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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总统竞选期间，总算显现出唯一的闪光点。这倒不是因为约翰逊赢了——“有人说，约翰逊当了总统，但赢得选举的是戈德华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爱娃写道——而是因为鲍林得到了两千五百张要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选票。
接下来是不很愉快的两年。鲍林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人出外访问和工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了。他们两人关注的焦点已从禁试问题转向越南战争。鲍林谴责这场战争不但违反宪法——他的论点是，约翰逊未经国会宣布就进行了战争——而且是没有必要的。1965年2月，研究中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名为“世界和平”的活动，鲍林在会上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政策。会后，他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书，支持立即停火并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十名在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八名在呼吁书上签了字。鲍林将这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呼吁书寄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然后还试图充当调停人，将胡志明的回信转交给约翰逊。但是，白宫并没有理会他所作的努力。
鲍林现在仅有的科学工具就只有笔、纸和计算尺了。1965年夏天，他又转向纯物理学，研究有关原子核结构的一种新理论。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是用原子建筑师的观点开展研究工作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为“紧包装球子论”，用他描述晶体结构时所用的方式刻画了原子核结构。考虑到有关的尺寸和电荷分布的情况，他将原子核看作为逻辑上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一团微粒。他还试图将20年代关于晶体学总结出来的一套鲍林规则沿用于核物理。虽然这对现有理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简化，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新突破。因此，当这一结果在1965年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时，仅得到一些物理学家非常勉强的认可。
1966年2月，鲍林庆祝了66岁生日。此时，他的心情越来越烦躁，精力也越来越分散。他既没有研究的助手，又没有具体的课题，政治上也没有引人注目值得全身心投入的斗争。
但是，在其他一些领域里，他却发起了几场斗争，法庭又准备受理他提出的几起诉讼。有几个案子在前几年就已不了了之了。比方说，在他协助上诉的第二个案子中，被告是国防部，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64年中，最终审定原告根本无资格提出这一场诉讼。
此外，几宗要求赔偿的案子仍然费去了鲍林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其中有两个案子是鲍林向贝林汉姆创办的报纸和赫斯特报业集团分别提出控告的，最后的结果是庭外解决，鲍林只得到要求赔款的一小部分——3。5万美元，而原先要求数为100万美元。另外有两家报纸，一家是圣路易斯的《环球民主党人报》，另一家是纽约的《每日新闻》，打算与鲍林在法庭上相见。经过多年的准备，两个案子终于开庭审理了。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唇枪和舌战，最后却以有利于报纸的判决告终。
鲍林对两案的判决不服，准备上诉，因此，又花了几个月时间与律师交谈，提供证词，搜罗证人等。这对鲍林、爱娃和许多朋友都是一件累人的事。大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乘飞机在各地奔波，一而再三地证明，根据他们的观察，鲍林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决不是共产党员。《每日新闻》一案一直到1965年才结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复议不利于鲍林的判决；《环球民主党人报》一案历经波折，拖到1966年才开庭复审，但最后结果无疑仍然偏袒报纸一方。
不过，鲍林提起的诉讼——或者扬言要诉讼——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时候，他发出威胁，声言要控告报刊业主，报纸往往会发表更正启事或者收回言论和声明。鲍林虽然在法庭上输了，但报刊的老板和编辑总算尝到了鲍林的滋味，要是他们胆敢使用错误的语言来伤害他，他这个人就会不惜工本在法律上与他们周旋。正是由于鲍林这种好斗的性格，一些重要传媒在描绘他的政治活动时，就不得不收敛一点了。
鲍林仍然不断地与人打官司。1963年，他雇用了里诺市的一名律师，控告《内华达卫报》这家反共小报。该报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重弹布登兹的老调，诬陷鲍林是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1966年，经过几年时间开庭以前的准备，鲍林和迄今他感到最为机灵也最难对付的对手威廉·巴克利一起，走上了法庭。
22 飘泊岁月（二）
巴克利，沙利文，“同伙人”
巴克利是依仗一些爱挑衅的自由主义人士和他们的改革起家的。他创办了反映保守派舆论的刊物《国民评论》，表明保守主义也有令人快乐的地方：机警，辛辣，思想深邃，等等。尽管这份杂志的发行量很小（即使在60年代中期，掏钱订阅的基本读者也只有10万左右），但巴克利的影响却比这要大得多：他在公众面前挥洒自如，不时地流露出在耶鲁大学的熏陶下那种特有的尖刻和辛辣，在辩论中可以无情地将对手剖析得体无完肤。因此，到60年代初，他已成为右派的一名首屈一指的代言人。
