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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越南作为界限，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行为，不准他们越轨，使美国必然要面对严重两难困境。如果政治改革是击败游击队的良计，游击队势力滋长是否表示美国的方法未正确运用，或者这些方案没有切中要害？如果越南果真如几乎全部美国领袖所认定的，事关全球均势，这难道不代表地缘政治的需要最后将超越一切，迫使美国接手离家12000英里的这场战争？这些问题的答案，得待艾森豪威尔的继任人肯尼迪、约翰逊两人提供。
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处理越南问题
肯尼迪成为第三位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的美国总统，继承了一组久已存在的政策前提。肯尼迪与其前任一样，认为越南是美国整体地缘政治地位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他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相信，阻止共产党在越南获胜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他也和其前任看法一致，认为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乃是克里姆林官的代理人。一言以蔽之，他认同前两任政府的见解，认为防卫南越事关全球遏制的全盘战略。
虽然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在许多方面延续艾森豪威尔的做法，可谓艾规肯随，但是还是存有重大差别。艾森豪威尔看待越战是从军人立场出发——这是北越和南越这两个明确实体之间的战争。肯尼迪却认为，越共攻击南越并不太像一场传统战争，倒有几分像是以游击战形式从事的准内战。肯尼迪偏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把南越建立成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能独立担当的国家，让她能击败游击队，又不必让美国牺牲子弟的性命。
同时，肯尼迪也以更乐观的心情来解读军事方面的冲突。艾森豪威尔以传统战的眼光看越南受到的军事威胁，肯尼迪却相信美、苏之间核武力已旗鼓相当（事后证明这是过于早熟的评估），套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这使得全面战争“不堪设想”。美国政府相信加强军力部署可以消除共产党从事朝鲜战争式有限战争的机会。通过逐项剔除法，美国认为游击战是未来新浪潮，对抗游击战是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能力的最大考验。
1961年1月6日，距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日还有两星期，赫鲁晓夫扬言“民族解放战争”是“神圣”战争，苏联坚决支持它们。肯尼迪的“新边疆”（ New Frontier）政纲把苏联这席话当成是对美国盼望与发展中世界增进关系的公开叫阵。今天，赫鲁晓夫这篇谈话被普遍认为主要针对北京的意识形态对手而发，因为北京一再抨击他对列宁主义不敬，已经第三度延长对柏林最后通牒的最后时限，也经常对核战表达保留意见。然而，当时的肯尼迪在1961年1月31日第一次提出国情咨文报告时，把赫鲁晓夫的谈话视为证明苏联和中共“有野心称霸世界——这个野心他们不久前才强烈重申过”。
1965年9月，约翰逊政府对中共也发生解读错误的现象，当时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倡导“人民战争”，主张在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包围”世界上各大重要工业国家。约翰逊政府把这番话解读为，中共示意她介入越南局势，却忽略了林彪的下文，它强调各国革命党需要自立自强。毛泽东亦另外评论说，中共军队不出国作战，也强烈暗示中国不打算再次介入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这显示朝鲜战争的双方当事国都学到同一课，他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谈话的解读，使得越南战争不再被当做冷战中多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而言，越南战争乃是决定性的一役，它将判别游击战可否制止、冷战能否胜利。肯尼迪把这项冲突解读为共产阵营有计划的全球阴谋之行动，使得他认定必须在东南亚站稳脚步，重振他在1961年6月维也纳高峰会议遭到赫鲁晓夫诟骂所失去的可信度。