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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着宁君到了牛角沱，才发现我运来的席子，大都被人们拖去裹尸体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阵，什么也没说，转身又走，我得把宁君送回孩子剧团去，那里毕竟是乡下，那里有我们的组织管她。
我疲惫不堪地在街上走，一路上看到人们都拿着一卷卷的席子，在裹着路边的死人。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条条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两段，路边的树上挂着一些残缺的肢体，浓浓的血腥味混合着一团团黑烟四处飘荡。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是哭声，都是寻爹叫儿的哭声，我一边走，一边流着泪，这是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亲如骨肉的同胞啊！
这就是当时惊震国内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之后，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死亡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光是一九四○年六月的那次，被国民党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万人以上，被列为抗日战争中除了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之后的第三大惨案。
这段时间，也是我艰难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玉璧死了，竹栖也不在我的身边，雷忠厚从万县回来之后，按照朱德同志的嘱咐，联络了不少倾向进步的军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为奔劳过度，开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庆。我一个人驾着船在渠河上往来，市面上物价飞涨，敌机轰炸又成了家常便饭，我的船好几次都被打烂在滩头上，不是我赔人家的货，就是人家赔我的货。我没有了亲人，也失去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宁君到了孩子剧团之后，就随团到川北等地去演出。我心里挂着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还得想办法解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同志的生活问题。而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有好几次，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走到了化龙桥的红岩村。我坐在一个小茶馆里远远看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一坐就是好半天。我知道，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南方局，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陪都来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许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华蓥山战斗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将和红军会师的这支队伍。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走后我们华蓥山区惨遭大屠杀的情况吗？知道玉璧牺牲后我们像无娘的孤儿在到处找党吗？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只要进了那座小楼，就会有了亲人，有了温暖，中央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围上来，听我的倾诉，安慰我，说一声：“联诗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又只看见那座孤零零的小楼。对于长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工作的我，小楼显得陌生而遥远。竹栖临走时告诉过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同地区的同志不能同时开会见面，连吃饭也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来；还说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已经确定为长期隐蔽，一般都不再发展或接转组织关系。而我已经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好几年、还坐过牢的普通党员，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边，人家中央的领导们凭什么给我接关系？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老党员这么唐突地闯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怀疑……
有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了小茶馆。我知道在这里，到处都是特务，很多人从小楼里一出来就被跟上，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下落。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不能死，我的身后站着华蓥山那些铁汉一般的同志们，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天黑了，我在长街上踽踽独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由于我的过于谨慎，始终没能走进小楼，和正在寻找我们的南方局失之交臂。
一九四一年初，惊震全国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国民党对孩子剧团已经很注意了，郭沫若被迫离开了第三厅。陈诚想方设法要收编这个剧团，组织上只得秘密地将孩子们遣散。宁君哭哭啼啼地回到我身边，和我一起回了老家。