从1957年起，鲍林成了《国民评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鲍林为了征集到许多人在他的第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到处奔走和活动，为此，这家刊物的编辑将他称为“老练的同路人”。在以后的五年里，这家杂志嘲讽鲍林使用了“遗传学胡话”来为他的禁试活动辩解，称他将核试验的危险吹得“神乎其神”，他是一个‘冲了邪的疯子“，是”骗子和说谎者“的代言人，云云。
鲍林对一切都未予理会。可是，到了1962年7月，他在《国民评论》上读到一篇名为“同伙人”的社论，将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归并为信奉亲共路线的同伙，社论编辑将鲍林污蔑为“苏联政策的吹鼓手”，多年来“利用自己的名誉、精力、声音和文字一而再三地为苏联人献媚和效劳”。
多少年来，《国民评论》说了不知多少比这还要难听的坏话，但是，这一次，鲍林的态度改变了。1962年夏天，他在白宫前示威后几个月，鲍林在和平运动内部受到一些人日益严重的排斥，这些人将他视作激进好斗的人，认为他的禁试热情过于招摇了。这一次，他对巴克利的冷嘲热讽之所以不能容忍，可能是因为他情绪处于非常沮丧的状态，也可能是因为刚好碰到这样的时机：1962年，他的几宗要求赔偿的诉讼进展顺利，他感到，上法庭似乎是杜绝对他的活动进行歪曲报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1962年8月，巴克利收到了鲍林的律师米歇尔·列维·马塔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要是不在报上为“同伙人”一文作出更正和道歉，鲍林将以“恶劣诽谤”的罪名向法院起诉。巴克利将这封信转交给该刊的出版人威廉·拉什。拉什回函称：“鲍林要是认为《国民评论》对他进行了诽谤，那就大错特错了。《国民评论》杂志谁也不认识鲍林，甚至谁也未曾与他谋过面。”拉什还说，他们的杂志乐于更正任何不实之词。几个星期以后，《国民评论》又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社论，标题是“你是否受到了莱纳斯·鲍林的控告？”。文中提到鲍林已经“搬出了他的律师们……看来是要花一点时间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是鼓吹与敌人合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是要诋毁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这篇社论唯恐人们还不能清楚这家杂志的立场，结尾处又严词批评了那些与鲍林达成庭外解决的报刊，称他们“也许是过于懦怯了，不敢奋起反击一位名声很大的同路人企图威胁舆论自由的猖狂举动。”
阵势已经摆开，双方律师开始了紧张的准备。1963年1月17日，鲍林的起诉得到受理：他要求巴克利、拉什，还有社论作者、〈国民评论〉高级编辑本哈姆，赔偿100万美元，因为他们的恶毒攻击给他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公开场合，巴克利装出了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国民评论》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不受任何人骚扰的权利，”这一案件公之于众后，《国民评论》发表的一篇社论这样说。“本刊决不会被一个爱打官司的公众人士所吓倒，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令人清醒的话来说，此人‘多年来已经证明自己随时准备与共产党合作’。”
然而，巴克利在内心深处却惶恐不安。此时，鲍林打官司的成功率还是较高的：他在两个案件中达成了庭外解决，在其他几个案子中也迫使被告收回和更正了有关的言论。鲍林一次也没有输过。《国民评论》是一家小本经营的杂志，如果判下来的赔款数接近于100万美元，那么杂志在竞争中就要被淘汰出局了。单单是涉及到的法律费用就很成问题。
但是，巴克利认真研究了鲍林所写的文字，最后决定与对方奉陪到底。他与拉什和本哈姆碰了面，认为将鲍林称为“同路人”的根据就是鲍林本人的经历，这与“将杜鲁门称为民主党人是一样的道理”。如果鲍林想在这一点上争论，那么他将随同一批善于论争的高手一起接受这一挑战。
律师们花了数月时间就技术问题作了精心的准备。等到鲍林即将在案中宣誓忠诚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正式宣布了——这对巴克利一方是不利的因素——一直要拖到1964年初从奥斯陆归来后，鲍林才能去纽约当着律师们的面出庭了。于是，法律准备的时间又增加了几个月。1965年，一名法官接受上司指派将双方准备的材料分档和清理，致使双方原本希望得到对方背景材料的打算全都落空了。
这一拖延对《国民评论》倒是有利的。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一起名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的重大诽谤案进行了判决，使美国适用于诽谤的法律依据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为了保护正常的公开辩论，审理沙利文一案的法官们辩称，评判一个人是否受到诽谤的标准，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应与普通公民有区别。比方说，一家报纸将参加竞选的一名侯选人说成是“笨蛋”，就不算是诽谤——对于普通公民，就可以认为是诽谤——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这样称呼出于“实际的恶意”，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也得由有关说法的虚假性或故意隐瞒真相的事实来界定。
对沙利文一案所作的判决，使政治家在诽谤诉讼案中取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当然，仍有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就是在选举的范围之外，对文艺界明星、议会外从事游说话动的说客或者像鲍林那样的著名人士，上述裁决原则是否适用呢？
