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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蓄胡子的年轻人向我伸出手来，“我们这儿所有的人称呼人都用‘你’，我叫布莱因。”
“我叫图波尔。”我说。
他简单地把我介绍给房间里的其余五个人，菲尔贝尔一出门，他们又恢复了那种懒懒散散的样子，其中一个又让他的屏幕上出现了游戏。另一个走过来，“往下打呀！”他催促着。
“重要的是，”布莱因转脸对我说，“那个菲尔贝尔总是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这里边来。如果我们有别的事儿要做，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不让他登录进来，那样他就必须敲门，我们就有时间把事情都收拾好。如果他像刚才那样做，他问你，能不能用你的卡来开门，你就用脚在门上哐当几下，弄出点声音来，那样我们就是接到通知了。”
“你们不让他登录进来，可他不是这儿的上司吗？你们能把你们的上司撵出去？”
“不，”布莱因笑开了，“是计算机把他撵出去了，０－６－０－６，当然只有人事处才能把他撵出去，除非人们知道这个代号。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那么０－６－０－６就是菲尔贝尔，对吗？”
“他的个人代码从０－６－０－６开始，无论怎么搭配都很合适，数据中心的人都知道这个号。”
布莱因整个上午都呆在我这里，那也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些灰白色的耐磨清漆刷的写字台中间要好。布莱因为我弄来一台终端机，指导着我进入程序，中午的时候还领着我去餐厅。
饭菜还过得去，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不过对于大食堂来说，这样的饭菜还真不错。
布莱因其实一点儿也不想吃，不过也要了一盘鳜鱼绿面条。他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在盘子里挑来挑去，一会儿抱怨那条鱼味道不好，一会儿又说面条如何差劲。
他是那种叫人同情的爱发牢骚的人。他总是一个劲儿地说什么什么不对啦，别人的愚蠢和无能永远压在他身上啦。但是，他又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什么事儿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人，在他的眼睛里总可以看到微笑、讽刺，还夹着嘲弄，当然对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自己把生活弄得井井有条。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们一起在餐桌旁坐了很长时间，也许太长了，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
“要是现在菲尔贝尔来了，那该怎么办？”我问。
“他从来不来餐厅，可这样的事要减少，所以我必须训练你，必须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待得长一点。没有一个地方比在餐厅更好了。”
我们又待了几乎一个小时，他又给我说了很多事情，可我听懂的很少。
“你再给我说一件事儿。”我终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我们在这儿管理数据，那些数据来来往往，都经过这里，据说我们这儿是计算机的领导中心，尤其是当计算机不能处理的时候。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些什么数据？”
“当今时代的一切。”他回答说，一边站了起来，“先要弄明白那些简单的事，然后再问那些复杂的。不要弄颠倒了。我们回去吧。”
在数据中心上班的第一天下午，我就坐在转椅上注视着我的新同事们。我对这里到底在干什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留下。这个屋子里有七个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我那时候是二十九岁。布莱因·罗德勒尔差不多已经快四十岁了，不过，也许他那一脸浓密的红胡子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点儿。在餐厅里我还注意到数据中心的另外几个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数都是身着灰色或者黑色的西装，打着领带，他们全都目不斜视，走路也都迈着正步。可是在我们这儿，没有一个穿西服，也没有一个打领带的，我们全都是千篇一律地穿着蓝色或黑色的牛仔裤、Ｔ恤衫或者开领的短袖紧身衫。