一回家，母亲就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竹栖来的。母亲还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有好几起人来找过我，母亲实在不知道我的确实地点，问他们的姓名又不说。我听了一下子坐在凳子上，心想该不是组织上派来找我的人吧？竹栖的信上只有两句话：“速来绵阳，有要事相商。”日期却落在半年之前。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事情有了着落。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可是我还是决定去。我知道竹栖是通了天的，他那里有组织关系，随便做点什么，都比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好。
半个月后，一青来了，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一直闷闷不乐的宁君一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他摆不完的龙门阵。晚上，亚彬挨着我，坐在油灯下，听他姐姐津津有味地说孩子剧团的那些小伙伴们。宁君说她们刚去的时候，到川北去演出，有一次几个女孩子坐在一家茶馆里，被好心的老板娘叫了进去，说：“你们这样舒舒气气的姑娘，怎么都穿草鞋呀？将来怎么好打发哟？”几个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的，说不好打发，我们就自己打发我们自己嘛。谁知出来，男孩子们一个个都不理她们，后来一个姓严的男孩子就在小组会上提意见，说她们不去向婆婆大嫂宣传抗日救国，反而谈怎么打发自己，真是好意思！
大家笑了一阵，宁君得意了，说：她在孩子剧团年纪虽小，可还总是受表扬。有一次在苍溪演出，她爬上高高的竹竿去挂大幕，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就立了个二等功！她还挺神秘地对我们说，在武胜演出的时候，一个小学教师悄悄把他们几个叫到屋里，拿出他珍藏的一颗红五星，说这就是红军留下的，我们这里的人都晓得红军是好人，你们也是好人……
我听着，不禁又想起当年在合川、武胜声震一方的刁大哥。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夜深了，我打发宁君和亚彬去睡了，自己好和一青说正事。
一青说：“诗伯呀，我爸爸给你写了信，就等呀盼的，还以为您……”
我说：“别说那些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摇摇头说：“没干成，我爸那个人，太那个，又暴露了。他那么大的一个官，管了四个县的地方军团，却成天穿着士兵的布军装，亲自带着那些民兵一起跑步操练，一边跑还一边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唱这样的抗日救亡歌曲！这就算稀罕的了，可是他还带着士兵们到江油城里去扫大街，去运渣滓，引得县城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都说林团长这样的官，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像我们这里那些只晓得盘剥老百姓的狗官……这不就得罪了好多人了吗？后来上级派个领导同志来，掩护身份是给他当勤务兵。可是他却对这个勤务兵太客气。人家给他倒洗脸水，他不让，给他倒洗脚水也不让，那些本来就嫉恨他的地头蛇们就放出风来，说这林团长倒是挺体恤下情的啊？哼，放着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人不用，却去外面找些思想左倾的人来当官，总要出事的！你看看，本来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事情都有了些眉目，派去的几个党员和十多个基本群众也已经开始了生产，可是这样一来，我爸又被省政府撤职查办了。”
我叹了一口气。竹栖这个人啊，太厚道，这既是他的优点，又是他的缺点。这么一件大好事，就这样失去了机会，真是太可惜了。要知道这事若是成了，我也不至于……一青说：“诗伯，你别急，天无绝人之路嘛。这回我爸说的还是请你去当老板，只不过是船老板换成了板车老板。你还记得邓伯成①这个人吧？”
我点点头说：“记得，当年余家场事变，就是他设法给你廖伯伯送的信。”
一青说：“当时杨森听说是他走漏的风声，也要抓他，结果他跳墙跑了出来，就到了绵阳。我爸这次到绵阳找到了他，在绵阳的‘民食供应处’找了个事务课长的职务。官虽然小，可是道法大，管着涪江流域各县的军民粮食，还负责这些粮食的外出运输。我爸就向组织上建议，可以利用这个运送军粮的机会，一来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一批工人骨干，将来一旦有了动静就拉出来打游击；二来也可以掩护很多同志的工作，还可以为组织上筹集活动经费，很有干头。现在组织上都同意了，爸爸叫我来问你去不去？”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说：“去呀，只要是组织上说的，为什么不去？”
一青又说：“组织问题，我爸也为你做了工作，江油县委已经决定为你接上工作关系，以正式党员的身份参加这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对一时掉了关系的同志采取的特殊措施。”
我听了，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皖南事变”之后，四川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进入了潜伏期，没什么活动。可是竹栖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挂着什么，对于他，我真是无以回报啊。
板车老板
第二天，我就忙着收拾，四处奔走。先是去和清浦和辉同告别，说好了那边若是有了什么着落就和他们联系。接下来又是清理货物和财务上的往来，还决定把宁君和亚彬一起都带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得跟我学着干点事情，不能老让他们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
走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和亚彬坐汽车；宁君让一青搭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来是他们俩愿意，二来也是为了省两张车票。再说一青这孩子骑车的本事好，不会出事的。我们从岳池经南充、遂宁、三台，整整走了四天才到绵阳。见到竹栖，叙了一夜的旧，第二天就去见邓伯成。邓伯成向来很佩服玉璧，和竹栖也熟，对我的情况很清楚，见了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笑，就商量怎么运送军米的事情。
