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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在于防止上级脱离下级，军队脱离人民，保持上下级之间的一致和军民一致的传统。
1955年1月薪金制实施以后的两年里，彭德怀一直注意着各方面的反应，考虑着薪金标准是否合理。 1956年，政府系统调整了工资，相比之下，军队下级军官的薪金显得偏低，经过彭德怀的提议，从6月份起，正排级的薪金增加10％，从60万元增加到66 万元，副连级至正团级各增加5万元，师级以上不变。到1957年1月，彭德怀提出军队中最高薪金与最低薪金的比例显得过大，上下悬殊，不利于发扬上下级一致的光荣传统，便确定从正师级到军委副主席，每级都作不同程度的降低，把军委副主席每月450元（现币），降至400元。大军区级降4O元，兵团级降23——28元，军级降12——19元，师级降5——9元。后来，在1959年3月，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降低国家行政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精神，把军委副主席每月400元再次降为360元。所以军队中最高薪金与最低薪金的比例，从7。5：1降低到6：1彭德怀每次谈及此事都流露出满意之情，这也是他的治军思想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反映。
在彭德怀主持下，最后一次降低军官待遇，是1958年1月取消军官的多子女补助费。按原来军队的规定，军官在实行薪金制以前所生子女超过3个以上者，每多一个由公家每月补助20元。但后来党政系统普遍实行薪金制时，没有这项规定，为此军队也取消了这项规定。
彭德怀在讲到降薪问题时，曾经具体谈过他的想法。他说，他现在身为军委副主席，拿军队最高额的薪金450元，按购买力计算还抵不上他在旧军队当团长的薪金。在20年代，城市里一般每人每月有两元（银币）即可维持最低生活，当时他的月薪是240元，可以养活120人。而50年代按人民币计算，城市里一般每人每月最低也需8元维持生活，他的薪金加军龄补助共为585元，只能养活73个人。彭德怀认为，我们根本不应同剥削阶级的军官比，只应同劳动人民的生活去比。他感到军官的收入比人民的收入偏高了，因而一再提出降低高级军官薪金的要求。
“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规定。在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就已开始为实行义务兵役制作准备工作。彭德怀到军委工作后，1952年10月在军委人民武装部成立了兵役法研究室，11月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兵役法研究委员会，1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开展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教育。
当时彭德怀认为颁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不会有什么拖泥带水的事情，进行起来是会很快的。他怀着一种争取早日实行的急切心情，在1953年元旦过后，1月2日就在军委例会上提出，8月1日可以颁布兵役法，到那时候就可追认去年冬入伍的新兵为第一期的义务兵。他在1953年9月8日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年华北、华东动员新兵经验，提出‘二年轮换’口号后，在群众中动员顺利，新兵到部队后表现也很好（华东认为从来没有这样好带的兵）。相反的，参军年久的老兵，因为文化低、年龄大，提拔不成，考学不上，情绪反而低落，怀着很大不满，据此情况，应于1954年上半年颁布兵役法，1954年冬开始实行正规复员及征召适龄人员入伍。”对他的这个建议，毛泽东认为，兵役法应继续修订，待宪法颁布后方可公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到1955年7月第二次会议上，兵役法才正式通过。
彭德怀在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过程中，对200多万老战士复员问题异常关切，认为他们是部队基层骨干，有一些还是功臣模范，不应当将他们全部复员，更不可在一年之内全部复员；当逐步分批地用新战士顶替他们，其中有些可选拔入军校培养。有些因伤致残、积劳成疾或无家可归的，更需要给予特别周到的安排和照顾。
对于部队中大批老战士的安置，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就给予了很大的重视。鉴于中国历史上多次裁兵的教训，1950年7月，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设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兼委员会主任，地方乡以上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团以上都建立有相应的机构，从确定战士复员名单、集中学习、启程运送到移交安置，都作出细致安排。当时虽然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很困难，但政府仍然从经济上给复员军人以最大限度的生活补助。到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全军已复员老战士115万余人，绝大多数反映比较满意。
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彭德怀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爱护广大青年要求参军的爱国热情。1953 年7月朝鲜战争刚刚停下来，战争是否还会再起，在人们心里仍是一个问号。加上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军队要随时准备渡海作战，害怕战争不愿参军的大有人在。彭德怀对于部分群众的这种心理是理解的，他在1955年3月16日军委会议上说：“军队和地方对青年参军的热情要倍加爱护，因为现在不愿参军的人还很多。对青年要求参军的要有答复，登记后没有入伍的也要有个交代，下次征兵应享有优先权。”彭德怀要求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认真答复青年来信，有时他亲笔复信，帮助青年实现参军的愿望。