似乎没有一个人抽烟，可多多少少我还是看见，几乎每个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出去一下，找个什么僻静的地方去抽抽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特别大声地说话，可是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受到什么约束或者显得特别安静，一点声响也不弄出来。这七个人中的每一个人我也许都可以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熟人，也可以邀请每一个人去喝一杯啤酒，或者喝得更多。我也可以跟每个人谈谈政治、女人和世界，但是不能同任何一个人谈论上帝或是孤独。他们就像一群心理上的多胞胎一样，一起坐在终端机前，玩赛车或者垒球游戏，在黑森森的山谷里追逐黑色骑士，为揭开迷宫般的错综复杂的图像而苦苦思索，或者用计算机玩打牌的游戏。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监视器上同时出现的都是游戏，至少有一台，有时候两台、三台监视器上是变动着的数字列、表格或者是图表，这些东西都由那台监视器的使用者观察着。有时候一个人会突然动作起来，键入一些数字，然后观察变化中的数据。有时候布莱因会被叫来，别人一个示意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站到那个要求帮助的人后面。他在监视器上这儿那儿指指点点，通常他们似乎把问题都解决了。那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我是不能理解的。
有一次，布莱因离开他的游戏，转到我认为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我问他：“那都是些什么？”
“统计数字。”他回答，连看也没看一眼屏幕。
我是个经过深造的统计员，我懂得很多统计学上表示统计数据的形式和方法。我想，要是那些真的是统计数据，也就算了，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过一张表述统计数据的表格可以用来证明他说的不是神话。它处理的到底是什么数据呢？另一方面，所有那些数据每隔几秒钟都在变化。
“有点难以理解，是吗？”他觉察到我在沉思，就问。
“老实说，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弄明白了，它就不那么神秘了。”
“注意！”他飞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一下，调用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程序，几秒钟以后，屏幕上的显示完全改变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名字，一个π卡号，一些完整抄录的数据。布莱因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着我，他留给我几秒钟让我自己看一下，然后他开始解释：“这是一份个人档案，你肯定曾经见过这样的档案，或者跟这差不多的东西。”
“彼得·威尔尼斯，”我读了出来，２３１６１９０８６２０２１３，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９日生于辛德尔芬根，住在沃维森南１区法尔肯路８７号。”接下来还有一些有关工作地点、保险、病历和账号等等未解码的数据，再下面就仅仅是数字行了。可这一次的数字都是没有变化的数字，它们是固定的、永久性的数字，也许是一些统计资料，用我以前所熟悉的形式出现。
“万一真有其人，你把他弄在屏幕上，这可是严重违法的，对吗？”我直截了当地说。
布莱因惊奇地盯着我。这是一种装出来的惊奇，我想。
“真的吗？违法的？”
“啊，是的，数据保护法等等。”我说。突然之间我发现有好几个同事都惊奇地围过来看着我。
“噢，噢，”布莱因咧开嘴笑着说，“这样的傻话可千万别说出来！”
看来他觉得我第一天对工作能了解这么多已经够了，至少是这个五十岁的彼得·威尔尼斯一瞬间已经从他的屏幕上消失了，他又把它变成了游戏，引导一只尽可能不浑身颤抖的老鼠穿过由燃烧着的圆圈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立体迷宫。
快到五点的时候，几个叽叽喳喳闲聊着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涌进了屋子，接替了那些监视员。我吃了一惊，谁也没有跟我说过在这个岗位上还有倒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布莱因回答了我的疑问。可是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处，一天到晚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打游戏，还要每班八个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呢？我弄不明白，我只有一种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我得好好了解。
