿童文学这块园丁不多的园地上勤奋耕耘并有可喜收获的时候，她遭到了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就因为在1957年整风时，她对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意见，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虽未被补划为右派，却遭到了报复。
那时候，有口不能言，徒有一根舌头，她在党中央的身边，却找不到母亲。她永远不懂：“给领导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反党！我如堕五里雾中，我痛苦、茫然。从此，我背上了'反党'的包袱，羞于见人。在家庭里也抬不起头来，觉得委屈了孩子。我把自己和世界隔离起来，成了真正的孤儿。也从这以后，我变得更喜欢孤独和沉默寡言了。”
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创伤，但是她却不愿让自己年富力强的生命白白虚度。她常常自我安慰：“组织上是个非党员，可在思想上要做一个真正的党员。”在以后的几年中，她无声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话，业余时间她默默地创作着，先后发表了《在灰色的日子里》、《春夜》、《母婴篇》、《好秘密》、《你好啊，故乡》、《母亲》、《刃磨》、《快乐的小鸡》以及一些短诗、散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在创作上，她是一位从不满足的人；另外，让劳动的欢乐滋补伤痕，充实生命，给孩子们多写东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1966年，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起来。杲向真同许多作家一样，没有能避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开始，她被怀疑为漏网右派，曾经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随着北京市第＿批下放干部到门头沟区上苇甸公社黄土台大队劳动去了。那里是山区，黄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台上住了五十来户人家。台上的房屋随着起伏的山势而筑，重重叠叠，煞是好看。村庄四周环山，山上长满了果树，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云霞相映生辉。山涧有条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里的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冰车，在冰面上嬉戏，山涧荡满了笑声。
杲向真在这里劳动了十个月，同社员、孩子都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因此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谁家外出讨饭，抗日战争时谁在深山打游击，谁家的孩子差点儿掉进小塘淹死，谁家的小伙子结婚反对铺张；她知道，哪一块地的土质好，哪棵树结的苹果甜。她和社员一块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块儿躲在山岩后面笑着满天纷飞的碎石；一块儿提着篮子在密密的杏林里检杏核，淘气的孩子一边检一边把杏仁塞进她的嘴里；他们一块儿坐在场院里剥脱核桃的外衣，品尝甜嫩多汁的鲜核仁……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积累了生活。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刚刚进行大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一般学校的纪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不例外。开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组，协助宣传队工作。宣传队的工作都是抓打群架、破坏公共财产、偷东西、要流氓的学生。她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待”的都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学生，时时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或在楼道里大声喧嚷、奔跑的声音，她觉得神经紧张，心底惊慌。教学很难进行。所有的老师都为青少年担心，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在她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认真听讲，不少学生睡觉、肆无忌惮地说话、打闹、吹口哨、乱扔纸团，教室活像茶馆和酒楼。她生气，心里恼火，但不会训斥学生，只会说：“青春是美丽的，应该珍惜！你们混，混吧，将来看谁倒霉！”
“四人帮”的时代，是产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时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十分严重。那时杲向真住校，在夜里，时常被隔壁派出所里传出的呵斥、撕打、哭喊声惊醒。这种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学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到这个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组织她们读报或劳动，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这些女流氓总是有说有笑，快活之至。她厌恶她们，也怕她们。在看守期间，她总是躲开她们，坐在远远的地方看书，避免同她们说话。后来，这些女流氓给她起了个别致的外号叫“大学生”，大概她们认为她的书生气太足了吧！杲向真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一个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生活，为什么当时不和她们交'朋友'呢？了解她们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样跌进罪恶的泥坑，这些无疑会丰富我的'生活仓库'。”
她在学校呆了三年，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尝到当教师的辛苦，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
“四人帮”的覆灭，使她又获新生。她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园丁，又回到倍受摧残的儿童文学的园地，发表了童话《酒井》和儿童短篇小说《风雨中的小鹰》等，再版了《小胖和小松》（1960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集子收有《小胖和小松》、《春天》、《节日的礼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妈妈割麦子去了》、《太阳的翅膀》等九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的可爱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通过这些小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说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的生命才能获得社会的真正关怀、爱护和培育，孩子们才能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解放前写的《三颗流星》，揭露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摧残和迫害。她的其他作品还有童话（快乐的小鸡》（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小说《金桂》（196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杲向真的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题材，主要素材都是来源于平凡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她所写的虽然都是生活的“小事”，但却写得深刻、细腻，富有生活气息，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时代的一角。
