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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起床，彭德怀的感冒症状已很明显，又无医务人员同行，陈士集劝他休息半天，可他不让改变活动计划。饭后，先去看炮兵阵地，发现炮位背后靠近岩石峭壁，他责问道，如果敌炮打来，弹片碎石乱飞，人员、火炮又无遮蔽，这符合实战要求吗？接着又沿海滩步行五、六里路，来到高墙湾村。为了察看全岛地形，原定从村北登上老虎山，大家看他已患感冒，便劝他不必上山了。他一言不发，一股劲往山上走，直到顶端，一面观察地形，一面了解沙滩硬度、水的深度和潮汐变化，还详细询问了过去日军在此处登陆的地点、时间和兵力。下山后，彭德怀若有所感地说：“战斗打响以前，干部多辛苦一点，战士就能少流血。平时我们当领导的多辛苦一点，战时就能避免很多战士和人民的牺牲。”
下午航行时，陪同的几位领导人商议，下决心改变航向，绕过岱山岛，直驶舟山岛的定海县，登陆到驻军医院为彭德怀作治疗，因为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2月3日，启程察看象山港、穿山港，随后从镇海上岸，到驻军营房住下，在勘察了宁波地区后，乘汽车经绍兴到杭州。2月8日开始北行，勘察钱塘江北岸。出发之际，彭德怀发现有人往汽车上装绍兴酒，即问随行参谋许之善：“酒是哪里来的？” 参谋答：“有买的，也有送的。”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在场的浙江省军区和省委领导等送行人员和保卫人员面面相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接着又大声问：“伙食费算了没有？”参谋答：“这里的算过了，‘南昌’舰坚决不收几个首长的，不给算。”彭德怀听了更是火上加油，斥责道：“已经讲过多次，为什么就是不执行？”参谋一肚子委屈，没有办法分辩。这时，省委书记谭启龙站在彭德怀身边说：“下面同志办事太简单，好心办了糟事。”转过脸向送行的人说：“那些酒，看他们需要多少，带走的都按市价付钱，带不走的退回去！”陈士集接着说：“今天要勘察的地点很多，上车走吧！”彭德怀勉强息怒，转身向送行的几位领导人握手告别。
离开杭州，一路上在海宁、漱浦、乍浦、金山嘴和拓林等地停车仔细察看，当晚返回上海。
2月11日，勘察长江口的崇明岛。岛上驻军团长来迎接，准备请到团部稍事体息。彭德怀说：“先到阵地去。”沿途他向团长询问长江口过往船只及国外军舰上的火炮性能等情况，团长都未答出。在一处炮阵地上，彭德怀看到炮位和弹药所距离很近，又无防护措施，就对着连长有些责备地说：“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就是要为全连服务，你们弹药所离火炮这么近，一发炮弹击中，全连的人和炮都完了，你还服什么务？！ ”转过身来，看到团长，这时，压制在心头的怒气，禁不住迸出来：“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应当撤职，送军法处！”陪同的海军副司令罗舜初走向前去解释说，火炮阵地设计是上边定的，是外来的。又说，要看的地方已看完，到团部去谈一下吧。彭德怀才从阵地离去。中午在团部吃饭时，彭德怀发现团长未到，就派人找来，让团长坐在自己旁边，温和地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不该说把你撤职，送军法处，现在向你道个歉吧！其余的话你认为不对也可以批评，但饭还是要吃啊！”团长的心情虽未恢复平静，但仍连忙说：“首长批评得对，是我的错。”
2月14日，正是春节，彭德怀一行从上海回南京，中途在苏州下车，乘汽车去视察仓库。彭德怀看到门窗、出入口等都不适合战备要求，又严厉批评一顿，说领导人不深入现场，不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严重官僚主义。到南京后，向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己归来的张爱萍交谈了视察中的问题。于2月17日回到北京。
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方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他在这个报告里，把5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军委关于战略指导思想的指示和决定，综合起来作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用以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指导全国全军的战备和军事工作。彭德怀于1955年下半年把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摆在军事工作的重要位置，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他提出，当时西方阵营除了早已组成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又陆续组织了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等有军事意义的集团；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召开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后，己成立了华沙条约国集团。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4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的汇报。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为了有效的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为了切实执行宪法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我们武装力量统帅部机关面前，就首先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
其次，是考虑到苏军奉行的先发制人战略方针，中国决不能照搬。1955年5月，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出国前，毛泽东在4月底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指示彭德怀此行到莫斯科，就共同反侵略战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5月21日，彭德怀从华沙到莫斯科，在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会谈中，弄清了苏联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换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决定胜负。彭德怀讲述中国坚持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方针。会谈以各自保留意见宣告结束。就在这次访问苏联和波兰的过程中，彭德怀深深感到苏、波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囚缺乏战略防御的具体准备而遭受严重损失，应当引以为戒。因之他在《报告》中，突出阐述了我军在战争初期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要求一切战备工作、军队训练和组织编制，必须以积极防御为依据。
再次，军队内部建设，到1955年底，各方面工作已基本走上正常轨道，应当适时地把军事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防务建设上来。同时，全国拟制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和远景规划已提到议事日程，军事工作也需要全面安排长远规划。彭德怀说：“战略方针很重要，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但战略方针本身，只是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各种具体措施，仍然不能使战争达到胜利。”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虽然在军事统帅机关中是明确的，但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高级干部还不了解，还需要一个系统阐述的正式文件统一思想，才有利于开展全面的战备工作。
