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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公然介入，需要动用205000名的美军才有胜算。事后证明，单是对付河内介入，美国最后投入的兵力就不只两倍于这个数字。
官僚体系的折中妥协通常反映了下意识地希望能发生某些因素，使得问题自己解决。但是在越南这个个案上，却没有可信服的基础去抱持类似希望。官方估计低者是投入4万人的兵力才保持对峙之局，高者需派出205000人的兵力才会获胜，肯尼迪政府于是把投入八千人的部队当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者是美国大举介入的第一期付款而已。虽然说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听来很诱人，可是也必须拿来与一旦失败，可能遭到法国曾蒙受的败绩会对全球均势有何冲突，作个比较评估。
由于肯尼迪并未改变他的评估意见，整个动向朝着追加兵力投入的方向走。1961年11月14日，他对幕僚提到，美国对共产党“侵略”的反应，必须“在铁幕两侧检验，……以衡量政府的意图和决心”。如果美国选谈判而非增兵，它可能“事实上被判定比在处理老挝局势更加软弱”。他拒绝鲍尔斯（ Chester Bowles）和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所提通过“谈判”以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建议，认为这只是放弃在南越努力的委婉说辞罢了。
如果不肯谈判，而且增兵又势在必行，要避免不断增援南越，唯有由河内让步。然而，即使为了让河内后退，美方还是需要一次大举增兵，而不是每次略加一点。美国此刻还不能痛下决心，要么就全面投入，否则就撤退，最危险的路线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程度。
不幸，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的程度。不要过度运用武力而制止侵略，它的大目的就是不让军事规划脱离政治决定的掌控，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逐步反应早先被视为一种核战争的战略——逐步升级，以免发生全面大浩劫。这套战略用在游击战上面，却有不断升高的危险。每一次有限度的投入可能被诠释为犹豫踌躇而不是坚决不移，反倒鼓励敌方继续用武，唯有风险事实上已经变得无法承受，他或许才会运用理智去思索。
密切注意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河内领导人不会因为美国不传之秘的战略理论而放弃野心，他们也有克服西方先进技术的天分，而且民主政治不是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他们向往的制度。和平建设之乐趣根本诱惑不了这些曾被法国监禁良久、数十年从事游击战的硬汉，美国版的改革进而激起他们蔑视。他们一辈子忍辱、作战、为的是建立统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并且驱除外国势力。革命战争是他们唯一的专业。美国人找遍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北越更难缠的敌人。
根据当时担任国务院情报暨研究局局长的希尔斯曼（ Roger Hilsman）的说法，美国的目标是把越共贬抑为“一群饥饿、四处打劫的暴徒，花尽力气只求生存”。但是历史上有何先例可说游击战必然导致此后果？在马来亚，英国人动用8万人的部队和两倍于此的马来亚部队，花了13年工夫才敉平不到1万人的马共游击队，而且马共还没有充分的外来支援和安全的通讯路线，也没有太多机会增添兵员。在越南，游击队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北越也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斗争的大后方，沿着数百英里的边境地区修建许多基地，而且一直保有主动，一旦游击队遭到太多压力，立刻投入经验丰富的北越部队干预。
美国若是依照邦迪的估计投入4万人的兵力（这还大大不够），最多也只是胜负难分的格局。当肯危迪总统就职之时，越南境内美国军事人员人数接近900人。到了1961年底，人数增加到3164人；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时，数字已增加为13263人，此后还不断增加。1960年美国人死了5人，1961年为16人，1963年123人；1964年是美国投入战斗部队之前一年的和平时期，死亡人数已逾200人。然而，军事情势并未明显改善。
