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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举行婚礼，不像现在这样大操大办。青莲一家，卜奎在省委秘书圈子里的朋友，只坐了两桌。作为介绍人的艾荣带着胜美参加了。还有省委办公厅的几个同志。
举行婚礼时，夫人带着女儿胜美参加。胜美问妈妈：“今天来这么多叔叔阿姨干什么呀？
妈妈说：“你卜叔叔和闵阿姨结婚。”
“他们为什么结婚呀？”
“不许乱问！”
胜美便问别的叔叔：“他们为什么结婚呀！”
那位叔叔大笑：“你长大就知道了！”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
“为了生个娃娃。”
“不结婚就不能生娃娃呀！”
“不结婚就不能生娃娃！”
“我才不结婚呢，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住一起，多别扭扭呀！”
参加婚礼的叔叔阿姨们无不哈哈大笑。
所谓的“典礼”，也很简单。由办公厅单主任作主持人，又给发了二斤葵花籽，三斤花生，五斤苹果。有的同志送了一个暖壶，有的送只塑料洗脸盆，还有的同志送了一二斤肉票或鸡蛋票。把这些东西送到食堂，做了七八个菜。
单主任致词后，又有介绍人艾荣，老岳母讲话。当时都是讲些勉励性、政治性语言，不足为记。
之后，卜奎秘书圈里的朋友们，小闹了一通：无非是让新郎新娘站在凳子上，一起啃吊着的苹果，或者谈谈恋爱经过等等。但是，卜奎给老岳父敬酒时，出了个事故：可能是卜奎心情紧张，也可能踩上了块苹果皮，当他走到老岳丈面前时，突然滑倒了。玻璃杯被摔碎，卜奎的手又按在碎玻璃楂上，站起来一看，手出血了。还是艾荣有办法：“红红红，喜喜喜！大吉大利！”忙把卜奎流血的手，让青莲握着“从此你们的感情，就像血肉一样，连在一起了！”才把一场事故冲淡。
席散客走，一对新人入洞房，又让卜奎大吃一惊。
二人进了洞房，青莲笑嘻嘻地说：“我累了，咱们早点睡吧。”同时揭开半面被子，露出双人新枕头，新枕巾。卜奎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枕头上放了一把明晃晃的斧头和一把树枝。
“这是怎么的了？”卜奎的话语有点颤抖。
青莲说：“我妈妈说，她们家乡的风俗，新婚在枕头上放把斧子，‘ 斧’‘福’ 同音，以后我们会有福。这树枝呢？是柴火，‘ 柴’‘财’ 同音，以后会发财呢……”
卜奎没有想到，这个经过血和火考验的老革命，居然还那么迷信！他感到浓烈的悲哀。
整个婚礼进行时，卜奎都一直都在朦朦胧胧之中，好像做梦似的。他一直在问自己，难道是我在结婚，是我在办终身大事吗？尽管同志们向他们祝贺时，他也强装笑脸，但整个“过程”，他都觉得自己在演戏，他要演好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老是想：“快完吧，快完吧！”
过了很长时间，卜奎才从那把明晃晃的斧头上，镇定下来。但是什么兴致也没有了。
卜奎坐在那里，只是不说话。闵青莲催他：“都累了好多天了。快睡吧！快睡吧！”
卜奎躺下了。青莲紧紧抱着他，可是无论怎么亲他，也不能燃烧起他的热情。
闵青莲问：“你有病呀？”
卜奎说：“我有病，我有病。”
青莲便哭起来。
第五章 张敬怀在炼狱中
作为一位分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当一切工作走上正常轨道之后，就能挤出些时间读书了。这真是过去没有过的高级享受。
从政治层面来说，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经过“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条战线都上了轨道，他的工作也觉得更加顺手。
可是他要写的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反左经验的文章，断断续续，总是完不成。后来，眼见建国后的“左倾”现像，逐渐得到克服，也就不想再写。文章的草稿，压在箱底下。他原来估计，经过“三年困难”，党和国家受到那么大的损失，全党都觉悟到了它的危害，起码二十年内不会重复。可是刚刚过了三年平静生活，一场更大的风暴又要到来了。这场风暴的序幕，是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的一天，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来见张敬怀。那些文件像往常一样，都分了类，每份文件前面，都贴有“内容提要”。有些不太重要又需要张敬怀批示的文件，卜奎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写好了批示内容要点，供张敬怀参考。卜奎把文件放在张敬怀的办公桌上，从一叠报纸中，抽出一份，说：“这是本月十号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长文，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书记不妨看一看，我看这篇文章很不简单。”
张敬怀接过报纸，大略浏览了一下内容，抬头问卜奎：“你讲讲，这‘ 很不简单’ 在什么地方？”
卜奎想了想说：“我不理解的是：按照党规、党法和一贯政策，像批判吴晗这样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界权威，知识界名流，中央对这类批判，事前应该有文件通知，和各省市打个招呼。一九六一年以来，又强调贯彻‘ 文艺八条’ ，此时发表这样的文章，很不寻常。如果是中央精神，都是人民日报先发表，可是这篇文件这么违反常规，突如其来地由文汇报发表，很费解。”
张敬怀又浏览了一遍，问：“这个姚文元是干什么的？”
卜奎答：“原来是上海一个青年团干部，后来搞文艺评论。我以前看过他几篇文章……不怎么的。省报总编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要我请示张书记，问我们省报是不是转载？”
“让我看一看再说。”又说“你坐下。”
卜奎坐在张敬怀旁边的沙发上。