他告诉《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赖斯顿（ James Reston）说：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就跟古典悲剧里，英雄被一些无意中的事件不知不觉地牵引步上命运之路一样，肯尼迪政府因着他的前任得以回避的一项危机——老挝的未来——被扯进越南局势。没有人比温和的、爱好和平的老挝人更冤枉，不该遭到此飞来横祸。老挝东侧与越南为邻，崇山峻岭，西侧则以宽阔的湄公河与泰国隔河相望。老挝人民对好斗的邻人别无所求，只盼别来干扰他们平静的生活。然而，北越焉能让他们如愿？河内一旦在1959年于南越境内发动游击战，对老挝的压力亦无可避免地大为增强。如果河内企图通过越南领土给南越的游击队提供补给，它就必须穿过沿着北纬17度线划分越南的、宽约40英里的所谓“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这段距离很可能被南越部队在美国援助下封锁住。否则，北越就必须以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跨过北纬17度线发动攻击，而这几乎必然会激怒美国，甚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干预——这是河内在1972年之前极力回避的风险，到此时越战已进入尾声。
河内以整个越战时期一向的冷静逻辑思考，认定借道中立的老挝、柬埔寨，渗透进入南越，比起公然挥师跨过北纬17度线，遭遇的国际阻力要小得多。即使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受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的保障，也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重申保障，河内的判断不受影响而动摇。事实上，它并吞了主权国家老挝部分领土，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基地，也没有遭到国际社会太大的反对。世界舆论竟然接纳了河内的歪理：美国和南越亟欲阻止北越在中立国家建立的渗透网络，却被谴责是“扩大”战争的恶徒。
老挝的狭长地带丛林密布，提供北越一条通道，沿着南越与老挝、柬埔寨绵延650英里的边境，直人南越。1959年北越有6000多人的部队开进老挝，表面任务是支援老挝共产党的“爱国战线”（ Pathel Luo）。爱国战线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后，河内沿着北越、老挝边境，埋伏在老挝东北省份的一支游击武力。
作为军人，艾森豪威尔了解防卫南越必须始于老挝。他在移交过渡时期明白地告诉肯尼迪，他打算干预老挝局势，必要时不惜单方面行动。肯尼迪有关老挝局势的第一个声明，与艾森豪威尔推荐的立场一致。1961年3月23日，他在记者会上提出警告说：“如果老挝失去其中立、独立地位，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将受到波及。她的安全与我们大家的安全相辅相成——在于大家尊重其真正中立。”然而，就在五天之后提出其新的国防政策时，肯尼迪坚称：“今天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轻易就能以军事加以解决。”虽然不是完全不合于防卫老挝的决定，这份声明也确实没有响亮号召采取军事行动。河内绝对不会有幻想，深知这是战争，要用尽一切手段去赢得战争，肯尼迪的立场就比较含糊不清。他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能够遏制住共产主义，如果可能，也不妨妥协。
1961年4月，受到古巴猪湾事件的震撼，肯尼迪决定不介入老挝局势，改以谈判来维护老挝的中立。一旦美国干预的大患去除，就中立而进行谈判必然让河内气势更涨。事实上这已是河内第二次推销老挝的中立，它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和会上已经承诺要尊重老挝的中立地位。
北越一方面开发日后称为胡志明小道的后勤运补网络，一方面拖延谈判整整一年。后来，肯尼迪在1962年5月派陆战队进驻毗邻老挝的泰国。这使得谈判迅速达成结论。所有的外国部队和顾问，都必须通过国际检查哨撤出老挝。泰国、美国顾问个个按照日程表撤出；至于进入老挝的6000多名北越军事人员，只有40人（没错，就是40人）通过国际检查哨撤离。其余的人呢？河内厚着脸皮根本不承认有这些人进入老挝！通往南越的大路现在彻底开放了。
艾森豪威尔的见解此刻被证明的确高明。如果中南半岛的确一如华府领袖十多年来所声称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安全的基石，老挝比越南更适合来保卫中南半岛；它的确可能是唯一能守住中南半岛的地方。即使老挝是个偏远的内陆国家，北越人作为受畏惧、被仇恨的外国人，无法在老挝领土内进行游击战。美国可以在老挝打一场美军受训、精准的传统战争，泰国部队也几乎必然会支援美国。面临这种可能的状况，北越或许会撤退，静待另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发动全面战争。
