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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
——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不仅自己与继承“花间”词风的柳水分道扬镳，也不赞成他的门人 秦观沾染“柳词句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照《词论》也批评的柳词内容有猥亵低俗之处。由此可见，从内容上维护词的纯洁和尊严，李、苏间 不但无枘凿之乖，还颇有点苏唱李随的味道，但这种随从绝不是指苏轼的“自是一家”与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相反，它们虽只 差之一字，却异之千里。苏说是指自己与柳永的词风不同，而能自成家数。
李清照是说诗、词间应有严格的区别。不难看出，苏拭是针对柳永的，言外 之意，有与柳词比个高低而又坚信其词远胜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讥讽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一步说清照是这样，那么苏轼不是这 样吗？他不仅是这样，他还只着眼于争“我”苏轼一家之长，而李清照是为词这种文体争取地盘和生存权，以求其不被诗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畅 批评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话，那么她也只是说自己在对词不同于诗的特点的“知之”上，高出晏、欧、苏等人一筹，而她对知道词“别是一 家”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则只是在“铺叙”、“典重”、“故实”等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其间除了对秦观的批评与事实不够相符 外，对其他人可以说是切中其弊的，绝不是如裴畅所讥讽的妄“开此大口”。
遗憾的是有论者很不理解清照的这番苦心，他们甚至是出于意气用事，对清 照其人其词作出了极不公允的评价。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与清照大致同时的王的。说他意气用事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王的很服膺苏拭，他对《东坡 词》评价极高，同时也就不满于清照《词论》对苏词的非议，从而说了这样一番倚轻倚重的后：“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 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①其中“今少年妄谓”云 云，显然是冲着李清照《词论》来的，又显然是只看到了《词论》拘于传统的不足的一面，而没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有不怕得罪名公 大臣、舍己为“词”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李清照以其“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的创作实绩，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
《词论》对欧词的不满和清照对欧句的酷爱这里所谓欧词是指欧阳修词作的总体；“欧句”是指欧阳修《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词中的首句。对于前者，李清照在《词论》中曾表示不 满，而对于后者，她又说“予酷爱之”。对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尔反尔？自然不是。
《词论》涉及到欧词时，是这样说的：“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 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应该说这段话是有问题的，而问题主要不是在观点和事实本 身，主要是话说得过于笼统、表述不够圆满。因为在晏、欧、苏三者很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一起统而言之，难免顾此失彼。苏轼的情况已见于 上文，而时人对于晏殊的看法，主要当不是他的词写得怎么样的问题，有一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知不足斋丛书。
则记载说明晏殊认为自己的词，与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语：柳三变既以词件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于。”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因为其《鹤冲天》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犯了 上颜，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样认为柳永是那种整日价泡在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浪子，认为他得不到晋 升是活该。这与李清照对柳词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对晏词的不满，当主要不在其内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样认为作小词与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 可乎？’”②这一观点就是在今天，从一定意义上看也不无道理，在当时恐怕是被当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为了自娱偶作小词，也往往被看成是一 种不光彩的事。欧阳修除了与晏殊一样，身为名公大臣因作小词而受到非议外，其《醉翁琴趣外编》还被认为“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①。 这种尖锐的批评，虽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后人之口，但欧词本身的这类问题却是早已存在了的。对于致力于词的纯洁和尊严的清照来说，针对这方 面的问题对欧词表示不满，说明她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比在晏、欧词的音律问题上寻找微瑕，更为合理而有意义。
