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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可呼电视没提供什么新的节目，上映的只有《卡萨布兰卡》，收视价是４．９９欧元。这倒是挺便宜的，不过这种蹩脚货我已经看过十遍了，再花一个欧元看一遍也太多了。再看看流行的片子，十个欧元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最新的好莱坞或巴伐利亚片子要花２９．９５欧元。一个人过一个平平常常的晚上要花这么多钱，我吃不消。
在布拉格是阳光灿烂，人们已经坐在公园里，巴黎笼罩在雾中，跟柏林一样。
我决定了，今晚不看视频可呼电视节目，我必须省钱，家具在我的开支计划中已扯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我把平常的电视节目都列了清单，现在我可以很好地来使用电视了。我自己知道什么节目里有什么。当天气预报以巴基斯坦最新的洪水大灾难的画面结束时，我把节目列单关掉，开始转换频道。
快到九点的时候我就徘徊在那个了不起的戈尔斯的节目上了。我讨厌这个人，讨厌他的娱乐节目。他倒是有办法让大家都讨厌他。《鼓起勇气一起干》这个节目播出至少已经有十二年了，一直是由这位了不起的戈尔斯解说的。十二年之久，人们不断地走进演播室，到他那里去忍受屈辱、受他的嘲讽、被他辱骂、让他的唾沫喷到脸上。据说这个戈尔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酗酒的问题了，可是，他非但没有从屏幕上消失，反而把酒也做到节目里来，在播出时醉态百出，跌跌撞撞，在演播厅里辱骂观众，还破口大骂和他一起演出的同事。人们可以控告他，让他道歉，还可能得到十万欧元的赔偿。可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试图这样做，线路就占线了。
我咕咚咕咚地把我的第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喝下去，然后继续看电视。戈尔斯跟在一位女参赛者的后面喊：“看看她怎么摇晃她的屁股，你们也不要待在原地不动了。”那个女参赛者转了个身，向他扑了过去，使劲儿掴了他一个耳光。演播厅里的观众都怪声怪气地嚷嚷成一片，戈尔斯却给了她一个飞吻。“谢谢您，心爱的。”他大叫，“我需要这个耳光。”他给她加了１０分。她一口唾沫吐在他面前。
我不停地转换频道，可我又一次次地回到戈尔斯这边来。我已经在喝第四杯波尔图葡萄酒了，那个戈尔斯也已经硬着头皮喝了半瓶威士忌了。他吵吵嚷嚷地把摄像机对准酒瓶上的标签，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家伙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收视率，这个国家期待着他喝得酩酊大醉，这样就会为他创造一个最终的收视率。他会即刻醉得不省人事，最好得到解雇通知。急救医生会风风火火地赶到舞台上，先往他那张蜡黄的、销蚀的醉鬼的脸上瞥一眼，然后再把镜头摇向那个威士忌酒瓶，他们在大厅里的观众的大呼小叫声中把他抬到幕后。然后他死了，这个大伟人戈尔斯，他的垂死挣扎被实况转播，使他成为第三个千年里最伟大的表演大师。这下可好了，大伟人戈尔斯！我为我们共同的恶习而喝干了我的第五杯波尔图，又把频道转到亚德里亚电视台。对这个频道我曾经短暂地留恋过，这是个意大利的有点儿绵绵色情味的小频道。他们在射门中总是有那么美丽的黑眼睛在转动。亚德里亚电视台没有德语节目，在我听起来这种叫人心烦的呻吟像是用意大利语讲的。他们摸摸索索，叽哩咕噜，翩翩起舞，可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于是我又继续转换频道。
十一点过了，所有的频道都开始播映夜间影片，三个西部片，四个反间谍片，一个警匪片。还有一些东西这么让人费神，在十一点我可受不了，所以我就浏览一些游戏节目，再在一个不列颠的夜新闻频道上看看那个悬崖下的孩子和他的精神失常了的母亲，然后我又转到那个意大利的射门者的节目上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以２：１的比分领先于曼纳队了。
差一刻就是午夜了，我的计时器关闭了，这是我残存的自律约束。我在这个时候上床睡觉，那么明天在工作时还能保持清醒，把自己吸引到屏幕上的数字队列里边来。我可以用那张π卡把时间再拖延下去，那样不会花费我的钱，顶多不过失去一点点自我尊重。不过我不那样做，我进了浴室，疲惫不堪地赖在莲蓬头底下，然后脑子里想着那双发疯一样旋转的黑眼睛，躺到了床上。