下班的时候我看见那八个刚上班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他们全都跟我年龄相仿，也是一色的蓝灰色或者黑色的牛仔裤、Ｔ恤衫或者开领短袖紧身衫，就像我一样。没有一个人西装革履或者打领带。我对上夜班的这八个同事不再有什么新奇感，我知道，他们的样子跟我一样。很显然，在这个不公开的处里，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三班八个清一色的年轻人在不停地运作。看样子，我是被选中作为其中之一的。我乘坐电子包车去西２区，我还要去采购些东西，好让这个夜晚过得舒适一点。在沃维森购物，就像在慕尼黑一样，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市场的玻璃穹顶既可以遮风避雨，也可以隔开大雾和臭氧。人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商店，用不着留神汽车或者发了疯似的公共大巴士或者出租车。在所有的商店里，只要用π卡就可以去要一辆购物车，可以在整个大市场里用。要是买的东西多了，那就可以把购物车一直拉到自己住的公寓去，在那里有专用的电梯，可以把购物车送到要去的楼层，然后把车推进自己的厨房，把东西卸下来。再把车送回电梯，用π卡把它退回就行了，一个全自动的系统会把购物车送回购物中心。这种服务的费用很低，如果有人想更方便一点儿，就先不把选好的货物送到收款处，而是交给送货处去送货上门就行了。送货处会在你约好的时间把东西送到房间里。我有现金，自从住到沃维森以后还一直没用过，不过我还是像在慕尼黑那样随身带着小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可是这儿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用那张小小的π卡来支付。
在这个晚上，我既不用送货服务，也没把购物车推进厨房，我只买了一个面包、两瓶波尔图葡萄酒和几个苹果。这些东西我自己带得了。在大市场里拥挤了一番之后，我又回到了４２层上那阴森的蓝色的走廊。在电梯上升的时候，我用口哨吹了一支小曲，可是那些暗蓝色的、上面有号码的门一扇也没有打开。
在房间里我打开了个人通讯机，像往常一样有一连串的消息在等着我，那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传输过来的。
９：０２ 汽车公司尼迈耶尔
９：０７ 德意志电信公司
９：１１ 家具公司卢格尔
１２：３５ 安妮玛丽·博特
１７：３４ 沃维森市场西２区
汽车公司的尼迈耶尔和他的供货建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天。自从我搬来以后，他以持久不衰的韧劲每隔两天就给我发来广告，向我兜售旧汽车，可是我不想要汽车。现在时髦的什么星级、特级、超级、顶级供货，我统统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它们用鼠标扔进了废纸篓。
电信公司每周一次报来结算单，那就意味着花钱。反正在我的线路上所进行的一切都是要花钱的，首先我每天晚上在世界信息网上的漫游就要花费我一大笔钱。
对家具公司的卢格尔，我是期望能尽快知道我期待已久的壁橱的交货期，可是他们却一个劲儿地向我唠叨沙发椅的全套装饰件的广告。那套东西只能用来装饰一张沙发椅，可我从慕尼黑随后就能运来一套。
我又很快核对了一下我买东西的账单，然后给我母亲拨了电话。
她的声音显得很疲惫，我为她提供了可视图像，可她不想见到我。
“那样会让你花很多钱，我的孩子。”她说，“我还是跟从前一样，而你自从上次走了以后，也不会再长大了。”
“长大？”我问。这种类似的幽默在她是很少有的。
有很多次我都希望，刚好碰上她有好的心情，我们两个都给对方一次机会，可她总是从一开始就固态复萌，长吁短叹。
这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在同自己的母亲通话时向她提供可视频道。可每一次我都很高兴，因为每一次她都把图像关掉。也许她已经猜到，我对她的唉声叹气是习以为常了。为了让我自己躲进一个避风港，当她给我啰嗦菲斯滕菲尔特的坏天气时，我就给面色抹黄油，当她从头到尾给我介绍她的收支流水账时，我就给自己削一个苹果。
“那很快就会好的。”我会说，要不我就说，“现在你也不要激动，要是换了别人，情况也不会两样。”
同她分开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懂得，她是不期望听到任何答复、任何劝告、任何建议的。她所希望听到的，只是种种关于厄运的消息，可她自己为了逃避这些厄运，却没完没了地唠叨她身边那些平淡乏味的琐事。