关于李清照为什么从不满欧词到“酷爱”欧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她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浇她自己的块垒，即以欧词中所写的“章台”“游冶”者，来影射和规劝其丈夫赵明诚。这方面的来龙去 脉，已在本书第二章的“赵明诚缒城宵遁被罢官”一节中，作了交代。
① 张舜民《画墁录》，四库全书本。
② 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① 《吴礼部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五、《词论》中捉摸不到的“易安体”
近十多年来，“易安体”仿佛成了李清照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它仍然是 一个任凭谁也做不出标准答案的难度很大的问题。既然在李清照唯一的理论文章《词论》中，捉摸不出一个完整“易安体”，看来只能从与其有直接、 间接关系的问题中加以追寻。
（一）
“易安体”的来历及其主要特色与李清照同时而稍晚的诸城籍词人侯寘，他所写的《眼儿媚》题作《效 易安体》，这便是“易安体”的首次亮相。它的再次亮相是在同是济南府人士的辛弃疾的笔下，辛弃疾被贬闲居江西上饶带湖期间，经常到附近的风景 区博山游览，并写了好几首记游词，其中的《丑奴儿近》题作《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为便于对“易安体”的玩味，兹将侯真和辛弃疾的两首效仿“易 安体”的词作，依次引录如下：花信风高雨又收，风雨互迟留。无端燕子，怯寒归晚，闲损帘钩。弹棋打马心都懒，撺掇上春 愁。推书就枕，凫烟淡淡，蝶梦悠悠。
——侯＃《眼儿媚·效易安体）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辛弃疾《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可以说这两首词所体现的思想艺术特色，就是侯、辛心目中的“易安体”。
具体说来，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倾吐心事，是“易安体”的特点之一。李清照早期所写的风景和咏物词，则是侯、辛“易安体”的主要效仿对象。 在上引辛词中，有许多语句是出自《漱玉词》，如“骤雨”见于李词《转调满庭芳》；“霎儿”见于李词《行香子》；“怎生”见干李词《声声慢》。
“只消山水光中”以下诸句，不仅与含有“水光山色与人亲”字句的李词《怨（忆）王孙》用语相近，意境亦多有牵合。即使在辛弃疾没有标出效李易安 体的《水调歌头》的“有时三盏两盏淡酒醉蒙鸿”，则更进一步以李同《声声慢》的“三杯两盏淡酒”为典。还有辛词《西江月》的“一川落日熔金”， 用的是李词《永遇乐》的成句，而辛词《行香子·三山作》结拍的“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又用了清照同调词中的类似语句。通过以上的探究 可以看出，辛弃疾“效李易安体”的《丑奴儿近》，虽然不失其风趣幽默、高远冲淡的《稼轩词》的自身风貌，但它又与作为獭祭鱼和掉书袋的稼轩词 很不一样。此词对于白描和口语的运用，俨然是《漱玉词》的模样。对“易安体”的这一特色古人已作了精辟的概括：“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①。
① 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第 721 页。
当然侯、辛的以上两首词不可能反映出“易安体”的全部内涵，但却体现了 它的基本特点。
（二）
研究“易安体”的价值所在“易安体”的价值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它的特点除了上文已提到的两 点外，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谓李清照“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人调音难。”在《漱玉词》中，这两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到：“绿 肥红瘦”（《如梦令》）、“宠柳娇花”（《念奴娇》）等堪称“炼句精巧”；而《念奴娇》的“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声声慢》的“梧桐 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永遇乐》的“如今惟淬，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等等，既是“寻常语”，又极富表现力，它们淋漓尽致地揭示了 词人的心灵重负，创造了既是“铺叙”的，又是“典重”的“别是一家”的词境。这既体现了“易安体”的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漱玉词》的魅力所在。 以上提到的“易安体”三方面的基本特点，远非标准答案。因为“易安体”所体现的当是《漱玉词》的总体特点，它既应有婉约的一面，也应有豪 放的一面。鉴于今天已无法窥见《漱玉词》之全貌，所以对“易安体”的特点的探讨，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约年长李清照三、四岁的朱敦儒，在他 的词集《樵歌》里，有一首《鹊桥仙》题作《和李易安金鱼池莲》，由于李词已快，便无法得知其特点，我们只能由此推想李清照的作品在当代和稍后 就曾受到人们的重视，否则谁会与她唱和，至于其被尊为“易安体”，固然可说明她在词坛上的重要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说明她的词极有个性、自成一 体、独立名家。这是创作中最可取的一点，也是研究“易安体”的出发点和归宿之所在。 至于除上述“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倾吐心事”；“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以寻常语度入音律”三个基本特点外，关于“易安体”的第四 个特点，笔者拟定其为“表层从容柔曼，内里筋骨峥嵘”，这将在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身世词”的有关段落加以论述。