1954年11月8日，哈尔滨市有个叫董安第的青年，给彭德怀写来一封信，说“我在童年时代就有要当一个国防战士的志愿，在初中毕业后，我还是想当一个国防战士，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可是当时不收新兵，没有实现我的志愿”，“甚至有时在睡觉中我还梦见自己当了国防军战士”。他说，当他“听到兵役法的宣传之后，更加坚决响应国家的号召，要当一个空军驾驶员，保卫我们神圣而伟大的祖国，誓愿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可爱的祖国”。信里还附有他的简历和健康检查表。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立即把秘书叫去说，要用办公室的名义好好写一封复信给他。过了不久，董安第又写来第二封信，进一步表示强烈的参军愿望。彭德怀看后，又用自己的名义给董安第复信，恳切地写道：
“你于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九日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前一封信，我已告办公室给你复信，该复信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如果你尚未收到，请向邮局查问一下，大概不会丢掉。从1954年9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征兵命令以来，有许多青年同志和你一样，来信要求参加国防军，要求参加解放台湾，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你们这种要求，充分表现出全国青年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国青年同志都引以为荣，你们这种爱国热情是十分可嘉的。”在复信的后半部分，他对董安第个人的要求，作了具体的回答和安排，写道：“我对你一定要当一名空军战士的诚恳要求，表示热烈欢迎。你的来信，已转给兵役机关，要他们致函你的领导机关（编者注：当时董安第已在哈尔滨市参加公安工作），协助你到当地兵役局进行登记，并已转告空军部门，届时为你检查身体。祝你将来光荣地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后来，经检查合格，董安第终于实现了当一名飞行员的愿望。
在军队实行的四项制度中，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在建军作战需要上，军衔制是不可少的。1953年9月8日，他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在此以前，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他在朝鲜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7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有：“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育（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但在他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总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按照军队条令规定都要穿礼服，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他在同干部谈话和闲谈中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1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还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全军高级将领评定军衔，是彭德怀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在1955年军官评衔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走过了28年的战斗历程，高级将领各有自己的特殊经历，来自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和方面军以及地区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崖纵队、两广纵队、陕北红军、云南填边纵队、新疆民族军等），即通常所说的“山头”。这些情况在条例中根本无法涉及，而在评定军衔时却又是绝对不能有所忽视的。否则，评衔的结果就达不到增强团结、提高积极性的目的。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必须由彭德怀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同他们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研讨那些带有争议人员的方案。对于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交谈，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消除思想上的误解，使其心情舒畅。
全军近百万干部的军衔评定，在罗荣桓的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反复比较，综合平衡，进展顺利，效果良好。在1000多名将军中，授衔以后公开认为自己偏低的只有极少数人。还有自认为评得过高，主动要求降低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评为大将，他几次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降低，彭德怀请他来当面解释，才答应接受，但是最后仍坚持自行降低一级薪金待遇。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例规定应评为上将，在讨论名单时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即以自己是主办评衔工作的，不能“近水楼台”为理由，诚恳要求把自己降为中将。彭德怀曾几次找他谈话，但由于他一再坚持，最后还是改为中将。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这些老将军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树立了楷模。
