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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也许要有点情感。噢，不，现在我想出来了，要有人情味。”
“人情味？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收集信息还有人情味？”
布莱因的兴致高涨起来了，他勾画了一幅图像，后来我还常常琢磨，他是不是真的在那一刻勾画了这幅图像呢？从前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想过或者讲到过关于计算机作为一个有人情味的头脑呢？布莱因为自己想到这一点振奋起来。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洛，洛曾经说过有关计算机作为一个清白的头脑不必承担政治责任的话。我发现，两者是殊途同归。我聚精会神地想跟上布莱因的思路。
“注意，”他说，“你有一个朋友，我们姑且承认你有一个朋友，他是谁无关紧要。你认识他，你知道他是谁，可是从哪儿知道的呢？我是说，你从哪儿知道他的事儿呢，图波尔？好吧，你同他见面，听他说话，我们暂且把这事儿搁在一边，当然这是重要的，可那也得让它在一边待着，先不提它。先说别的事情，这儿是他的房间，你看见了这个房间。这是放在房间里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时候买的。这儿有一辆汽车，这儿是电视节目单，他已经看过了，也许是和你一块儿看的，要么就是他告诉你的。可能他还踢足球，是一个体育联合会的成员，买了钉鞋、针织紧身运动衫，或者他穿着意大利设计师的鞋，另外还有十来双放在房间里，还有精美的西装、领带，或是牛仔裤、运动鞋、汗衫。他还收集版画，只收集先锋派的那些不出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出去旅行，到泰国、中国或火地岛，或者坐着公共汽车去德艮道尔夫，还有哈兹。
“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这样的一个男人决不会是清白无瑕的，不会光着身子站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蓝盒子里。人们可以对每一个这样的人的背景进行干涉，只要人们需要这样做。他有一个交际圈，他自己就属于这个圈子。他在做着什么，正是他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塑造了他自己，也形成了他的交际圈，使他能够与别人比较，使人们能够把他从茫茫人海里辨认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做着什么，人们都有一个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随时随地浪费的物品所创造的。”
他把滔滔不绝的演讲中断了一下，因为他要润润嗓子。
“你是说，”我乘机插话，“你是说，只有充分了解一个人周围的那些东西，然后才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吗？”
“对啦！想想吧，他不是谁的朋友，要不稍稍好点儿，他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你不认识他，也从没见过他，可是每天晚上我都给你打电话，对你说他这个人这样那样。我不是告他的状，也不说他是好是坏，我只对你客观地、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我就告诉你，这个你不认识的朋友今天他干了什么什么，他什么时候起床、去了哪儿、买了什么东西、打了什么电话、谁去他那儿串门、他什么时候睡觉……用不了几天工夫，你对他就有了印象，你就开始认识他了。”
我点点头，这事儿我能明白，我甚至明白得比这稍多一点儿。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每天都通过π卡获得我告诉它的信息，它已经认识我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更熟悉。
“那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我问布莱因。
“是啊，为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说首先看到的是副产品，π卡的副产品。π卡结束了号码的混乱现象，这儿一个纳税号码，那儿一个账号号码，邮购商店的顾客号码、建筑市场的顾客号码、个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驾驶执照号码、机动车检验号码、保险号码……对所有这些号码，每一个服务机构还要附加一个小的密码用来确认身份。你无法想像在使用一个全球通用的π卡号码之前的情况。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三十到五十个不同的号码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后来就有了π卡号码，这立刻就成为巨大的进步，接着，又在π卡号码上加上了语音分析和识别。
这就好啦，也不用找零钱了，也不用信用卡和消费卡收集中心了，也没有银行保密费了，只有一张小小的卡和卡上说出来的密码。不过，为了能在全欧洲支付和纳税，需要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有的在线问题和与人有关的问题，集中处理。这就是数据中心，而且，因为它这么漂亮，人们愿意生活在现实中，而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模拟器里，所以嘛，就建造了这么一座样板城市。”
“沃维森，”我脱口而出，“就是‘住在芳草地’①。”
【① 沃维森是德语的音译，由（居住）和（草地）组合而成。】
我的话听起来实在是不算积极，反而有些玩世不恭，所以，布莱因谦恭地耸耸肩。“你打算干什么，图波尔？德意志人就是这样，当他们最终懂得了用汽车能干什么，他们就建造了沃尔夫斯堡；当他们看了用计算机能干什么，他们就想要一座沃维森。他们来了，所有的一切从来都是完美无瑕，天衣无缝。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副产品也出来了。突然之间所有欧洲人的数据都集中到了这里，有好几年的时间就只他的城区代码，电子包车轻轻地鸣了声喇叭开动了。
“我在想，如果两个同事在同一个晚上到达同一个电子包车的站点，然后有三个小时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此后又在同一个站点乘车离开，那样，计算机会不会发觉呢？”布莱因在苦苦地思索。
“什么叫会不会发觉？”我问，“为了乘车，我们两个都用了我们的卡，这样它就发现了，对吗？”
“对呀，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它对此会怎么想？”
“它想？”