然而，这么冷静的战略分析在大体上以意识形态来衡量的冲突中，被认为并不适合（我在当时也持这样的见解）。十年来，美国领袖一再主张防守越南，因为它代表亚洲防卫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突然间修正此一战略，而认为一个偏远、落后的山地王国是骨牌理论的关键，可能扰乱国内的共识。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肯尼迪和其策士认为，必须力守南越以保卫中南半岛，因为共产党在南越肆行侵略。这对美国人而言还有意义，却没顾到已注定这项任务在军事上几乎无法达成。因为不仅通过老挝的补给线畅通无阻，而且柬埔寨那位机智、善变的统治者西哈努克亲王默许共产党沿着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建立基地。这一来又替美国人制造一个两难局面：如果昕任柬埔寨境内共产党基地存在，北越可以进攻南越，然后退到安全地带休整，使得南越保卫战无从打起；如果攻击这些基地，南越和其盟国又会被人谴责，指为对“中立”国家进行“侵略”。
。因为柏林危机，肯尼迪不愿在老挝——这个处在中国边境并且不为哪怕百分之一的美国人所知道的国家作战，乃是可以理解的。替代方案就是彻底放弃中南半岛，则从来未列入考虑。肯尼迪不愿意去转变十年来两党已有共识的承诺，尤其是在猪湾事件后。撤退也代表着美国承认制服共产党游击战新战略的努力彻底失败。最重要的是，肯尼迪深信他得到的建议是对的，即美国的协助能让南越军力击败共产党游击队。在那个年代，两党领袖没有任何人料想到美国正在走向泥淖，难以自拔。
肯尼迪关于中南半岛局势的公开言论中有一个从未放弃的思想：单凭武力不足以遏阻共产主义；美国的反共盟友必须建立政治基础，始有胜算：
“制止共产主义南进，固然有道理，却不能仅凭武器的力量。应在这些地区建立强大的本土的反共心理，并且依赖它作为防卫先锋，而不是仰仗拉特里将军（法国中南半岛总司令）（ General de Lattre）的兵团。”
1954年4月，杜勒斯奔走号召联合行动以拯救奠边府之际，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言，只要中南半岛仍是法国殖民地，他就反对美国介入。1956年，法国已退出，南越亦获致独立，肯尼迪终能加入当时盛行的正统主张：“这是我们的产物——我们不能放弃它。”在同一时候，他重申这项冲突不只是军事性质，也是政治、道德的挑战，“在那认为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国家，在那敌人不是隔着17度线的凶顽，而是人们身在其中的贫穷与饥馑的国家，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们的是一场革命一一一场远胜过共产党能供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受到考验的不仅是美国的可信度：
“如果这场革命在威胁其存在的种种灾祸，如共产主义、政治混乱、贫穷等等之前失败，美国就难辞其咎，我们在亚洲的声誉将跌入新低点。”
肯尼迪似乎是说，秘诀在于让受害人不要向侵略卑躬屈膝，这个办法流行一个过去外交词汇里没见过，而且今天还在使用的新观念了一“国家建设”的观念。肯尼迪偏好的策略是强化南越，让他们自己能够抵抗共产党。这项策略强调民间行动和内政改革；也把官方论调修正为，是美国声誉和可信度，而未必是美国的安全，在越南受到考验。
每一届新政府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时，似乎都越来越深陷泥淖。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建立军事援助计划；肯尼迪强调改革，导致美国越来越深涉南越的内部政治。问题是，改革和国家建设，在南越将需数十年始能开花结果。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对于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欧洲古国，提供马歇尔计划经援，借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予以补强。但是越南是个全新的国家，没有既有体制可为凭借去建国。两难局势的焦点变成，美国拟在南越引进稳定民主政治的政治目标，未能及时达成，去遏阻游击队得胜，而后者乃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势必得对其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择一加以修正。