“我记得，”张敬怀回忆着“一九五九年，传达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时，毛主席有一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和他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海瑞虽然批评嘉靖皇帝，可是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得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海瑞。于是全国文艺界响应号召，写《海瑞罢官》的，《海瑞上疏》的，《海瑞骂皇帝》的，《海瑞背纤》的戏剧、文章兴旺一时。没有毛主席号召，谁能刮起这股”海瑞风“？因此，我找来明史一查看，果然有这么一段内容……”
卜奎说：“如果毛主席有这个讲话，肯定省委还存有文件，我去找一找。”
“好吧。”张敬怀说。
卜奎退出。张敬怀坐在沙发上又细看起来。卜奎已经在该文中，凡是重要的论点，都用红园珠笔，圈圈点点地画了好多记号。张敬怀读了两遍。又把卜奎叫来，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像你说的，按正常情况，点名批判这么一个人物，中央事前是应该有通知的。最近没有收到这类文件吗？”
卜奎说：“没有。最近几天，我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一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既然中央各报都没有转载，说明中央不知道这事。我看是那些个别文人，为了自己出名，要打倒别人的越轨行为。……刚刚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有人又要兴风作浪了。”
“不过……”卜奎还是犹豫着“我看此文还是有点来头的。上海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没有来头，上海市委和文汇报能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上海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咱们省报不是问：我们是不是转载吗？你答复报社，没有中央的通知，我们不转载。”
过了几天，卜奎又拿来几份外省的报纸，向张敬怀汇报：“我浏览了各省的报纸，有六个省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省报总编又来电话请示，说是希望转载，不然……我们会被动。”
张敬怀思虑良久，说：“再等几天，看看中央是什么态度。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中央办公厅。”
下午，卜奎回答说：“我打了电话，中央办公厅说，他们也不知道此事。”
“那就是说，这件事是某些个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我们不要转载。”张敬怀说。
又过了十多天，转载“姚文”的省报多了起来。省报总编又来电话催问，是不是转载“姚文”。张敬怀指示卜奎：“你答复报社，如果我们转载时，要加一个‘ 按语’ ，说明是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争鸣的。按语中，报社自己不要表什么态。你先替报纸起草一个按语，我看一看再发。”
本省一直到四十多天之后，才转载了“姚文”。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揭发出来，成了张敬怀“阻碍中央声音”，“保护大毒草”的第一条罪状。
到了第二年五月，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发表了揭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说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开始大乱了。
从六月中旬，根据上边通知，全国各大学、中学、中专已经停课“闹革命”，千百万学生已经在全国“大串连”了。
张敬怀住的院子，离大街虽然隔着一条胡同，但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声，震天的口号声，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人们叫做“革命小将”的孩子们，开着穿梭般的大汽车，对着麦克高喊：
“革命的同志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识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揭开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否则，他们就要变天，就要千万人头落地！”
“坚决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坚决揪出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大街小巷，还有另一番“景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精神的鼓动下，过去信过“一贯道”的，在旧社会当过兵的，唱过旧戏的演员，成分“高”的所谓“地富分子”，“生活作风”不正，或真或假的所谓“破鞋”，像项练似的挂着一拖到地的一圈鞋子，成群结队游行。载着“红卫兵”袖标的孩子们，让他们敲着铜锣“自报家门”：“我叫XXX ，是个反革命，我罪大恶极……我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接着是自己敲响的锣声：“当，当，当！”