“是啊，它是把这些信息单独衡量呢，还是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使用呢？”
“唉，我想，这些事儿我现在好像都弄明白了。”我叹了口气说。
车停了，布莱因得下车了，他嘿嘿地笑着跟我道别，“弄明白了，全弄明白了！要是我什么时候把计算机在干什么全弄明白了，那我马上就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得使劲儿往它的头脑深处钻钻，得想办法掌握它现在又在琢磨什么了。好好干吧，图波尔，以后在公司里可别再胡叨叨，再写什么条子了——那可不是别人喜欢看见的，懂了吗？”
电子包车到我的站点还有三分钟时间，一位穿着浅灰色制服的女警卫在站台上执勤巡逻。我朝她点点头，她也朝我点点头，此外，再没见到一个人。我知道，在她的制服里缝着一个受攻击报警器，每一声辱骂，在她身上的每一次打击，每一次平衡状态的改变，还有每一次超出三十秒钟的运动停止，都会在她的体内触发警报。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几个这种穿浅灰色制服的人在攻击和突然袭击中死去。很显然，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可我还是不理解，她们这些女人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单独执勤。
到了家里，一条消息正在等着我。
１９：３７
图波尔，你藏到哪儿去了？我需要你。
莎拉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不可能再去敲人家的门，所以我也只是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２３：１２
我现在回来了，可惜有点晚了，睡个好觉。
图波尔
然后我转到电视上，想换换脑筋，可布莱因的报告仍然盘旋在我的头脑里。
半夜刚过，个人通讯机发出了通报，一张车库门的图片弹了出来，莎拉正站在楼下，在摄像机里微笑。
“你好。”她说。
我为她把电梯开到楼下，我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把波尔图葡萄酒和杯子飞快地藏了起来。
“你好，我来了。”我开门的时候她又说。
她穿着马海毛织的迷你上衣，与之相配的是一条紧身连袜裤。她的脸好像化了一点浓妆，看上去很性感，也很绝望。在我的内心里又出现了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心突突跳的感觉，这是种危险的预感。
“你喝点儿什么？”我问，因为我没有别的可问。
她咧开嘴笑了，“你不就是有那种波尔图吗，嗯？”
我们两个喝着同一杯酒，她抱怨那种黏乎乎的甜味，还抱怨我的口味。突然，她哭起来，起先是暴怒的，接着高声尖叫起来。我想，只要没有人在墙上敲，就让她发作去。尖叫声渐渐减弱了。
简斯今晚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她，让她为他准备出差三天所需要的东西，再叫辆出租车把东西送到公司里。“他就从不省出二十分钟到家里来一趟，给孩子们说声再见。孩子们从来就不把这当一回事儿，他们认为这无所谓。他们没有爸爸，自从圣诞节以来他们有了最新的个人通讯机，他们还要爸爸干什么？好主意哟，简斯，送给他们这样的东西，棒极了，简斯！”
她就这样诉说了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又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她一口气灌了下去，哈哈地笑着，然后又尖叫起来。最后，一切都过去了，她躺倒在沙发上，又嚎啕了一会儿，然后她的心情好多了，她的绝望不见了踪影，脸上恢复了平静。
“现在孩子们在哪儿？”我问。不料一句话又把她问得火冒三丈，她说，因为简斯从来也没想到要问她这个问题。
她在她的个人通讯机上编制了照看孩子的程序，只要房间里一有很响的嘈杂声，我们立刻就能看到房间里的视觉图像。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能这样做呢。
“什么都有，图波尔。他们还发明了带奶嘴的装配式厨房，有了这样的奶嘴，给孩子喂奶时，当母亲的就可以出去购物了。”
她饿了，她露出了那副饿的样子，我才想起来，我整个晚上还什么也没吃呢。跟布莱因谈了那么严肃的话题，我把肚子都忘掉了。我想给我们俩要两个比萨饼来，可她却拒绝了，她想要正式一点的晚餐。她说，她请我吃一顿着盛装的晚宴，鳜鱼汤加油煎黑面包片，牛里脊加甜土豆，还有麻花豆，饭后的水果是原子冻加热猕猴桃，饮料是香槟。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半了，”我打断她的话，“我明天还要工作呢。”
她用恐吓的目光看着我说：“你不要也跟我过不去！”
整整半个小时以后，宴会服务公司的招待员才到来，他们带来了一切：餐具、盘子、杯子，为我们摆好桌子，然后点上蜡烛。
“祝愿你们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告辞的时候说，他们注视着莎拉和我，仿佛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正是用甜土豆的最佳时间。
“你想不到我有多么饿！”莎拉说着，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又有了那种危险的感觉，我想起了在慕尼黑的那个晚上，莉莉又回到我的沙发上，用那种甜丝丝的慕尼黑口音跟我聊天。我已经习惯了诺拉的那种小心谨慎，习惯她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从没有匆匆忙忙、风风火火，只朝着一个方向，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我们吃着，莎拉的目光始终没离开我的眼睛。饭菜虽然不多，但是味道挺好。香槟酒弄得我有点晕晕乎乎，不知所措，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开瓶子。
随她去吧，我想，把刹车松开，随她自己去吧，她想给你什么，你全收下吧。
“不害怕了吧？”她问我。我摇摇头。
我醒了，听见房间里有一种咔嗒咔嗒的声音，我睁开眼睛，看见莎拉坐在个人通讯机前，屏幕上是雷姆和莱奥娜在嚎啕大哭的面孔，她正用可视通讯同他们说着话。
“我马上就回家来，”她说，“再过十分钟妈妈就和你们一起在家里了，你们不用害怕。”
当两个孩子渐渐安静下来时，她关上了机器。
我躺在那里没动，只在被子里向她这边看着。她转过脸来看我时，我假装安静得一丝声息也没有，这样，她在半明半暗中一定会以为我还没醒。她拿了她的东西，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消失了。
当我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满足和不可思议的、神经质的恼火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带着这种感觉，我晚了三四个小时走进了办公室。