她的作品故事生动，语言流畅、自然；所写的小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写得恰如其分和恰到好处；把幼年儿童外观的面貌眼饰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如实的描写出来，使一个个”小人物'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陈伯吹赞扬她用轻松活泼、明朗朴素、适合于儿童的风格、笔调，在描绘儿童生活、塑造儿童形象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杲向真一直是业余创作，而且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早先，她爱在荒野无人的小道上徘徊构思作品，可是这样的地方不多了。由于居住条件差，人多，不安静，她往往早起躲在洗澡间，在水磨石洗澡盆边上进行写作。星期日，她也去北京图书馆，或到龙潭湖边写作。她，像一位远征的战士，总是不停地跋涉着。
杲向真没有长时间深入生活的机会。但零零星星的时间，对她来说也颇为宝贵。1957年，她到北京自新路少年犯管教所几个星期，当时还和小犯人交了朋友；1958年建设十三陵水库时，在工地生活过两周；1960年在昌平苗圃生活两个月；四清运动时到过北京市大兴县农村……她没有到过国外，在国内只是因为学习或工作的原因，曾涉足南京、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天津：杭州等地……她写作，全靠日常的生活积累。平时她看到的、想到的——孩子们的思想、动作，虽是零碎的，片断的，她都从不放过，总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她曾说：“深入儿童生活，从儿童的生活和想象中去发掘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必须经常地、细心地体察儿童的生活，并且随时加以记录（包括儿童的心理、语言、动作、偶然发生的事情等等）。有时候，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不能构成写作的题材，但是这些材料的积累，对于丰富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成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爱好者，也喜欢经常记下一些自己的见闻。”（《点滴体会》，1959年《文艺报》第十期）她讲她的孩子小林，经常把一块木片插在皮带上当做手枪。有一天，他推开房门，一只蹲在门口的大花猫突然跑开了，小林立刻回过头来激动地说：“妈妈，大花猫怕我，它当我是解放军叔叔呢！”杲向真觉得儿子的话很有意思，就记了下来。在《小胖和小松》里关于手枪的细节描写和对话，就是由此得到的启发。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就像庄稼离不开泥土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她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但却习惯地积累了生活素材。
1979年2月，她从古城二中回到北京市文联，在《北京文艺》编辑部工作，恢复了党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她担任全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1980年5月起，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她把心交给了孩子，楔而不舍地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追求，用理想的光辉和生活的真谛编织动人的故事，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枫叶红似火》（1980年3月《北京文艺》）、《火牛儿打鼓）（1981年6月《人民文学》）、《第四个灾难》（1985年2月《十月》）、《山乡之恋》（1990年4月《小溪流》）、《老花匠和左邻右舍的孩子》（1992年7…8月《小溪流》合刊）等。1980年出版小说散文集《风雨中的小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中篇儿童小说《翠玉河传奇》。种子是不会辜负农人的赐予的，杲向真的播种也得到了可喜的收获。中篇儿童小说《喜梅和她的老师》1982年由《未来》发表，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宝井》（安徽人民出版社），小说、散文集《火牛儿打鼓》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低幼读物《快乐的小鸡》的续篇《咯咯和妙鸣》（198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小白兔上公园》（198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小狐狸奇奇》（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也是她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她也渴望安静，到西峰寺躲几天，完成她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之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耗子精歪传》（1991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小说散文童话集《采撷集》（1987年，新世纪出版社）和《幼儿文学选》（198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篇小说《翠玉河传奇》，写与世远隔的小小山村的人性人情与道德的完善。那个风光、人情具美的玉确角角，民风承传，上一代陶冶下一代，使之愈加淳朴。那里也曾有过两千年前的将军到现代的红军留下的传奇。路娃、根寄、耕石和老魁叔叔等人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传奇的创造者。有了“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的老一辈教诲，便有了“桃花园”的永恒，便有了人性美、生命力和理想精神的伟大延伸，这就是传统。
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写的是人们每日进行着创造着的生活和随时可以遇到的人。一条普通的小街，一个普通的大院，孙大山和他的养子虎子，赵有年和他的女儿赵娜，李奶奶和她的孙女小荣，女大夫岳军和她的儿子岳平及孤儿龙海生等等，他们一起构成这个大院的中国社会——真实而生动的生活画面。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性格，这一切又无不是那个社会连环套中的一环。赵有年自私、委琐、庸俗，岳军人格高尚。杲向真没有把人物脸谱化，她笔下的人物富有生命，准确而艺术地再现了生活，让读者认识时代、认识人生。
她的另一部长篇《耗子精歪传》是写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荒谬中走出来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故事，是一部现实感极强、让孩子们认识“文革”，认识社会和真善美、体察人生百味的佳作。
“四人帮”的灭亡，给苦难的祖国带来了春的消息；孤独、沉默寡言的杲向真，脸上露出了笑意。又强烈地燃烧起创作的激情，以伟大的母爱，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她曾感慨地说：“我哀悼那失去的二十年，但又觉得我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毫无所获的……”是的，她是有收获的，她的作品就是小读者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我将诗人金波在1992年赠她的诗抄录在此，也作为我对她崇敬之情的倾吐：
我感受到你的心
像平静透明的湖水
孩子的呼吸
荡起你心上的涟漪
孩子的笑容
给你的生命洒下光辉
你以心为孩子们写作
又以写作展示人生
读你的书
也读你的心
学会了写作
也学会了生活
1982年3月8日
1995年3月20日修订
菡子
阎纯德
一
可是要小心，不要模仿你们的前辈。尊重传统，把传统所包 含永远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区别出来——对“自然”的爱好和真挚，这是天才作家的两种强烈的渴望。他们都崇拜自然，从没有说过谎。所以传统把钥匙交给你们，而靠了这把钥匙，你们会躲开陈旧的因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