人也许应该像卫星上发射出来的电视波束那样，只要一掀按钮，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就到诺拉的床上去了，在好几个小时里感觉到她的体温，她脊背的温暖。或者“嗖”的一声就跨到了亚德里亚，不，不到亚德里亚，到丁勒海湾，跟诺拉一块儿去丁勒海湾。就像几年前一样，又像后来我们重又做过的——最后一次做的那样，为了在那儿呆一个星期飞到那儿去。诺拉哭了，她背朝上趴在沙滩上，双手抠进沙子里。她在大西洋的沙滩上嚎哭，因为我听不懂她的凯尔特语。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又飞回了家，可是她的心还像以前一样留在了爱尔兰。
公寓楼里静悄悄的，喷气发动机关闭时轻轻的叹息般的声音这个时候也听不到了，但隔壁房间里的音乐还点点滴滴地透过墙壁轻轻地传过来。
我翻过身转到左侧，波尔图葡萄酒起作用了，就像往常一样。
是啊，先生，您说的是对的，酒精不会使事情变好的。不过我想，正是因为孤独对酒精起了作用，而不是相反。后来也许是酒精造成了孤独，可是最早还是孤独带来了酒精，所以才会这样，是吗？
第三天
我曾经开诚布公地说过，先生，您认为，我用我的废话来让你觉得无聊乏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次审问，对吗？如果您能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可以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给您说。您坐在这里才第三天，而我呢，今天夜里突然感觉到，我对您怕得要死，而我的饶嘴多舌到最后才会给我带来不利，很可能还会有别的麻烦。不过，也许是因为每天夜里冥思苦想得太多了。
怎么，您在这里神经也并不轻松？惟一真正使您感到神经紧张的，恐怕是因为不停地称呼您先生吧？对不起，先生，不过有人对我说，对欧洲法院来的检察官要称呼先生，除此之外，我还能称呼您什么呢？
此话当真？我真的应该跟您讲法语？您是法兰西人吗？您的德语讲得很地道。这真叫我惊奇。不过，要是我时不时地弄得颠三倒四，请您原谅。这都是因为这该死的单身牢房。那么，我现在就继续往下讲吧，弗朗索斯。真奇怪，您叫这个名字。看来一切都要改变，我叫图波尔，这您已经知道了。
星期六的上午莎拉来了。我正坐在那里吃午餐，她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没穿外衣呢！她做出一副和蔼的样子，也是为了让我吃一惊，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正在路上呢，因为我想，我只能每次都这样匆匆忙忙的……”她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可从她在屏幕上的神色，我却觉察出一定有什么事儿出了岔子。
我住进这所新房子以后，还没有来过客人，所以，我必须首先，也是第一次查看一下“帮助”菜单，看看我该用什么方式为陌生人打开电梯。这实在是举手之劳，只要调出“来访程序”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门不用卡也可以为来访者打开，电梯开到底层，打开门让客人进来，把他们送到要去的楼层。
我点了相应的图标，慌里慌张地寻找我有客人来时应该穿的裤子和几件破旧的衣服。突然屏幕又通知我，莎拉早已经站在门外了，接着电梯就对这条消息发出通报，说并没有来访者，它不能开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弄明白，原来莎拉和孩子们并不在大门那里，而是站在入口处的地下停车场里。我又点了“来访层别一负１”
事情才显得顺利了。我利用这点时间，想把昨天夜里弄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除掉。孩子们已经蹦蹦跳跳地从电梯里冲出来，单身公寓的那种沉闷和寂静被他们兴奋的尖叫打破了。在莎拉的眼睛里是愤怒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可她却嘲笑我张惶失措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
“该出什么事儿吗？他们该轻点儿——我是说孩子们，这儿的人可能还在睡觉！”
这两个孩子，一个是雷姆，五岁，另一个是莱奥娜，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他们把声音降低了有眨一下眼睛那么一会儿。
“好一个魔鬼屋呀！”莎拉说。
可是，这种对单身公寓的状况所表现的惊讶，比对我不冷不热地说些什么，或者问一些让我难堪的问题，要虚伪得多。
这会儿，两个孩子已经发现了我的终端机，可我用的版本比他们在家里用的要新得多。