电话打了足足有一刻钟，然后她突如其来地提了一个问题：“你把什么都弄妥当了，是吗？”
“啊，是的。”我一边把盘子都放进洗碗机，一边说，“我挺好的。”
“自从你住在这么高的地方，我就为你担心。”她说。
“你有空来一趟吧。”我说，“那样你就看见我们平平安安，这里的一切都没危险。”
我这么说是让她不要担心，其实她是不会来的，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菲斯滕菲尔特了，在那些年里她甚至都没出过家门。
“那么，改天再说吧。”我说。她又给我发来几条关于线路的好建议，然后她就跟我提外①了。
【① 这是音译，意为在键盘上关闭通讯时用的键名。】
谢谢。
用个人通讯机０７０１１３０８５５０００３进行语音通讯，安妮玛丽·博特
收费表Ｎ３
区域６００，通话２２分钟话费１７．４２欧元
然后是一片寂静。我知道，接下来的将是一个在电视中度过的夜晚。快八点了，八点钟的时候在ＡＲＤ频道是新闻，从２０００年开始都是这样。新闻无非就是一座悬崖，我从这座悬崖上跳下去，落进电视的汪洋大海里。我不想成为一个电视白痴，所以我对自己发誓，决不在八点钟之前让那个方方的机器播放电视节目，除非电视里播出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可是，电视什么时候播出过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呢？每天晚上八点钟以前我也把我的终端机当成电话，预订、订票、打游戏、打电脑和上网、听ＣＤ，有时也用做语音收听，可从来没有当电视用过，我在八点钟以前不看电视。
弗里德里希·克拉伦的脸出现了。每逢克拉伦播新闻，我总是兴高采烈，那就像在家里看一场戏，至于人在哪儿就无所谓了。
在马科隆出版社的时候，我曾有一次受命到过温尼伯①。那种事说来也是够奇怪的，我作为一个统计员离了家居然没事可做。当时那可是一项少有的计划，已经有好几个人进行过调查，可是他们在温尼伯的这家公司里调查却没有取得进展，因为这种调查与其说是有关人的，倒不如说是有关他们的数据的。可是，突然一下子飞过来这个叫博特的家伙，特别擅长对付这类事情。他们为我在这个城市的市郊找了个旅馆。我可不能说我住过很多旅馆，能对它们的好坏作出比较，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住进了一个最劣等的蹩脚旅馆，这样的旅馆就是我们的旅行部也会摇头的。
【① 温尼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省会。】
那段日子可真叫人不寒而栗，没有人愿意同我谈谈事情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把我撵走，也没有人请我吃饭。自从我在阿尔托尔快餐店吃了一口油腻腻的饭以后，我就一直呆在我的糟透了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汽车声，听着外面不知从哪儿开来的火车声，听着门开门关的砰砰声，人们在尖声叫喊或是窃窃私语，还有从那个散发着霉味的旅馆酒吧里传出来的听腻了的音乐。
那时候我也像今天一样打开了电视机，在卫星频道上选择了ＡＲＤ。ＡＲＤ频道那时候正播映着夜间新闻的最后一则消息，那时候是两点半，整个欧洲都在睡梦中，只有弗里德里希·克拉伦还醒着，他那明亮、友好的目光一如往常。他直视着我，我虽然身处世界的末端，却有一点点在家的感觉。
那时候他就和每天晚上一样，总是用一句“我祝愿您在您注视着我们的地方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来道别。
从那以后，这句话每天晚上都碰到我的灵魂中那个软弱敏感的地方。
在沃维森此时正是八点。克拉伦在播讲新闻，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无非就是经济危机的发展在不断加速，穷国正在向我们步步紧逼，它们正以各种各样的战斗扭住我们，每天向欧洲的边界推进。再无非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开始是很适宜上镜头的那种恐惧，紧接着又是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她的孩子在阿尔卑斯山失足滑进一个深谷，在那里呆了十七个小时后才得到营救。接着是天气预报。我把我的屏幕分成两半，让右边的这一半罗列一串视频可呼电视的故事影片目录。
您等来的是欧洲中部的暴风和大雨，到处是恶劣天气，只有我们的玻璃穹顶下一切如常。在爱尔兰乌云已经消散，西海岸甚至已是天朗气清。这是一个老习惯了，诺拉和我总是注意爱尔兰的天气情况。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会坐在绵绵细雨中，希望能领略到丁勒海湾的风暴和带咸味的气息。我们总是这样一心想着别处。
视频可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