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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改革与80年代不同，社会世俗化、利益集团化、权力资本化逐渐成为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改革和开放有了实质性的和更加广泛的推进。但由于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滞后，作为改革主力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单纯的改革对象和成本承担者，出现了在改革中绝对受损失的社会阶层，少数人窃取 越来越大的增长和改革好处，强势集团做大，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断裂”。作为衡量社会收入分配指标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初期的0。2急剧上升，接近0。5的水平。中国已经进入全世界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之列。
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直接与国际理论接轨；自由主义作为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经济自由主义与一般自由主义分离，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强势集团的理论武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权力资本化选择了先默认、再承认、后追随的态度。于是，“让少数人先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人”、“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经济学没有道德”等等。
身在官场，追逐权力最大化，是目前一部分官员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很简单，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而且你还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因为你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就是最大的筹码。这不象作生意，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本钱，是有风险的，你可能血本无归，与做官腐败被惩处的风险相比，这个概率要大得多。
在现代中国，一部分官员但凡在官场中还有升迁的可能，哪怕只是前进一小步，他也不会去下海经商，因为做官的收益要远远大于经商的收益。围绕每个官员，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找到一条线索来对你进行拉拢。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如果没有权钱交易，那么很多官员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官员下海经商模式在中国政经舞台上正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并且这种政经联盟的路径选择已经进化到了自觉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仔细比较、权衡和考量。事实上，每个官员在下海经商或者企业家参政之时，他们也都有着基于利益损益的双重考量。没有人否认，无论怎样变种，权力与资本体系下的政经联盟实质上都是一种畸形的联结，它破坏了政治与经济原本具有的协调发展关系。被学者称为“联体婴儿”现象。
打破政经联盟的过程实质上还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这种重新分配带来的自然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身家性命攸关之事，也是反腐败的难点。地区的政经生态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大批频临破产边缘的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可供瓜分的公共资源已经枯竭或油水已经很少的时候，权力场便自然成为了角逐的首选；不少优秀人才会聚官场，为官位争得你死我活。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显然呈现出了相关性。政经联盟显现的是“权力资本化”和“期货效应”的特色。围绕着权力系统及其利益链条，结成复杂关系网络的官员群体所向披靡，政府之手无所不在，这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经济前进的道路。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在某些地方成为必然。
官商结盟的最大危害还不在于腐败的泛滥成灾，而是民族政治文化的整体失语：一旦官员将逐利看作为官之道的根本，一旦经商者把贿赂官员与谙熟上层路线当作生意成败的核心因素，一旦大众阶层视腐败为如常，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堕落。
政治既然是一种利益分配体系，那么“公正”就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政经联盟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自然化解，国家就无法建立公平和民主的社会权力体系，即使在有限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分享机会和资源，因为这种联盟必然产生“黑金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便成了“黑箱操作”——不仅能够利用权力的保护脱逃社会的监管，而且直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权钱交易可能表现为一种家族性或集体性的政府腐败，在其所造成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危机。
以巧取豪夺为特征的高层腐败之所以特别触目惊心，就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一方面，少数位居要津的官员以权谋私，盲目决策，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寄生于体制内的各种行业垄断集团则以政府的面貌出现，以权力干预市场，阻挠市场规则的健全和运作，自己从中渔利，甚至鲸吞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把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私有化。
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源正在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某些“政治精英”的家属和朋友可以凭借政治资源经商、敛财；某些“经济精英”可以花钱收买官员和专家，也可以直接买官、买文凭；某些“知识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利用在政治上的关系经商，获取利润。这就是政治、经济、知识三个层面的苟合关系，这就是“赢家通吃”。一旦形成一个精英互相联盟、大众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理性的生存空间就十分有限，裙带资本主义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形进一步演化下去的前途。那样，中国将面对的是最可怕的结果：改革开放最终步入的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它将会侵蚀淘空经济改革给人民带来的实惠和好处，制约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对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就是为了走官商结合的道路。
官商水乳交融，不分你我，踏出了危险的一步——互为寻租的结果只能导致官员腐败，而貌似得了神助如日中天的企业则蕴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一旦视为保护伞的官员倒台，企业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因之与腐败官员有权钱交易而涉及犯罪。
美国学者布坎南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寻租”这一概念，把政府管制、干预市场产生的价格差、汇差、利差等统称为租金，一些人为了获得这些租金，便向政府官员行贿，这种现象被称为“寻租”。而另一学者提出了“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概念，即政府官员采取各种手段引诱别人“进贡”或“分割”利益。腐败的经济学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寻租行为。寻租活动的常见方式则是官商勾结，达成一种“政经联盟”的默契。
对中国特色的“政经联盟”即官商经济，党的纪检监察条例一直有着明确的禁令，然而，监督难以对付众多腐败，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原因。仔细看看，腐败常常发生在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国家垄断行业和领域。几乎所有的腐败案后面都有着类似的利益联盟。
一定程度上，腐败的存在，在于市场供需的失衡，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仍然狭小，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和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仰人鼻息。因此，在体制性障碍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以前，行贿官员就是一个值得一冒的风险，为求得合法利益的实现，不得不曲线绕道，政治成为商业之桥，否则，企业就什么也干不了。只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经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完善监督机制，企业期盼走上层路线以获得高额利润和种种便利的尝试，才将成为“真正的危险举动”。
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民营企业家要与政府腐败划清界限“官商勾结”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权力的介入，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一些企业家动用权力使自己的资本积聚起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正是市场混乱最重要的根源所在。
“官商勾结”是权力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官商利益共同体”首先通过贿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共权力掠夺社会财富，最后以财谋官，进一步维护不法利益。“官商利益共同体”结成以后，市场经济规则逐步让位于权力规则，公共权力开路掠夺社会财富的过程就开始了。