肯尼迪就职之时，南越境内的游击战激烈程度已足以阻碍吴庭艳政府的巩固，但是未达到令人怀疑它能否支撑下去的地步。游击活动似乎进入稳定时期，使得肯尼迪政府有了幻觉，认为稍微加把劲，就能获致完全胜利。然而，这短暂的平静期，主要是因为河内忙着在老挝建立基地，它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旦打开借道老挝的新补给线，南越境内的游击战争又再次加剧，美国的两难局面也越来越无可救药。
肯尼迪政府陷入越南泥淖可谓始于1961年5月，副总统约翰逊衔命率团访问西贡，以便“评估”局势。这种代表团必定传递出信号，使外人相信决策已拍板定案。没有一位副总统能在两、三天的访问行程里，就能够针对纠缠十多年的游击战做出独立的评断。虽然他通常能够广泛接触情报和使馆报告电文（视总统决定给他多大空间而定），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幕僚从事广泛分析，更没有幕僚能够追随后续发展。副总统出国访问通常是用来提升美国的声望，或对业已达成的决定提供可信度。
约翰逊的越南行是这些规则可以编入教科书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在宣布约翰逊即将访问南越之前，先会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暗示美军可能必须派驻越南和泰国。富布赖特答应，若是相关国家本身要求援助，他一定支持。富布赖特的答复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对。若是黎塞留、帕默斯顿或俾斯麦，就会问这项措施吻合何种国家利益。富布赖特却只关心美国的法律立场和道德立场。
就在约翰逊出发之同时，国家安全会议在5月11日有一份指令，确认制止共产党统治南越为美国的国家目标。美国的策略是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秘密行动，“在该国建立一个亲民主并且日益民主的社会”，遏制变成建国。
约翰逊报告说，中南半岛最大的危险不是共产党的挑衅（他没有举出理由说明，只说是“短暂”现象），而是饥馑、无知、贫穷与疫病。约翰逊评价吴庭艳是可敬之人，却与人民“颇有隔阂”；他说，美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支持吴庭艳，否则只有撤出南越。美国若是迅速、果断动作，南越就有救。约翰逊并没有说明，何以美国能在对付游击战争的同一时段里，也可以扑灭饥馑、贫穷和疫病。
既然宣布了原则，肯尼迪政府接下来就得订定政策。然而，此后三个月它却忙着处理柏林危机。到了1961年秋天，当它有暇处理南越问题时，当地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到唯有美国军力以某种形式介入才能缓和的地步。
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泰勒（ Maxwell Taylor）将军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罗斯托（ Walt Rostow）衔命到越南考察，研订妥当政策。泰勒和罗斯托，都和约翰逊不同，他们是肯尼迪的亲信顾问；但是他们和约翰逊一样，在他们还没由华府出发之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已有定见。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判定美国应以何种方式、何种规模，增加介入越南的程度。
旷日持久，胜负难决
后来，泰勒和罗斯托建议，在越南各层级的政府机关大规模扩增美国的顾问角色。美国即将派出一支8000人的所谓军事后勤部队，表面上的任务是协助湄公河防洪工程，却配备充足的战斗补给可以自卫；他们另外亦建议大量增加文职顾问人数。
这项结果事实上乃是两派意见的折中，一派是肯尼迪政府中的人士力主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仅局限于顾问角色，另一派则赞同立刻派出作战部队。后者对于美国作战部队的任务究竟应如何，却又莫衷一是；亦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防部代理助理部长威廉·邦迪（ William Bundy）估计，如果照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建议，投入4万人的作战部队，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由于游击战是非胜即败，根本不存在胜与败之间的中途点，“掌握事态发展”当然只是迟滞大混乱，并且是以美国的全球可信度赌博。邦迪亦颇有先知之明地补充，他所谓的三成失败机会，其后果可能与法国在1954年所示的败绩相似。在此同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河内和北京公然介入，需要动用205000名的美军才有胜算。事后证明，单是对付河内介入，美国最后投入的兵力就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