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角色越是扩张，美国就越是强调政治改革。而且，华府越是坚持南越内部改变，它就越把吴庭艳美国化。1961年3月28日，肯尼迪首度发表国防检讨时，重申其主要论点：不管美国的战略武器多么强大，它还是会在周边地区“遭到颠覆、渗透、挑衅、离间或非公开的侵略势力，国内革命，外交敲诈、游击战争等等”逐步侵蚀——这种危险到头来只有以政治和社会改革来克服它，使得潜在的被害人能自立自助。
肯尼迪政府的论调后来成为中南半岛许许多多难解的两难困局之一，那就是坚持同时要达成政治改革和军事胜利，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在广泛范围内，游击队能够决定战事的激烈与否，因此安全的程度以短期而言，与改革的步调无涉。越是不安全，西贡政府就越变得心狠手辣。只要华府认为游击队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归咎是改革迟滞没有进展，河内就可以兴风作浪，让美国对于她亟欲推翻的西贡政府施加压力。吴庭艳陷身在河内狂热的意识形态和华府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做法转为僵硬迟滞，最后终于覆亡。
即使是不像吴庭艳那样出身官宦世家传统的政治领袖，也会觉得在游击战争之中，想在宗教、会党和民族分裂的社会中建立多元民主体制，是很艰难的工作。美国整个布局具有信用差距，未必全是因为美国领袖欺骗群众，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欺骗自己，高估自己的能力，包括自以为本身熟悉的体制很容易就能够移植到其他的文化中去。基本上，肯尼迪政府执行的是威尔逊的假设。威尔逊相信对民主政治和外交的理念，能够以十四点计划的形式加诸欧洲；肯尼迪政府也想授予越南美式规则，让他们用以治理自己。如果南越的暴君能被推翻，并且建立民主制度，中南半岛纷扰的冲突必然会缓和下来。
每一届美国新政府都在增加对南越援助时，将其改革绩效为先决条件。1954年艾森豪威尔是如此；肯尼迪于1961年更加坚持，非得南越答应在所有各阶层政府都聘美国人当顾问的前提之下，才肯大规模增加美援。可以料想得到，吴庭艳立刻拒绝。独立斗争的领袖很少能接受训政指导。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1962年底访问越南，扭转他自己早先的判断（详见本书第二十五章），并且同意吴庭艳政府“显得不像向全民负责、有效能的政府”的说法。
这个判断正确无误。不过，关键问题是这些状况有多少是因政府无能，因美、越之间文化差距，或因游击队肆虐所致？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关系在1963年一年里日益恶化。发自西贡的媒体报道在此之前还都支持美国介入，现在也开始有了敌意。批评的言论此时尚未质疑美国的目标（日后就会），只是质疑在南越拥护吴庭艳这样的高压领导人，能够促成民主、非共的政体吗？吴庭艳甚至被怀疑在考虑与河内妥协——怪的是若干年之后，阮文绍总统却被谴责不肯跟北越妥协！
最后美国与西贡决裂是因为南越佛教徒与吴庭艳之间爆发冲突而导致的，冲突起于吴庭艳政府颁布命令，禁止会党、宗教团体或政党树起任何旗帜。为了贯彻执行这道命令，部队在1963年5月8日于顺化，朝抗议的佛教僧侣示威者开枪，造成若干示威者死亡。抗议群众的确冤屈难伸，立刻被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不过，越南缺乏民主却不在报道热点之列。佛教僧侣和吴庭艳一样充满威权性格，拒绝列出任何条件与吴庭艳谈判。总而言之，问题不在民主与否，而是权力作祟。吴庭艳一则受困于游击队猖獗，一则因本身无能，拒绝做任何退让。华府对吴庭艳增大压力迫他退让，并且力促吴庭艳将其主掌南越自欺而相信美国能与吴庭艳的后任一起赢得胜利。从政变之后种种事态发展来看，美国听任吴庭艳因无能而垮台，自己也借势退出，或者至少别去碍着吴庭艳涉嫌计划与河内谈判，是最容易的事。肯尼迪经分析后，拒绝谈判，因为谈判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共产党掌控南越，这项分析也正确无误，问题是美国既不预备面对困局，拿出解放方案，放手一搏，又不预备听任事态自由发展，去接受其可能的结果。
