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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杂志发行人，创建了《时代》、《财富》和《生活》杂志，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有势力的人之一。
鲍林担任过美国化学学会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这一团体会向他表示祝贺，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国化学学会的学报对得奖的事冷眼相看，实际上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仅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隐隐约约地提到了这件事，
鲍林对许多人不约而同采取的冷漠态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样，咽下了这口气，行动上显得很爽快，装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很不平静。得奖时喜出望外的心情，很快就为失望忧郁的情绪所取代。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人们对这一消息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鲍林的心。对此，他迅速然而是有点莽撞地作出了反应，并且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离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好一星期，鲍林在他的梅德尔寓所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摄影机不停地转动和摄影时发出的咔嚓声中，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的声明：他将要请假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职。这一中心位于圣巴巴拉市，是专门研究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口否认他与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存在着“裂痕”；他说，他到另一个地方谋事，反映了他个人权衡轻重之后的选择，而且在得奖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布提问结束，请各位记者退场。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里奇的言论刚刚见报的时候，鲍林就通知化学系主任罗伯茨，说他打算永久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不无遗憾”，他在给罗伯茨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毕竟与诸位同仁在此度过了41年多难忘的岁月。”——罗伯茨赶紧向杜布里奇转达了这一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曾经有些不大了解内情的人试图出面调停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鲍林——甚至鲍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亲自出面劝他留下来——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正想一劳永逸地拔去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愿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除了鲍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数人之外，鲍林的记者招待会使学校里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学系大多数人，包括与他在一起干了四十年的人在内，都是从报纸上得知他要离开学校的消息的。接着，化学系迅速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鲍林请在他的研究项目中工作的人放心，他们一定会得到照顾，他已经作好安排，让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经费用完为止。
随后，突然间，他的人就不见了。
学校里多数员工都感到愕然。杜布里奇却不动声色，一切照常在运转，似乎鲍林从来就没有在学校里工作过一样。他除了简单地敷衍几句，代表学校对鲍林的声明表示遗憾外，没有作出任何别的反应。几个星期以后，德尔布吕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几位同事——这些科学家清楚鲍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价值，并且支持他反对核试验而进行的活动——设法诱使鲍林回来参加一次小型的聚会，庆祝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聚会是在科克霍夫实验室和教会实验室间的平台上进行的，与鲍林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时举行的盛大庆祝会相比，确实有相形见细之感。许多生物学家到场了；相当多的化学家却没有露面。与会者都装出了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但整个下午都笼罩在黯然神伤和若有所失的气氛中。对鲍林是如此，对加州理工学院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鲍林从加州理工学院离职后几个星期，一直忙着搬家前往圣巴巴拉的事。他还告诉美国化学学会，他要退出该组织。
尽管媒体作出了消极的反应——也许正出于这一原因——鲍林现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够在化学领域之外找到谋生的岗位。合众社投票将他评为1963年科学界的头号新闻人物，和平运动人士则鼓励他竞选总统的职位，至少是参加参议员的竞选。
鲍林仍能确保自己是一位媒体关注的人物。4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了纪念国家科学院百岁华诞的庆祝大会，鲍林又在会上出风头，公开抨击肯尼迪新近宣布派人登月的计划。他将这一登月计划称作为一项“可鄙的”举动。他说，用于回答一个有关月球的问题所需的金钱，可以用来回答成千上万个有关人体健康的重要问题。《华盛顿邮报》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讲话。鲍林这篇讲话有可能给国家科学院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投上阴影，为此，第二天，大会主席弗雷德里克·西兹感到有必要找一个机会让鲍林与记者分开。他将鲍林拖到一个房间里，向他说明，在这样一个专门用来庆祝科学成就的场合，无论如何要避免对政府作攻击。鲍林同意，为了科学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说话。当他们回到现场时，一位记者问起，“西兹博士有没有训斥您一顿？”鲍林看了他一会，笑了起来，反过来问，“谁敢呢？”
人们可以鼓励他去干什么，但谁也不能指手画脚强迫他。62岁之际，鲍林开始离开他干了40年的行当，向他亲自设计和筹建的实验室告别，辞去了他曾担任过主席的专业学会，从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就是他对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许多人眼里，鲍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来的十年中，他将过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见奥斯陆
