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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在官场上，就必须遵守“老虎杠子规则，即行酒令中的老虎——鸡——虫——杠子——老虎”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人表面上是平等的，但骨子里却分着等级，因此低挡次的人总想向高挡次奋斗，这就是创造的动力。
有些人虽然在位，但没有权力；有些人虽然已经休息，但依然很有权力，甚至权力比以前还大。权力不是职务给予的，权力是影响力。
追求权力是人的天性，世界上只有不想当官的人，却没有不喜欢权力的人；想当官也不总是坏事。就是和尚也有争名夺利的时候。当官就是比不当官好，你想办什么事情可以指挥别人，别人想办什么事情还要请示你。在这请示和指挥的过程中便体会出其中的美妙。
人们常说，从政的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等你能力增强了，阅历丰富了，工作出色了，可年龄又过去了。
官场中人不一定都是官迷，每一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成绩，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最直接反映这种成绩的就是你的屁股在哪一级台阶上座着。
一个只知道搞建设的官员，就会忘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官场上的事情，有时候按规律，有时候又不按规律，但有一条规律是不变的：那就是利益。
官场上的某些事情，微妙就微妙在公参私，私参公。
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权力，往往倾向于挥霍性地使用权力，甚至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继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
通过权力交换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是国家机关大面积腐败和政权出现危机的标志。权力的这种恶性膨胀是不能通过合理的权力分配来解决的。它暴露了权力制衡的局限：相互监督是可以蜕化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权力的强大、金钱的万能，已将许多人的心灵扭曲，占着现在的位置，盯着更高的，踩着他人的头顶去抢；捂住自己的钱，盯着国家的，不择手段不怕牺牲地去捞，这些已经司空见惯，根深蒂固。
如今是谁的权力大谁的地位就高。但权力和权力又不一样，管物、管钱的也是权力，就不如管人的权力大。
在中国历史上，当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三种常见的态度和反应：一是忍着，将一切归于自己的命运不好；二也是忍着，但要找机会成为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偿还给后来的无辜者；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暴力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
不用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最危险的其实是第二种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这种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这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他的人的头上，而是落到其他的人的头上。
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跟你解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象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在这个环境里出来的人，只要有权，就只会横着使。
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
人生易老，在向权力高峰的跋涉中，一个人能经得起走几次弯路。
世上多是拿得起的人，放得下的何曾见过。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官越当越大，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所谓位高权重。但到了你已经升迁无望，不得不退休养老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到这一生，除了失落，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说除了把失落留给自己，其他的都不属于自己。
权力越大的人，越重视权力的牢固性；掌权时间越长的人，越看重别人对权力的尊重。充分享受过权利，才更加懂得珍惜权力，对无视权威的人才更加视为心头之患。
官场险恶的微妙之处在于，不一定把你降职 ，也不一定把你免职，甚至还可能升职，你的厄运就到来了。从高到低 、由好到坏、由富到贫等，便是最高明的排挤。
深知官场秘诀的都知道，在官员政治中，每一项活动都是一个筹码，每一个成就都是刺向对手的一把利刃 。失去筹码，就失去了在官场上的立足之地；握不住利刃，更会被政敌置于死地。
官本位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宦官人格，把人彻底地异化了；权力崇拜使人逐步丧失了个人的人格。
在集权专制下生活久了的人，往往只相信强权，而不相信其它。他们不知宽容为何物，也不知忏悔为何物。人性本恶，没有相应的约束，就会造成灾难。对不同的过失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才会进退有据。
如今社会的主导性质是权力与金钱两元结构，其要害是权力这个支撑点。
现在的事情就是奇怪，机关越大，权力就会越集中在一般干部身上，这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求，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人在官场，权力赐给你荣誉时，往往也把某种与荣誉相关的灾难种子悄悄种在了你的命运里。
权力是个怪物，只要它存在，它就可以人情化和货币化。
其实服务也是权力，没有权力你服什么务。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考虑是否有“人”，这说明权力或显性或隐性地“交易”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是用金钱交易，有的是用人情交易。
权力既迷人又可怕，迷人在于它难以窥探的秘密，它总能汲引人臣服、折腰、献媚、逢迎和顶礼莫拜；可怕的是在于它要统治一切的本性。
有人说，权力可以使掌权者丧失理智和人性；而权力丧失以后，往往可以恢复人性，接近真理。
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权力这个东西谁都愿意玩、喜欢玩，读书则有读书的玩法，不读书有不读书的玩法。
一切向权力靠拢，这就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
权力在一定阶段是很具体的。权力过度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如果你要坚持一个人处理，就和一台个人微机要处理全球的天气情况一样，从物理上讲是很荒谬的，所以必须把权力分散下去。这些权力资源首先到了“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连同首长，构成了神经中枢。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代表公共意志的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有权力，但是，在好多单位，秘书就是公共权力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来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权力的实质就在于应用。权力就象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不征求你的意见，想种就种，也不交租，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
分工不同，手中的权力就有区别，因此有关的实惠也就有天壤之别。
历史证明，政治权力如能顺应经济、服从经济，社会就出现繁荣，国家才会富强；反之，如果权力扭曲经济，蹂躏经济，社会就走向衰败。一个新的世界性潮流是，只有实行分散的、集权越来越少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新的经济。
权力崇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你想富没有政策不行，还得求权力，求得多 了，权力自然升值，权力崇拜就会更厉害。等到权力经济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权力“统”不起来了，商人更多的是求市场、求业务伙伴，权力崇拜才会淡化。利润崇拜必将代替权力崇拜，商业价值观将在一切制度里发挥同样的作用。
本来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但是，很多人却如拿破仑说的“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人一旦迷上了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追求荣誉、自由的乐趣时，人就迷失方向了。