不久，省委大院门前一百多米长的墙壁上，便贴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字报开列现届省委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大罪状”。围观大字报的群众，万头攒动。有一批红卫兵要冲进省委大院，饬令省委领导和他们对话。可是，他们被警卫挡在大门口，双方相持着。红卫兵们在院外唱着语录歌：“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接着又高喊：“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这几天，虽然省委书记杨同理主持开过几次会，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各地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杨书记说，自己也是属于这三个‘ 很不’ 的人。他也说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要大家发表意见。但张敬怀却闷着头，什么也不说，只是叹气。难道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又要瞎折腾吗？
省委开会的内容，张敬怀不能告诉卜奎，卜奎也不便多问。
有一天，省委门前又贴出一份有十多张纸的大字报，题目是“坚决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敬怀！”
卜奎下班时，把此事告诉了张敬怀。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过了片刻，说：“你去把这张大字报给抄下来，我看一看。”
卜奎奉命到省委门前，在拥拥挤挤中，出了满身大汗，才把这张大字报全文抄回来。同时，把揭发省委那张大字报也抄了回来，一起交给张敬怀。张敬怀看了看，无力的放在桌子上。半天才问：“这大字报是谁写的呢？看来是很了解些内部情况的人呀。”
卜奎回答：“肯定是了解内情的人写的，署名是‘ 群言堂’。我们几个秘书在一起悄悄议论过，大家怀疑，可能是办公厅秘书处刘吉有秘书写的。”
张敬怀寻思半天，原来是刘吉有！前年他刚调来省委时，有人向他推荐过刘吉有，刘也极力表示愿意给他当秘书，幸亏他没有同意，这是个可怕的人物。
关于揭发张敬怀的那张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庐山会议之后军区批判他的材料，还有他阻止省报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一事，说这是封锁毛主席声音。后来转载时加的“按语”也是“以学术问题为名，掩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的真面目。”
外面不管怎么闹腾，省委的正常工作总得进行呀！就是为了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省委也得开会呀！
次日，办公厅通知：省委要开全委会，讨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考虑到门前的红卫兵们把大院围得水泄不通，会议地址改在西陵宾馆召开。
会议决定上午十点开。张敬怀的车子刚刚开到半路，有一辆车子拦在他们前面，一个秘书匆匆忙忙下了车，小声告诉张敬怀：“红卫兵们听到了省委要开会的消息，已经把西陵宾馆包围了，一部分人冲进了宾馆，把好几位领导同志抓走了。现在临时决定，会议地点改在近郊的顺阳市一号院开。”
司机立即掉转车子向顺阳市开去。
顺阳离省会城市只有四十公里。车子在十一时，开到该市的一号院。
省委领导们刚刚坐下，惊魂未定，杨同理书记就匆忙宣布开会，说：“同志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电话给中央，问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法，上面的答复是：不是有‘ 五一六’ 通知吗？你们按‘ 五一六’ 通知精神办就是了。我仍然摸不着头脑。学生们要揪人，要抓‘ 走资派’ ，你们总是不断请示省委怎么办？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刚说到这里，一个秘书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说：“有情况！海天市的红卫兵，坐了十几辆大车，已经往顺阳市开过来了！估计二十分钟就到，他们肯定要冲击会场抓人。看来在这里开会也不安全！”
杨同理书记愣了五六分钟，其他省委委员都没有说话。
又过了片刻，又一个秘书跑来告急，说是学生们的汽车已经向这里开来了。
杨同理书记又迟疑了片刻说：“同志们，在我们四十三名委员中，有十七名同志已经被抓走了。现在即使开会，也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他又停了一刻，显然心情很激动：“同志们，你们和我都是老共产党员，有的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有的做过地下工作。我实在是没有主意了。咱们散会，按照党性原则，人自为战吧！”说着潸然泪下。
“散会吧！”
这时红卫兵们已经把一号楼包围，喊起了震天的口号。
张敬怀和卜奎是从后门溜出去的。卜奎对张敬怀说：“看情况我们是不能回家了。到什么地方暂时躲一躲呢？”
张敬怀坐上汽车，用一只手捂着胀得发痛的脑袋，没有回答。
不多时，汽车开进海天市区，大街上的游行队伍。一群群，一队队，孩子们打着大字标语，敲着锣鼓，喊着口号，举着红旗，像洪流一般。
他们第一个看见的是迎面一群小将，五花大绑地游斗一个人。那人载着三尺多高的白帽子，像是阴曹地府的“无常”。标语上写着打了红X 的大字。“打倒反动分子吴光！”“吴光鼓吹‘ 海瑞精神’ 罪该万死！”后边还跟着被游斗的演员。
吴光是本省著名的京戏导演，前年在全国刮“海瑞风”的时候，他导演的《海瑞罢官》，影响很大。在排练这个戏之前，文化局曾经请示过张敬怀。那时他也觉得，鼓励大家敢于对各项工作提批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既然毛主席提倡学海瑞，那么是没有错的。他批准了演出计划。此时张敬怀想：吴光只是一个导演，他按剧本导演而已。要说错误，首先是领导的错误，导演和演员们还轮得着挨斗？
进入市区后，迎面游行的队伍更多了，像赶集似的，连交通都被堵塞了。
“打倒刘少奇！”
“坚决揭露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