1963年余下的日子里，鲍林夫妇仍然是忙忙碌碌的。爱娃在圣巴巴拉跑遍了大街小巷，终于在环境幽静的蒙特希多地区热泉路上找到了适合他们居住的一幢小屋。房前是一个漂亮的花园。于是，他们开始制订搬家的计划，两个人决定，他们在帕萨迪纳的房子将不拿到市场上出售，而让琳达和卡姆搬过去居住。爱娃和鲍林还与一位建筑师谈过，他们希望在鹿寓牧场造一幢新房子。此外，他们又忙着准备在12月份出访挪威，去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
11月下半月，鲍林和全国人民一样，得知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几天之内，一切事情都停了下来。在国际政策上，尽管鲍林与肯尼迪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仍然赞赏这位年轻总统办事果断的作风，赞赏他邀请自己到白宫作客的宽阔胸襟，赞赏他明知有意见分歧而仍对他以礼相待的潇洒气度。“我喜欢肯尼迪，”鲍林后来说道，“尽管我与他曾经吵过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次讲话谈到世界和平的事业，鲍林总要主动赞扬肯尼迪在签订禁试条约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鲍林一行抵达奥斯陆时，肯尼迪暗杀事件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鲍林一家从飞机上走下，一群记者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员上前迎接，唯独不见美国官方的代表。美国使馆借故说，他们正处在悼念总统的悲哀中。然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诺贝尔奖得主的祖国不派代表去迎接他们得奖的公民来挪威领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加纳·贾恩感到很恼火，然而鲍林却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是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战姿态，他已习以为常了。
鲍林在周围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喜笑颜开地告诉大家，他的四个孩子和孙子莱纳斯三世也一起来了。他们打算在三天的时间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观看火炬游行，聆听一系列演说。
颁奖仪式是在奥斯陆大学的节日大楼里举行的，到场的人很多。鲍林在领奖时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荣誉也属于爱因斯坦、罗素和“其他成千上万”为和平事业辛勤工作的人。结束时，还特别提到，有一个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人有权与他共享这一项奖励：爱娃·海伦。“在争取和平、反对压迫的斗争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并永远鼓励我前进的伴侣和同志，”他对在场听众说。“我在这里，代表她，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庆祝活动过后，鲍林一家没有马上回国，他们又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进行了观光和旅游。他们在奥斯陆与朋友们一起过了圣诞节，欣赏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风光，然后到达哥本哈根庆贺新年。1月初，他们飞回纽约。此时，全世界和平人士总算找到了时间组织一次集会向鲍林致意。这次活动是由罗素、库辛斯、施韦策和另外几十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的，地点是在游艇饭店的大舞厅。大约有三千人到会，其中有来自匈牙利、锡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度尼西亚的大使，还有来自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巴西、苏联、以色利、印度和挪威的官方代表。这么多人济济一堂，听到了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科马吉将鲍林比作为一位古雅典公民。他说，这些古雅典公民像鲍林一样，“懂得幸福的秘密在于自由，自由的秘密在于有一颗勇敢的心。”那一天晚上，鲍林用他的诺贝尔演说词将会议推向了高潮，结束时，会场中长时间响彻着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是激动人心的宏大场面，但是，经过漫长的旅行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对体力可是个考验。鲍林像年轻人一样处处显示出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在这次集会以后，又在美国东部拖着疲乏的身体作了一系列讲演——但是，没完没了的活动，生活的沧桑造成情绪的紧张，终于把他拖垮了。有一次，寒潮袭击纽约，鲍林夫妇不得已在雪地里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馆，两个人都得了感冒。等到他们结束讲演的旅程时——他们每到一处都要会见许多人，并且喜欢看到有大批热情的听众——感冒已经转化为严重的鼻炎。
2月份，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此时，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生病了。接下来，又开始张罗着搬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圣巴巴拉
“我们忙死了，”爱娃在1964年夏天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许许多多事做完。再说，搬家移居圣巴巴拉，任务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艰巨得多。”爱娃刚刚将东西搬出梅德尔寓所，琳达和卡姆就搬了进去。孙儿孙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来来去去的人，一切都乱作一团糟。到了圣巴巴拉，将鲍林的书和个人物品一样样塞进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此外，他们还得制订出在牧场建造新房子的规划，到许多地方去讲课，尝试着在一个新的小镇上定居。
诺贝尔奖带来的热闹场面开始平静下来。鲍林夫妇发现，圣巴巴拉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在洛杉矶，他们培养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们的后盾，在此则一时还找不到那么多的支持者；洛杉矶是一个特大型都会，而在这个孤城小镇上，不免有些闭塞沉闷的感觉。“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爱娃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十分想念所有的老朋友。”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与鲍林原先的想象也不一样。这一机构是福特基金会为共和党创办的，宗旨是“促进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的原则”。为了实施这一比较含糊的纲领，该中心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推出了若干出版物，并且召开过几次正式的会议。