若干曾经供职肯尼迪政府的官员，在1964年总统大选后说，他们的总统有意撤出美军（这个议题当时还在争论不休）。且有同等地位的其他人士曾否认这个说法。我们对此只能说，此后连续每次增兵到越南，都使他越来越难做抉择，并且不管是要投入或撤军，其后果都更痛苦、代价也更高。时间月复一月地流逝，美国起初只是军事代价益增，后来连美国的国际名声也赔进去。
肯尼迪遇刺，使得美国更难退出越南。如果肯尼迪的确因为体会到美国已走上无法久撑的路线之痛楚，他只需要反转自己下的决定即可；可是，约翰逊就必须抛弃一位受敬爱的前任之政策！尤其是，他接收自肯尼迪的策士没有人劝他撤军，特别叫他为难——副国务卿鲍尔（ Gee Ball）是例外，但是他并非肯尼迪内圈亲信。一位领袖必须具备格外的自信和知识，才能在刚接任不久就做出这么大规模的撤退。但是一谈到外交政策，约翰逊对自己又格外没有自信。
回想起来，约翰逊总统应该好好分析：美国已经投资偌大努力的军事、政治目标是否能达成、用什么方法可以达成、要花多少时间去达成——也就是美国做下这些种种承诺的假设前提是否正确？除了约翰逊发现他继承自肯尼迪的这些前朝策士一致赞同在越南力求胜利的事实（鲍尔是例外）之外，我们很怀疑，即使做了这些分析，结果会有何重大区别。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和邦迪的白宫幕僚，都是搞分析的高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士。他们只缺如何去评估与美国经验、美国意识形态大异其趣的挑战之标准。
美国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是因为顾虑到越南一旦沦陷将导致非共产党的亚洲国家会覆灭、日本也会接受共产主义。基于这样的分析，保卫南越，美国等于是为本身安危而战，也不管南越是否是民主国家或是否可能建设成为民主国家。然而这样的分析就美国人而言太以地缘政治和权力角度出发，不久就被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取代。一个又一个的政府试图兼顾双重任务。可是每项任务本身都很难单独成功：要想击溃在广泛的周边地区建有安全基地的游击部队，岂是易事？毫无多元主义传统的社会，要建立民主化，谈何容易？
在越南这个大热锅里，美国得到即使最神圣的信念也有其限制的教训，被迫要承认权力与原则之间可能产生的差距。也正因为美国不愿接受与其历史经验相反的教训，它在必须壮士断腕时会那么痛苦。因此，伴随着这两项挫折的痛苦，乃是其最佳特质而非最糟特质的后果。美国不肯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使它在道德汪洋中浮沉，不得其解。
1964年8月，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思号（ Maddox）据信受到北越攻击，导致美国对北越展开报复攻击，参议院更以几近无异议的票数通过所谓“东京湾决议案”（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支持报复。这项决议案认定数月前的空袭报复是合法行为。1965年2月，越南中央高原城市波来古的美军顾问营区遭到攻击，引发美国对北越报复攻击，后来升级为有系统的空袭行动，密码代号是“滚雷” （ RollingThunder）行动。到了1965年7月，美军作战部队已完全投入，美军人数日益上升，到了1969年初，总数已达543000人。
接下来，约翰逊政府就麦道克思号遭攻击事件是否向美国百姓说了实话，变成日益炽热的有关越南的大辩论之一部分。有人用它来攻讦东京湾决议案和美国参与作战。坦白地说，即使允许因为战斗难免的混乱因素，东京湾决议案也不是基于充分的事实报告所做的决议。但是这已经都不是美国介入地面战斗的主要因素。鉴于美国所有主要领导人的信念，它只是美国迟早必走的命运之路的一小步而已。
用以获致东京湾决议案通过的方法，在今天已经不复可能，因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更有进步。同时，容我们说，约翰逊的权术或坦诚与罗斯福造成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玩的手法，没有重大区别——美国在1941年介人大西洋海战，用的理由是驱逐舰葛丽尔号（ Greer）遭到鱼雷攻击，罗斯福并未完全坦诚地交代实情。这两个案例里，总统都是片面界定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事：20世纪40年代是不容德国胜利；20世纪60年代则不容中南半岛沦陷。两位总统都准备把美国的军力置于险地，一旦他们遭到伤害就立予攻击。这两个案例里，最后决定参战的依据的考虑都远超过当前即时的事件。