莱奥娜正用我键盘上的键使它运作起来。
莎拉气得不得了，“莱奥娜，快停下，图波尔可受不了你这样！”
“没关系的。”我说。
两个孩子打开了我的菜单操作系统，找出了一些在他们的版本里还没有的游戏，试着玩起来。
“你怎么啦，莎拉？”我又问了一次。
“唉，全是因为简斯……”她说起来，“他答应过，几个星期前他就答应过，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街，你知道，我们全家一块儿去。可是结果怎么样？真叫人没办法，又是一个什么交货期，他要到星期六才能干完。”
“也许真的是这样。”我打断她的话。
“总是无可奈何，每次我要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他总是必须工作，工作！现在我真的已经绝望了。”
“嘿，图波尔，你没有游戏王吗？”莱奥娜问。
“我该有什么样的游戏呢？”我反问她。
“游戏王，最好是新的，叫什么罗马竞技场，或者这一类的。”雷姆叫起来。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游戏王。”我只好这样说。
莎拉为我做了解释，有一种在个人通讯机上玩的系列新游戏，电视里做了很多广告，她说。可我还没见过这类东西，专给孩子们做的游戏总是那一类的花样，不过保证没有暴力和性。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然后每星期可以得到一张新的软盘，这种软件在新一代的个人通讯机上的标准游戏机上就可以播放，而且不会损坏。
我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游戏。莎拉问我是不是连电视也不看，她也许觉得奇怪，这种东西的广告铺天盖地，所以，购置这样薄薄的盘片，简直就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昨晚我看了一晚上的电视，”我说，“主要是那个下贱的戈尔斯，可没看见什么游戏王。”
“绝对有，”莎拉叫起来，“节目至少中断了三次，每一次都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对这些玩意儿可算是领教了。”
我耸耸肩，对此不以为然，只不过觉得有点儿奇怪。我知道，在戈尔斯的节目里至少有两个广告时段，可我也肯定，压根儿就没插播什么跟这种游戏王有关的广告。我怀疑莎拉是不是有点儿不对头，她显得焦灼不安、怒气冲冲。
她在那张小桌子边挨着我坐下来，我想给她倒一杯咖啡，可壶里空空的。孩子们还在个人通讯机上玩得起劲。
“不过风景真漂亮。”莎拉到底还是说了话。
“是啊，从一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择了这套有虚拟现实技术的公寓，主要是因为这儿的风景。我们走到窗边，我指给她看，她自己的房子就在机场跑道后面的一个好地方。
“它们看起来完全都是一样的。”她惊慌地说，“我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相同，这真是太可怕了！”
“你今天只会灰心丧气，对吗？”
她耸耸肩，这时候她才告诉我，她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原来她觉得自己在家里受压抑，想走出那个笼子，到人群中去，可简斯却让她白等了。
“我现在怎么办？”她问。
“我来给我们俩煮一壶新咖啡吧。”我说。
我在为我的咖啡机编程序时，莎拉让孩子们把游戏调到电视节目上，播出的是卡通频道的动画片。我们又坐下来，绞尽脑汁想找话说，可就是什么话题也扯不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甚至觉得不知所措，可她呢，却想去买东西，闲溜达溜达。
“你还是愿跟你丈夫一块儿去购物，而不大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去，对吗？”
“一个陌生人！”她嚷起来，“你可是一点儿也不陌生！”
我耸耸肩，是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不陌生了。
雷姆开始嚎叫：“电视里没有游戏王，我要看罗马竞技场，要看狮子和角斗士嘛！”
我们扭头朝电视机那儿看去，电视里正在播出广告，像什么剃须液、保鲜苹果、新型汽车、新型浴室用具等等，就是没有游戏王。
“我真不明白，”莎拉说，“这倒也好，我们总得做点什么，要不这两个孩子会玩得晕头转向的。”
我建议去游泳，可他们三个人都没带泳装；去买东西，可莎拉的兴致这会儿全没了；去喂鸭子，我又没有剩下的面包。最后我们决定，让孩子们下去，到玻璃穹顶下面的游艺场里逛一会儿。在孩子们玩的时候，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点什么。