鲍林关于诽谤的诉讼，特别是《国民评论》一案，就其动机和鲍林的形象而言，有助于界定沙利文裁决原则适用的范围。在沙利文案作出判决以后，《国民评论》的律师马上争辩说，根据这一裁决原则就可驳回鲍林的申诉。但是，法官却不能断定，鲍林一定有资格算作为公众人物，因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随后，1965年秋天，巴克利竞选纽约市市长，他认为应当易地审理这一个案子，认为在曼哈顿审理保证不了公正，因为媒体对他的竞选活动所作的报道“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这样，这一案件又再次被拖延。后来，这家杂志试图利用它正在斗争的另一诽谤案加强自身在鲍林案中的地位，因为那一个案子已以原告失败而告终。于是，鲍林案就进一步拖延了。
1966年3月，这个案子终于摆到了陪审团面前，有关各方都已厌倦了——双方的辩论断断续续拖了六个星期，厌烦情绪随之也进一步滋长。以梅塔为首的原告方律师谨慎入微，以至到了可能引起审案法官塞缪尔·西尔弗曼反感的地步。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表明鲍林原先享有良好的声誉，甚至还请爱娃到场，出示装满了整整一箱的奖状和奖章——其中包括鲍林的两个诺贝尔奖——梅塔将这些物品递交给法官和陪审团。鲍林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其中包括25个左右的学位，都在法庭上一一宣读并记录在案，鲍林本人站在原告席上的时间长达十小时。在检验他的背景、成就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直视着陪审团成员。“在我与有联系的团体中，都没有我知道或怀疑是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人，”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本人不但一无所知，而且毫无兴趣。”他作证说，《国民评论》的一些社论在很大程度上对他的经济收入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事实上，1962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资未得到提升，而且他在账面上的收入还略有下降。他还举证称，他受到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和其他一些人的冷落，《国民评论》的社论损害了他的自尊心。
《国民评论》的律师在答辩时，同样费尽了心机，同样使用了好几天时间，不厌其烦地陈述了鲍林与左翼人士联系的历史，并且引用了国会进行各种各样调查得到的结果。他们表明，鲍林在几年里的总收入并没有下降；如果算进他得到的奖金，还有所增加。鲍林的律师提出了许多反驳的意见，一再打断被告的证词，以至西尔弗曼都失去了耐心。“如果陪审团还要听完双方其余的话，”这位听了四周时间作证已经倦容满面的法官说，“请记住，那就是4月1日了。”
这样又过了两星期。法官西尔弗曼实在听够了。《国民评论》方提出一项新动议，要求引用沙利文裁决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西尔弗曼表示赞成此动议，使鲍林方感到很震惊。西尔弗曼说，他现在已经充分听取了双方的陈词，可以作两点判决：鲍林是一位公众人物，适用于沙利文裁决原则；《国民评论》并没有故意回避事实真相的举动。根据沙利文裁决原则，事实上的诽谤不成立，因此，不能作出有利于鲍林的判决。“鲍林博士由于帮助自己所信仰的事业而提高了自己的声誉，”西尔弗曼对陪审团说。“我只不过认为，这样做也就限制了因名誉受到诽谤而在法律上作补偿的要求。也许，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为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作出的又一次牺牲。”
法庭命令鲍林支付《国民评论》一千美元的法律诉讼费（这家杂志雇佣律师总共花去的费用超过五千美元）。陪审团随后就宣布解散了。
鲍林简单地说，这一结果使他很“失望”，然后就让他的律师离开了。后来，他又请了一位更好的律师来帮助上诉，就是高级律师路易斯·尼泽。尼泽手下的律师小组开始时感到悲观，但鲍林热情地鼓励他们好好干，认为有可能推翻沙利文裁决原则适用于本案的结论，因为鲍林并不是当政的官员。于是，律师小组同意把这个案子接下来。
但是，西尔弗曼对鲍林案所作裁决的合理性，得到了其他法庭为另外一些案子所作裁决的印证。在那些案子中，有关的公众人物也不是政治家。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沙利文裁决原则作了更加广泛的解释。等到1968年春天尼泽最终将鲍林的上诉送到法院的时候，这已经成了明摆着一定要输的事。在鲍林控告《环球民主党人》和纽约《每日新闻》的两宗名誉诽谤案中，沙利文裁决原则也成了他败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国民评论》用了整整七页的版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为读者再现了案件审理的经过。巴克利的杂志不仅在鲍林的威胁面前渡过了难关，而且比以前更加神气活现了。
自此之后，鲍林被沙利文裁决原则解除了武装，再也没有提起名誉诽谤的诉讼。
分子矫正疗法
鲍林在名誉诽谤案中接二连三地败诉，为了打官司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因此情绪很低落。他决定在科研工作上加把油。
到1966年底，鲍林和爱娃有一半时间是在热泉路家中度过的，另一半时间则待在大苏尔牧场新近竣工的漂亮宅第里。在那里，鲍林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如果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新的想法，总会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此时，他打算割断与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关系，把时间集中用于理论科学的研究。他就石墨和氮化硼的结构发表了几篇论文，将重子共振作为金属间化合物所处的旋转状态和电子转移现象来考察，同时又再次探讨了用科学方法解决世界问题的必要性。有几天时间，他反复思考着要不要透彻地研究一下自然界不明飞行物现象，将有关问题汇总起来，从目击者的可信度，一直到星外来客的可能性，作一次全面的分析。
就是从这类想象力的遨游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