当时正值成都“抢米风潮”之后，国民党滥发法币，成都也是物价飞涨，正月里的一担米才四十元，可是到了七月就涨到了九十多元。工商百业纷纷倒闭，失业的人多得很，有点什么活都抢得厉害。第一批由乐至到遂宁十二万担军米的运送就要开始，我们得很快找到大批的工人，否则就可能被人家抢了去。当时和官仓打交道的这种活路，必须由正儿八经的运输行出面来接，可是我不愿去投靠那些运输行，干那种既担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的事情。于是决定又像当年在重庆开服装店那样，由我们自己组织个运输行来干。
我将亚彬安排在绵阳读书，由竹栖和一青照顾；又匆匆到了成都，让宁君去考上了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自己就打扮成一个老板娘，到文殊院外面的一个小茶馆里去吃茶。这里是成都板车行谈生意找活路的“窝子”，到处都是人，有的整天都泡在这里，还是找不到活干。不到两天，我的身边就集聚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一批成色不错的胶轮板车，随时听候调遣。
从接受任务算起，前后不到十天，我就把和工人们签订的协议拿回绵阳。竹栖和邓伯成都大吃一惊，老邓说：“我这两天正在着急，政界军界里的好多头面人物听说了我这里有这个美差，不是来条子就是来人，又是送礼又是送红包的，我和竹栖正担心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可就没办法拖延了，只得把这好差事拿去换酒钱咯！”
我们把运输行定名为“联昌”运输行，我来兼管全部业务，奔走于成都、绵阳和各地之间。当下就由绵阳的民食供应处开了一个介绍信，又由邓伯成给乐至粮食仓库的主任兰可甸去了一封私函。我拿着到了乐至，没遇一点麻烦就把一份运送十二万担军米的合同手续办好了。我立马赶回成都，一天之内就集合了八十辆板车，星夜赶到乐至。
正在库房装车，就有一个穿长衫子的人走过来，自称是乐至运输公会的张会长，愣眉眼地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没听说各行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没加入我们板车行公会，就要在这里找饭吃？”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这军米原来都是他们运的，因为出了不少纰漏，又因为竹栖他们做了工作，这碗饭才被我抢了过来。我说：“您先生没听说过吧？这是军粮，军粮和民运不同的。我们都在绵阳邓主任那里入了公会的，不信你问问兰主任。”说完就不再理他，招呼大家起程。
人人都说下力人苦，只有干上了板车这一行，才知道最苦的就是他们。当时的四川，是军粮和壮丁的大后方，这运送军米的事情一点都耽误不得。不管天晴下雨，工人们都要在路上走，一部车装一两千斤米，配上两三个人，还得一路小心。其中有一段路，太烂，我多次叫县里修，他们都不理，结果刚上路不久，我们就有两部车在那段烂路下陡坡时，侧边的边杠拉不住，车子七歪八扭地冲下来，压死了我们前面的两个拉中杠的工人。为这事我叫工人们把死人和车子都拉到乐至的县衙门前摆起，最后硬是叫县里出了一千块钱抚恤金才罢了。
不过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拉壮丁。当时四川城乡各个保长手里都有送壮丁的任务，大多完不成。而我们的板车工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家里多有老小，常常走在路上就被拉了去，一去就没了音信。于是我就将他们编成组，二十部车一组，选出一个人来负责，不能有掉队的。接着我又去找乐至的县长赵永林，说：“赵县长，我们运送军米，可是抗日的大事，要是工人们被拉了壮丁，你可是要吃官司的。你得给我出个布告，不准沿途的保长们拉我的工人。”
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哪有这样对县长说话的？赵永林半天没回过神来，第二天城门上就真的贴出了布告。
可布告归布告，没出几趟车，我的工人在乐至和遂宁交界地方，就被拉了好几个。我对领头的工人蒋林桂发脾气说：“不是叫你们大队人马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吗？”蒋林桂说：“陈大姐，陈老板，我们这么多的人，总有个先后嘛。我们走在前面，他们专门拉后面的人，一来就是十多个高高大大的打手，腰里还别着硬火①。这次我专门让曹大哥断后，可是要不是他体质好挣脱着跑了，连他也被拉了，你说我们这军米还运不运了？”
我一听，就径直往外走。蒋林桂连忙拉住我说：“天都黑了，你到哪里去？”
我说：“天黑了正好，我到赵县长家里去，他要拉我的工人，我就要他在家里也不得安生。”
来开门的，是赵家的佣人，问我找谁。我刚说找赵县长，就听见里面有人在问是哪个。我一把推开佣人，就直闯进了房间。正在床上吞云吐雾的赵永林没想到会是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赵县长，你堂堂一个县长，说话总要算数嘛，大布告上明明说的不拉我的工人去当壮丁，怎么下来又偷偷摸摸地拉呀？”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谁拉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工人从乐至到遂宁，走那么长的路，怕是他们遂宁的人干的事吧？陈老板，我赵永林是那种不识大体的人吗？你看你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来说了一声，我就专门出了布告，这周围团转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人啊，还是要知足，不要动不动就到处支使别人，我好歹还是这里的一县之长嘛。王妈！二天来人要问清楚，不要随便哪个都放进来，办公事自有办公事的地方，有话叫他们都到办公室去说……”
没想到这一仗，我竟然输了，因为没有拿到证据，输在了这个老奸巨猾的赵永林手里。我气冲冲地回来，对蒋林桂说：“下次要是再来拉，你们先给我把人绑起来，然后给我来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十天，我的人又被拉了。等我接到电话赶到，那个姓何的保长正被工人们五花大绑地绑在那里，等候发落。
我坐在乡公所的竹椅子上，问他知不知道县里出的布告。那家伙把脖子一昂，不答话。我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觉得奇怪，就说：“布告上说得清清楚楚，拉了板车工人以破坏抗战论处，你知不知道啊？”
他看了我一眼，还是不说话。我站起来往桌子上重重地一巴掌：“这何保长看样子是没把我们运军米的放在眼里，干脆把他丢在这板车上，拉到成都去游街，然后押到省政府去报案，以汉奸论罪，枪毙！一个小小的保长就敢这样无法无天的，我们还敢运送军粮支持抗战吗？”说着几个工人就七拉八扯地动了手。
这一下，那姓何的才怕了，一脸发青地直说：“我不敢了，不敢了，县里给我们下了这样大的数字，我们实在是到处都拉不到人，就只好来拉你们的……”
我说：“怕没有这样简单吧？你就不怕我们去告了县长，治你的罪？”
他又支支吾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