许许多多有过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其实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被惯坏了 ，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的，以为是自己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才感觉世态炎凉，才有了抱怨。
公共精神是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 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而缺乏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虽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却忽略了对政府具体服务职能的建设；强调政府是一个管理机关，以政府利益取代公众利益，奉行典型的“政府本位”。
自从学者吴思创造性地发现和总结了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后，舆论倾向于把一切官场问题都归于潜规则。但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郭元唏（曾经在四川德阳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四年多）的《市长手记》一书中，却揭示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荒诞不经的举动大都不是潜规则造成的，而是在政府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台面上发生的，一切都严格遵循议事程序，一切都严格履行组织手续，一切都来得冠冕堂皇，但结果常常是恶人当道，百姓遭殃。这一切说明官场显规则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事实上，凡是 潜规则流行的地方和时候，多半是显规则失常的地方和时候。
基层政府决策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是体制上固有的矛盾造成的。这固有的矛盾在根本上是权力的获得来自上级的委任，而不是选民的授予；在宏观上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微观上是程序设计漏洞百出或者形同虚数设，党政一把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一切程序都要服从于一把手的意志，是一把手贯彻、落实自己意图的工具。
党内监督、政府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就是问题了。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反对声音的，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了；即使有反对的，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
设计并真正实行严密的施政程序本来是用来限制和正确运用权力的，但在中国，许多程序却不幸沦为滥用权力的工具。这就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党委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 显规则下，各级官员无须接受民众认可的政绩检验，可以自由运作自己的升迁。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被不法官员侵蚀私分，共产党的党政权力逐渐流失到不法官员手中。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木桶理论”作用下（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版），被那些最拙劣的官员拉低了、削弱了，并正在危及其政治生命。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对权力的运作程序进行更新和完善，与时俱进 ，借鉴人类一切成功经验，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越位、腐败和不作为，建立新的官场显规则。在目前的显规则下，想按照自己的良 知和职责为百姓办点实事，必然伤害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得罪更有权势的人，结果只能成为书生气十足的另类，成为孤独的人。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商业贿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凡是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大有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已经是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
我们都在咒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失衡病毒侵袭的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并将由此得到的好处心安理得到揣进口袋。
民主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人治”，要靠统治者作风上的民主来弥补制度的不民主，要靠统治者的品德来制约他的无限权力。发扬民主作风之类的东西，恰恰说明了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才最需要这些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民主作风反而不需要特别强调，说到底，民主并不是一种作风，不是一件靠发扬就可以取得成效的事情，它是一种制约权力的制度。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凡是要靠领导者和部下发扬的民主，也不会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一种定期的纠错功能，错误不易积累到极致；遭大多数人反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长期占据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换言之，民主制具有一种防止“暴君”的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能够避免最坏治理的持续，这就是民主制所谓“最不坏”的特征。
“暴君”的出现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领导人具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备这两项必要条件，暴君之出现也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7。10 关于权力与资本
目前中国真正左右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因素是什么？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如果不能制止权力资本化，中国将陷入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境地。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是权力创造市场；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几乎所有的贷款和外资都需要各级政府计划委员会 做担保，当大家没有财产进行贷款担保时，权力体系承担了这个任务。
80年代的改革设计者是这样的：改革要给掌权者以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权力靠近市场才能推进改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官商是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传统文化是改革的阻力，分别主张民主政治、精英政治和新权威政治等等。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为起点的，许多企业家是官员最近转化的，或间接支持而来，总体上讲很难避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路径。改革是钱与权的交换，但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次性交换，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腐败，用资本赎买权力，迅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腐败会逐渐趋于收敛。另一种前途是多次购买以后权力仍然存在，甚至会固化和夸张，这样腐败就会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