游艺场只允许二十一岁以下的人进入。我就在游艺场的边上给两个孩子买了每人２０欧元的游戏芯片，这已经够他们两个玩一阵子的了，然后，我请莎拉去吃饭。
跟莎拉的交谈没有让我马上就振作起来，看起来她对简斯、对这座城市是这样深恶痛绝、水火不容。她不想再浪费自己的生命，当然也不想再耽误孩子们的生命。这样，她在这儿的心情就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是今天她能回到慕尼黑，她是不会等到明天的。
“你要去哪儿？到谁那儿去呢？”我问。
“随便，只要能离开这里。”她说。
我几乎不忍心再告诉她，下星期我要去慕尼黑待几天。我已经正式请了搬迁假，回去拿点东西，可那儿实在没什么可拿的，我需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剩下的该归诺拉了。不，我真正想做的，是告别。我很清楚，诺拉已经不会再跟我待在一块儿了，她也不会随我到这儿来，而我呢，也不会回到那儿去。这倒也好，咱们各奔东西，不过我不想通过音频或是可视电话和她绝交。
我和莎拉约定，下个星期天到市中心去购物。“逛逛街吧。”我说，“要是简斯有时间，他可以一块儿来，要不然就我们两个人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莎拉又回到她那个小笼子里去了，为的是等她的丈夫。
我拨通了我的旧号码，我问诺拉，要是我回去，有些事儿要同她谈谈，那样对她是不是合适。
她的爱尔兰人的微笑在我的巨大屏幕上晃过，叫我悲伤、迷惘。“合适，你放心来吧，我在这儿。”她说。
飞机笔直地上升，向右转了一个巨大的弧形，飞过沃维森的一个个小盒子一样的住宅楼上空，向南飞去。我想像着，莎拉正站在下面，看着我飞去，她在招手，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在慕尼黑我乘坐有轨电车，车厢里热烘烘的，乘客拥挤不堪，有些人身上恶臭难闻。在车子的前边，司机烦躁地发着脾气。车上没有可编程的能自动抵达目的地的机器，而是用驾驶仪，它不断地由一个重要的校正仪进行控制。不过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又要回家啦。
诺拉做了些吃的，她的气色不好，自己只吃了一点点。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说。”她开始说了。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很重的爱尔兰方言口音。不过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某种存在的缘故，那是一种越来越深的出自她爱尔兰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东西她用德语是讲不出来的。
“我要回老家去。”她说，“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回爱尔兰，回家去。”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解决办法，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想到呢？我们本来可以搬到基拉尼去，找一份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人需要一名建筑师就行，哪怕只是把那些给旅游者居住的空房子改建改建也行。我呢，反正是有工作经历的统计员，我甚至可以同时当记账员，或是采购员。
“我还在见习期。”我说，“我不能没有理由就不干了。”
她长时间地看着我，她很悲伤。
“我没说你，图波尔，我没说你。”她犹犹豫豫地说，“我想，我还是不带你一块儿走。”
“你要一个人回去吗？”
她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问她，她重复了一遍：“我已经结识了别的人，图波尔。”
这可不是诺拉做的事，至少不是我的做事慢慢悠悠、信奉天主教的诺拉做的。我着手准备一次演讲，我开始讲了，我讲啊，讲啊，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当妻子要走的时候，男人们就把她们当成孩子，告诉她们，要提防，大千世界，什么样的恶毒男人都有，还要劝她们再好好想想，让她们能再给一点儿时间。所以，正如爱情开始的时候，她们是那样急不可耐，拼命地催促，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