在实行军衔制的过程中，对彭德怀不满意的，是一部分妇女工作人员。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她们的意见主要是针对1955年初《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的。《决定》中有两条硬性规定，使她们感到特别不快。一是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于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限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另一是，“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或复员处理”， “至195 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这里的“停发薪金”、“一律停止供给”两句，未免有伤感情。对于那些不适合授衔条件的女工作人员，早在 1952年12月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土，就已确定全军11万女军人，在1953年安排10万人离队，余下1万人在授衔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安排。到1955年初，经过了两年的思想教育和细致的工作处置，绝大部分女军人都己各得其所。彭德怀签发的那个《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硬性规定限期处理完毕，便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作出的。
彭德怀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是长期锁在保险柜里的一枚“一级红星奖章”。这枚奖章是1933年8月1日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7月11日的决议，作为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而授予的。
对于勋章、奖章制度的建立，彭德怀认为在军队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4月，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许多默默无闻、忠心耿耿的情报工作人员的英勇事迹。彭德怀满怀深情地说：“这些同志都是无名英雄，可惜现在我们不能公开表扬他们，等到将来我军有了勋章、奖章制度，就可以奖励这些同志了。”这次谈话，显露出彭德怀认为建立勋章、奖章制度的必要。同年9月8日，在他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正式提出实行勋章、奖章制度的建议：“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毛泽东批准他的建议后，总干部部便开始了拟草勋章、奖章条例的工作。到1953年高干会讨论时，已先后15次易稿，于1954年11月报送中共中央审阅。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以及《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但后两个决议，因没有颁发相应的条例而未付诸实行。1956年2月，彭德怀视察武汉的一个军队被服厂后，在一次会议上还说过，“被服厂也有许多创造，我们在今年把新的勋章奖章制度搞起来，可以给他们发勋章奖章”。但是这项工作后来再未提及。因此，50年代的这项制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开端。
第28章 为了祖国安全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祖国的安全，从1952年冬天开始，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勘察地形。到1955年底为止，他亲自察看了北自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万里海岸线。每到一地，他都要看望部队战士，访问地方干部。勘察地形时，对于重要岛屿、港湾和滩头，都要亲自登临，详细询问水深、潮汐和滩头沙石状况，并同当地和随行干部交谈军队设防的意见。
彭德怀每年勘察沿海地形的活动，这里无法全部述及。仅从1953年初他到华东地区视察的活动情况，即不难看出他为祖国安全曾付出过多少心血。
1952年冬，为准备对付美军以扩大军事冒险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除志愿军在朝鲜做好防御美军在侧后登陆的战备工作外，针对美国可能从海上封锁中国大陆，指使国民党军窜犯华东，并轰炸上海等地，1953年1月25日，彭德怀偕工程兵司令员陈士集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乘火车赶赴华东检查战备工作。他先到南京。陈毅、饶漱石此时不在南京，参谋长张爱萍正在福建部署战备，遂由副参谋长周骏鸣和几个参谋陪同彭德怀到沿海视察。上火车后，周骏鸣向彭德怀一一介绍随行人员，介绍到军区空军参谋袁仲仁时，彭德怀说：“我认识你，48年初你跟陈总去陕北开会，咱们还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哩！”他的记忆力，使袁仲仁异常钦佩。1月29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兼防空司令员郭化若陪同彭德怀登上国际饭店楼顶，俯瞰上海市区，彭德怀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这么稠密，遭到空袭可是个大问题。”郭化若接上说：“1950年1月25日，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浦江码头上的舰船26艘， 2月6日，国民党军飞机17架又来轰炸，投弹70多枚，死伤群众14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如果计算工业生产的损失，就更多了。那次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工厂停工，每天损失就是上千亿元。”
随后，彭德怀检查了江湾机场、高射炮阵地、雷达和探照灯阵地，回到防空指挥所后，他说，防空问题比防止敌军沿海登陆更困难。指挥所设在闹市区砖木结构的楼上，又无地下室，一颗炸弹命中，就要中断指挥，应迁移到机场附近，另建新址。第二大，他从吴淞口乘护卫舰“南昌”号出海勘察，郭化若也随行。登舰后，舰长曾泉生向他介绍驾驶舱内的设备，当说到“这是罗经，它的前身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时，彭德怀笑着插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