（三）
“易安体”的最初标本在孔凡礼所辑的《全宋词补辑》的第 26 页上，有一首新发现的调名为《新 荷叶》的“宋李易安词”，词云：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东山高蹈，虽卿 相、不足为荣。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
——《诗渊》第 25 册 从李清照的行实推断，在她偕赵明诚“屏居乡里”的第二年，也就是大 观二年（1108年），恰好是晁补之闲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晁氏重修 了他在金乡隐居的松菊堂。可能就在这一年，或是下一年晁补之五十六岁生日时，清照偕明诚亲往金乡向晁氏祝贺，从而写了这首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体 现“别是一家”的寿词，并很可能是她在《词论》中提出词学主张后的第一次创作实践，但在《漱玉词》中，这类作品不多，加之没过几年，她便亲自 尝到了“长门陈”和“临邛卓”所吃的苦头。将这种苦衷隐括入词，就无法完全遵循她原来对词的“别是一家”的规定，从而产生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 均可“压倒须眉”的、风格独特含义接近于苏轼的“自是一家”的、以《声声慢》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词中别调。再以后，当她将家国之思摄之 人词时，其《渔家做》（天接云涛）和《永遇乐》再也没有作茧自缚的痕迹了，并以其题材内容和语言风格的独特性，遂使《漱玉词》成了独树一帜的“别是一家”之作，但这个“别是一家”的含义已有所变化。
（四）
诗中有无“易安体”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只是诗中的“易安体”不曾为他人所标榜和摹拟， 代表性篇目也较少罢了。本章第二节所举清照《春残》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很象秦观笔下的被称为“诗似小词”的“女郎诗”，由此可以 看出，将具有家国之思的诗材加以软化，便可成为诗中的“易安体”。
诗中“易安体”的另一种类型，可以传主乍到莱州所作《感怀》诗为代 表。此系“缘事而发”之作，所缘之事是丈失对妻子的冷遇，按清照的词学观点，这当被视为词材。要把它写成诗必须经过一番硬化处理，即把本来是 儿女私情，以与袁术和苏拭等人有关的掌故出之，既抒发了其与袁术有某种共同点的悲苦之遇，又能象苏轼那样以达观幽默的态度处之。这比求人写《长 门赋》的用心更加良苦百倍千倍。所以心猿意马的“武陵人”赵明诚，当曾为清照此举所感动，他在莱州一度不再过那种寻花问柳般的夜生活。白天勤 于政事，晚上在静治堂，专心致志地进行《金石录》的编撰。此事给李清照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以致赵明诚逝世五、六年后，在她所写的《后 序》中，还充满感情地叙及此事。在其悼亡词《南歌子》中，也仿佛暗含着此类难以忘怀的事情。
以往人们对清照这首《感怀》诗的解读，即使知道其中的某些故实，也 未曾深究诗人为什么要使用这类故实，对其中含有关于苏拭的掌故从无人发现不说，有的竟说此诗表达了李清照对官场和金钱的厌烦云云。这种捕风捉 影般的拔高，一则可能因为对李清照的身世一知半解，二则当是因为不了解李清照的文学思想和她对于诗、词界限的划分有关。这里之所以为李清照的《词论》和被后入效仿的“易安体”之间，“明修栈道”，指出它们的联系、 沟通之点，主要是为了对李清照的文学思想有个系统了解，以对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有个总体和实质性的把握。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 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这也应该成为李清照研究中的一把钥匙。
① 毛泽东《实践论》。
第四章“压倒须眉”的《漱玉词》 对于李清照词的看法曾有霄壤之别。爱之者除了第三章所谈到的侯寘、辛弃疾、朱敦儒，或效仿易安体，或与之唱和外，在评论方面，对《漱玉词》 的褒美者尝说：“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①，“小词多脍炙人口”②云云；憎之者可以王的为代表。本来王的对李清照的诗评价很高，谓 其“才力华赡”，“当推文采第一”③等等。同一个王的，一谈到《漱玉词》，他竟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间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措绅之 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其风至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①这段话全文的主要意思是说，李清照的词比历来被看作“淫言蝶语”、“侧词艳曲”者，更不可取，甚至更加可恨。这种极端看法产生的原因，在 本书第三章已有所涉及，就是因为王的意气用事，所以此论不值一驳。另一种很有代表性而又发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看法：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 其丽处直参片玉之斑。盖不徒俯视中帼，直欲压倒须眉。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不在秦观、黄庭坚之下，它 的凝炼超出吴文英，它的清丽可与周邦彦的《片玉词》媲美。她不仅在女子中首屈一指，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堂堂的男子汉。李调元对李清照及其《漱玉 词》，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令人信服的中肯评价，绝不是偶然的。他本人既是剧作家，又是清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他自幼好学，其父在浙江作官，他 省亲遍游浙地山水，录金石，访求遗书约万卷，学识渊博，与赵明诚和李清照多有同好。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中进士，历任广东学政、直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