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莎拉又站在楼下的大门口了。她带着孩子。我们决定去市场，给孩子们的将是冰激凌和游乐场，给两个相爱中的人的，则是一条僻静的长椅。
在游乐场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们默默地坐着，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脸却避开了我。
“我要离开简斯，”她说，“你要我吗？我和孩子们？”
这听起来就像那种令人恶心的、廉价的动物认养中的点名叫卖，一只甜甜的狗带着两只珍贵的小狗崽寻找新的主人的宠爱和认养。你想要我们吗？这一丁点儿也不像那个我第一次认识时的莎拉，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坚强和自信。
我支支吾吾，男人习以为常的顾虑，什么责任啦、房子的大小啦、自立啦等等，突然一下子向我涌来，战胜了我。
“那也好。”她说，她还是没看着我，“让我们忘掉那个晚上，我只是不应该责备自己没想办法争取，你懂吗？事情很简单，如果说我心中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就是你，不过不行也就算了。我得走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慕尼黑。”她说，“我妈妈在那儿，还有我的两个女友。一切都重新开始。东西都打点好了，昨天，在我到你那儿之前就弄好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走。”
她站起来，叫孩子们过来，他们极少这样听话，这样安安静静地叫一声就过来了。
“生活愉快，图波尔。”她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又脚踏实地了。还有，不要因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我必须试试，我心里不管怎么说是有愧的。”
她没有把手伸给我，也没有吻我，连一丝微笑也没有。她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孩子，消失了。
贤妻良母，聪颖美丽，身材无可挑剔，诚实温柔，刚刚三十岁，想找一个忠诚的、有爱心的男人，至少是注意到她的存在的男人。
现在您明白了吗，弗朗索斯？有人警告我山在崩塌，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坍塌下去。接下来还有布莱因。是不是正为这事儿对布莱因·罗德勒尔采取什么措施？以后我还要一直在他的处里待下去。他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想。可是法律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常常要报复人的。如果您不允许的话，您也就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别的了。我再跟您说一遍，布莱因跟这事儿没任何关系，真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行吗？明天我将告诉您，躲在这事儿幕后的到底是谁。您大概一直以为有一伙人隐藏在我的背后，是吗？我告诉你吧，弗朗索斯，在我背后根本没有许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第五天
您有过这样的事儿吗，弗朗索斯？人在夜里突然醒来，清算自己，总结自己的生活，干过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就在我昨天给您谈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我发现转眼之间我的血肉之躯变得这样脆弱，变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失灵的小零件，因失灵而负有责任。我竭力想要道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弗朗索斯？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您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您自己这么渺小，这么微不足道，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呢？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与我背道而驰。莎拉走了。诺拉走了。她们在屋角的柱子上涂满了悲惨的图画，那上面有我所失去的一切。那上面有失而复得的父亲，不愿再同我说话的母亲，就连我的那辆老掉牙的心爱的自行车也在慕尼黑被人偷走了，那是诺拉用电子邮件告诉我的。
我躺在床上。周末，空荡荡的，让人销蚀的周末，我试着勾画一种反向模式。我积极地从正面去思考，大声列数着：我有一张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沙发、一个橱子、一台超现代的个人通讯机、一套房间、一份工作、二百个电视频道，还有全世界的网上笔友。我会连一年四季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死去，也许不会很快就死，但总有一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死去。从星期六下午到现在，已经快喝完两瓶波尔图葡萄酒了。我走到厨房的架子边——这是一个单层的厨房用架子，它在我的所有物的清单上名列第九——我想把瓶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酒倒进杯子里，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了，就像透过玻璃那样清晰透明，这是万恶之源，这该死的酒精。也许我已经酗酒成性，感谢上帝，我还知道什么叫酗酒成性。把瓶子里剩下的一股脑儿灌了下去，当浓烈的酒味冲进我的鼻孔时，我又懊恼起来。酗酒决不是一种原因，但它永远是一种征兆。也许我是病了。喂，你这个病恹恹的穷小子，你妈妈在哪儿？
在好长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念头盘桓在我的脑际，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嗜酒如命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要在堕落中了结了？有一份工作，有一套房子，这种事儿看起来离得很远了。可是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慕尼黑碰到了一个人，我认出他是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他那时正悬在空中，无处立足。
我突然一下子抓过一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