换句话说，口头上已经谈论得很多了。鲍林之所以对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兴趣，原因就在于这一机构是由哈钦斯①领导的。哈钦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一位受到鲍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鲍林曾希望利用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终将各方面力量集结在一起，实现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的体系，借助于这一体系，就像科学家回答自然界问题那样，回答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一个个问题。他本人就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我所设想的战略步骤是：（1）分析世界性问题；（2）确定一些基本的问题或了解遵循的原则；（3）讨论这些原则并决定其取舍（决定采用的原则就将构成一种道德的体系）；（4）运用这一体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这类定理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应当采用的结论。”
①哈钦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1929—l951），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员主席（1943—1977），批评美国教育过分专业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传统，捍卫艺术自由，反对教师作忠诚宣誓。
这是一种宏大、乐观然而又过于天真的设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远无望实现的。他们抵达圣巴巴拉后不久，爱娃就担心丈夫将会发现这个中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哈钦斯是一位聪明机智的人，”她写道，“但我认为他考虑问题还相当浮浅，他给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聪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到的。”
几个月以后，鲍林开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论道本身没有错，但应当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轮又一轮的高谈阔论，除了研讨，还是研讨。“我对研究中心的不满意见是，”他说，“唯有连篇累犊的空谈，不见可以采纳的结论。”
鲍林除了从事政治活动外，还打算继续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无用于实验的设施，又无资助科研的先例。鲍林在申请研究资助时，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举例来说，1964年，自然科学基金会迟迟不批鲍林要求资助的申请，理由就是他没有实验室；他属于研究中心，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考虑，根本挂不上钩。自然科学基金会征求奥本海默的意见，他回答说，鲍林人非常聪明，“但建议给予科研的资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于是，鲍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时间里，位于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分校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从前的一位学生弗雷德·沃尔，刚被任命为该校化学系主任。沃尔认为，能招幕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到系里工作，即使是兼职，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尔很快就提议让鲍林在系里担任一个辅助性的职务，并且拟写了一份自认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荐书，逐级上报校方审批。
沃尔万万没有料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竟然否定了这一提议。沃尔在鲍林面前不无尴尬地说，看来，考虑到鲍林的政治活动，要让他在圣巴巴拉分校谋事，可能会引来很大争议。鲍林马上写信和打电话给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凯尔，请他决断。沃尔记得，凯尔的几位校董——也许，他们对鲍林当年在忠诚宣誓的争议中在总校的作为仍然记忆犹新——声称，除非他们横尸地面，他们才会让鲍林在加州大学某一分校任教。这位总校校长就这样把事情搁下了。
鲍林对沃尔说，从此之后，他绝对不会再踏进加州大学的校园。
圣巴巴拉的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
不过，鲍林虽然成了圣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爱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后出访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此时，爱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运动人士，她一个人前往荷兰海牙参加妇女和平大会。在机场，她耽搁了很长时间，当地一位官员对她说，“他们不欢迎游行示威者，”因此不让她入境。无奈之中，她只得打电话给留在美国的鲍林，鲍林又接通了在华盛顿的荷兰使馆的电话，对方弄清了情况，爱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里，两个人都忙得很，有许多事情要干。鲍林花了很多时间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之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这是一项目标非常广泛的建议，旨在改变美国社会，使之适应于在武器、自动化和人权等方面新近取得的进展。这一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所有美国人都享有不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资，对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等等。这个建议公之于世后，有些人攻击它是“左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好走极端的经济理论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则根本就未将其当回事。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败的又一例证。
在业余时间里，鲍林夫妇曾经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没有成功；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和研究与肯尼迪暗杀事件有关的资料。根据有关证据，鲍林确信，这次谋杀是由一帮得克萨斯实业界人士、右翼分子和亲约翰逊的支持者策划的。此外，他把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和谈论一个新问题：越南问题。
“我说不大清楚我们为什么马上要做那么多事情，也许我们总认为自己应当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对，”爱娃写道。“不过，我也吃不准这种想法对不对。”在这一阶段里，她在信中不断提到，她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