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前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这次会议讨论的战略方针问题，同国家经济建设关系极为密切，建议邀请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因此，参与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除去军队的93名高级将领以外，还有国家计委主席李富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财政部长李先念、铁道部长滕代远、交通部长王首道、一机部长黄敬、二机部长赵尔陆、重工业部长王鹤寿、三机部长李聚奎等。
3月6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国防部大楼正式开幕，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宣布开会后，彭德怀便开始作主题报告。他在宣读讲稿过程中，间或插进一些解释。力求大家能够加深理解报告中的重要观点。
关于确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根据，他说，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以及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我军应当采取的战略首先必须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但我们所采取的战略防御，必须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在报告里概括说：“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彭德怀对战争初期的这种战略设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为背景的。他规定我军的战略目标，也是从敌我装备技术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说，在战争初期“企图完全把敌人歼灭于海上和滩头，根本不让敌军侵入我国领土，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不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也是很危险的。”而把敌人消灭在陆地上，我军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为着实现上述战略设想，他还提出了我军应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他认为：在战争初期我军“既不单是运动战，也不单是阵地战，而应当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
彭德怀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国防建设问题。他说：“为了使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切实的保证，我们就必须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对这些准备工作，他讲了三个方面，包括全部的国防建设工作。
一、军队建设和国防设施。重申国家常备军为350万人，和各军种、兵种各自发展的重点，提出陆军必须逐步增加机械化的比重，争取到1967年我军的装备接近世界上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关于国防设施，由于内容复杂，他要求在“全面筹划、重点建设、逐步进行”的原则下，必须协同国家机关，结合经济建设，于1962年底完成沿海和纵深的国防筑城防御体系。
二、战争动员准备工作。他要求根据战时需要，对于后备军官、士兵、技术专业人才等，作出登记、训练和储备计划，对于武器装备要保证战争初期6个月所需的储备，争取在1957年拟制出第一个完整的全国战时动员计划。
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他把几年来已经起步的军事科学研究提高到全面有计划开展的新阶段。在内容上，从军事学术到军事技术，从武器装备到军用器材，从常规到尖端，从科研机构到知识分子政策，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方针和要求，可说是全军的第一个军事科学发展纲领。
彭德怀这个报告，不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包含着他个人的丰富军事经验。在会议上经过讨论，上报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1959年他受批判后，这个文件也随之被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是非功过，仍待后人评说。
第29章 在争论的漩涡里
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彭德怀在后一个问题上，直到1959年他被免职的时候，也没有真正使全军统一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军队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帮助训练。从那时起，便有了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上要“一边倒”。1950年2 月，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热潮，各个业务系统都聘请了苏联顾问，因之学不学苏联经验，尊重不尊重苏联顾问，就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态度问题。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由于当时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他曾经在两次全军性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一年以后，1954年1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二、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三、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四、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主要方面，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在强调这个方面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他说：“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按：指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处理的事务中，就有不少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下边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便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对顾问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对于当时按照顾问意见构筑的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批海岸炮，是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从苏联进口的几十个连的火炮，按顾问的设计构筑了阵地。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