越南之所以成为梦魇，不是美国参战的方式，而是美国为何不再更仔细评估可能的代价与结果就投入战争。一个国家不应该派出五十多万青年子弟到遥远的大陆作战，或拿其国际地位和国内的团结冒险，除非其领袖能说清楚其政治目标，并且提出达成目标的务实策略——布什总统日后在海湾战争时，就做到这一点。华府应该问自己两个基本问题：可能同时建立民主体制和达成军事胜利吗？历任总统和策士们，把美军投入越南地面战斗，因为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殆无疑义。
游击战争要成功，需要灵活地混合运用军事和政治策略。然而，美国军事领袖从来就不太乐意以军事为政治目标效劳。整个越战期间，手段根本不足以达成既定目标，而且倘若想达成目标，必须承担的风险又是华府还未必预备接受！
朝鲜战争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旷日持久、胜负难决的战争会粉碎美国国内共识。可是，华府却似乎在收集正好相反的教训——朝鲜战争挫折的源头是麦克阿瑟挥师进军到鸭绿江畔，并且想争取全面胜利。因此，朝鲜战争的结果被重新诠释为成功地阻止了中共胜利。美国介入越南战局也是清醒地局限在一个相同的目标：在不要刺激中共介入之前提下，向北越展示，绝不允许它占领南越，因此，北越的唯一选择是谈判。但是谈判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当前的敌人把妥协视同战败，抵死不从！美国领袖显然忘掉，朝鲜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麦卡锡时期，已经几乎把不耐久战未决的美国社会扯烂了！
理论上，只有两种策略在游击战中有机会奏效。第一是基本上采取守势，设法不使敌人掌控老百姓。这个策略要求替尽可能多数的百姓建立完整的安全，使得游击队在其余百姓中之所获，不足供给其政治基地需求。泰勒将军似乎有此一策略，他建议建立一系列村落，由美军保护，至于南越部队就不必日日夜夜守住每一村镇，可以出动扫荡，阻止越共切实建立共产党基地地区。第二个策略是攻游击队必守的目标，如他们的庇护所、补给站和本土基地——譬如，借由地面部队封锁胡志明小道，并且封锁为这些庇护所服务的北越、柬埔寨港口。这项策略，至少在观念上或许可以催生美国军方渴望的相当快速的消耗战，迫使双方谈判。约翰逊与圣安东尼方式
不会有效的策略却成为美方事实上奉行的办法：幻想在百分之百的领土上建立百分之百的安全，并且以扫荡战来耗竭游击队。不管远征军兵力多雄厚，都不足以剿灭补给逃躲在越南境外、并且具有大量的庇护所和强悍的意志之敌人。1966年底，北越总理范文同告诉《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索尔兹伯理（ Harrison Salisbury）：虽然美国军事上强过北越太多，最后却必输无疑，因为愿意为越南捐躯的越南人远多于美国人，而且更有决心要耗下去打一场持久战。他的评估完全正确。
约翰逊非常坚定，拒绝“扩大”战争。华府认为，中南半岛四个国家是四个单独的实体，可是共产党20年来把她们视为一个单一战场，在她们国境内进行着协同作战的策略。甚至，华府对整体国际脉络的评估，也过于注重中共可能介入，而忽略了林彪声明中国军队不会出国作战这段话。毛泽东也对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重述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在自己国境之外没有驻军，除非本身领土受到侵犯，也没有意愿与任何人作战。因此可以说，在相隔十五年的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因为不把中共的话当真而付出代价：在朝鲜，美国没理会中共的警告，向鸭绿江进军，惹来中共参战；在越南，美国又不理会中共声言不介入的保证，使得美国错失唯一可能达成胜利的策略。
既担心中共介入，又决心维持与苏联纾缓紧张，更盼望对国内“伟大社会”政策凝聚共识，约翰逊样样采取折中办法，赔上的美国的国际地位却未达成已宣明的目标。美国既想击溃全球大阴谋，又盼望避免全球大冲突，想两全其事，只使得自己显得笨拙愚蠢。
如果游击队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地作战，消耗战就不会有效。针对北越实施空袭，旨在使它痛苦加剧，此计也没有效果；因为北越的交通系统本来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