在权钱交易暴富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好处，暴富之后便以钱谋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成为有权有势的“红顶商人”。官商勾结、公权私用，使市场规律废弃，权钱交易横行，“官商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特征。扭曲的政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失控和混乱。产业发展受制于政府权力而非市场规则。
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笼罩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成为社会风气，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必然丧失应有的原则和立场，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形成极度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黑金政治”造成社会不和谐，使执政为民变为“执政为钱”，干群利益冲突，紧张对立，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演变为“水火关系”，引发局部水和动荡。
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问题上，一般有几个特点：一是官商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亦官亦商，造成公权私化；三是通过垄断经营，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四是以钱谋权，造成权力恶性膨胀。这些势必造成市场法则名存实亡、社会各阶层恶性分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恶果。
反腐败有一个误区：制度是影响腐败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事实上，腐败更多的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影响一国腐败程度的，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 把反腐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一改就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改变贫富不均，缩小地区差距，才能逐渐消除腐败滋生的温床。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简单地说2000多年的中国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商场。中国从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过考试、科举制度，一个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就和西方一样。做到宰相以后，政府给予的权力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封闭的商场，最有裁量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面，我们2000多年前中国人干的事就是头悬梁、锥刺骨。这也是中国近代停滞的原因，西方国家经过18世纪之后因为思想非常开放，产业非常开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西方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中国人力资源在错误的激励之下进行错误的配置，但是这样的配置导致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有好处，但是对于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以前是大国家小企业，这是与人力资源配置也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26年的改革，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是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自由，那时候有融通的人都是投机倒把被抓起来，这是最好能力的人分配。改革开放带来什么？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八十年代除了政府之外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做起来的，到九十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就是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我们说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我们说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改变中国发生比较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类转变职能，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去向。我们到2004年，我们看黄线代表事业单位，蓝线代表企业，总的来看去企业的人越来越多，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越来越少。北京大学代表学生也是中国每一代人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60％出国考研究学院。
我们看企业家趋向的变化，1985年国家做一个调研，46。6％企业高层管理人、厂长经理有大专以上学位，而现在有86。1％是大专以上学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体方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企业家队伍的学历越来越高，学历不是能力的唯一代表，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现在北京大学招生我想不是去政府，过去最优秀的人都往政府走，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有能力的都去银行、咨询业、企业。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一些什么？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一个是再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家是在寻租分配财富，还有一部分企业家是既寻租又创造价值，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后来转向创造价值，有些人也许相反刚开始创造价值后来拉关系寻租。这就带来了好多的麻烦，我们今天说创造价值和寻租搅合在一块，在人们心目中官僚企业家的形象。26年中国改革开放，证明我们大部分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在创造财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何以年增长8％以上，中国的GDP何以从300美元上涨到1000美元。
寻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垄断。垄断可能来自于天然垄断，比如说土地、自然资源，减少寻租合同最重要就是一些明确产权界定，如果没有产权界定所有人都会为争夺资源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我们看到山西的煤矿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寻租。但是我想更重要是行政和法定垄断，你要办事要到政府去审批，行政手段带来的垄断。本来应该是创造价值转成租金，然后人们在寻租的过程当中和部分的工作价值创造，按照规定不能这样，但是我只好找政府，这样实际上也创造一种价值。我还要特别强调国有部门，我们国有部门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就是全员寻租，高层的企业领导人寻租，其实在国有企业垄断是全面寻租，工人也是在寻租。我们可以说企业在寻租，我们银行也是在寻租，我们银行25000亿坏帐也是因为寻租。所以我们说最大的寻租是在我们国家控制的这些行业。
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很大时间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第一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企业家权利的保护，如果没有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不是这样，企业家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上；第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政府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第四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最后一点是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如果要使得企业家价值真正到企业里面来，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我们企业家大量的能力就会花在分配财富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未来政府分配财富，而不是为期也创造财富，这时候我们的天花板地基不稳，马上要夯实天花板，天花板地基不稳也是够不着天花板的，更不要说站在天花板上。如果永远是三等国民那永远是民族的悲哀。
7。11 关于权贵资本主义
要实现社会和谐，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实现普遍的正义。而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本身，将难以利用自己充当裁判员的位置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向自己的利益倾斜
最近一段时间来，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话题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过去若干年中以某种不那么十分正当的方式，影响了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社会群体，人们通常提及的有垄断性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医院、学校等既有垄断权又商业化经营的机构、甚至还有部分官员。对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民众表示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
任何现实的政治共同体，都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相对于公共利益，任何利益群体、集团的利益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每个人、每个集团都会本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很难主动地追求公共利益。这让人遗憾，而试图消除所谓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