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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贤学校从创办时起就沿用了大清皇帝钦定的高等学堂章程，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四书五经”、“三纲五常”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体系。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作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学校为了防止反帝反封思想的渗入，特别强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规定学生不得与校外有任何来往，甚至不准学生看报，谈论国家大事。实际上，他们是借助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这一精神支柱，来培养会说德国话，能通西方技术，能为德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财服务的帮办。清政府于一九〇六年，以“提倡读经有功，办校有方”为由，封卫礼贤为四品官。卫礼贤得意洋洋，立即穿上黄袍马褂，拍了照片，展览于“礼贤书院”的藏书楼（即现在青岛九中的图书馆）。后来，清政府垮台了，卫礼贤还把清朝的遗老遗少，残渣余孽，召集在藏书楼供养起来，专门让他们谈经论道，发泄覆灭之恨。一九一六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会”。卫礼贤立即跑到上海去拜会，并捧上二十块大洋作为入会的会费。卫礼贤由上海回到青岛，还同前清三孙恭亲王、遗老劳乃宣、沙俄分子盖沙令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文社”。并且写信给前清皇室，声称代表德皇支持复辟。
所以，礼贤中学一方面是个洋学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遗老遗少的黑据点。
康生进入礼贤之时，正是该校由书院改为中学之时，也是礼贤收罗清朝残渣余孽于藏书楼，搞尊孔搞复辟之时。康生进校后，入的是德语班。他在这里学了德语，接受了德国人的训练。这样，封建主义的教育和洋化的买办教育，在礼贤就融合在一起了。他通过礼贤中学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敛，封建思想大为增长，忠于大清王朝的思想有所巩固。这是他父母当初送他进礼贤中学时所没有料到的。无怪乎，他在谈到自己在礼贤中学的情况时，津津乐道地说：“我在青岛曾结识过宣统的老师陆润养庠、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其实，这些人未必认识康生其人，但是从康生兴致勃勃的回忆来看，他当时对这些人确实寄于了无限的崇拜和敬仰。
但在礼贤中学，康生最为迷恋的不是孔教，而是洋教。他特别崇尚的是德国。康生冲破家庭的目的，是到德国人主办的学堂里，吸取洋化教育，以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点西方的色彩。经过礼贤的栽培，康生确实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还有奴化之道，这正是礼贤要学生们日浸月染的。这一点，尽管康生从不向人宣扬，可是，他的处世作人之道，确实兼蓄混杂着中西奸诈之术，这不能不说是康生在礼贤的一大收获。
第三章诸城七年
一九一七年夏，康生这个纨绔子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回到了生身之地大台庄。
当时，北洋军阀正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处于公开分裂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排斥异己，扩张自己的实力；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则以英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与皖系军阀相对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盘踞东北三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他各省的大小军阀，也都拥兵自立，相互倾轧。再加上连年灾荒，致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贫困交加、动荡不安的牛马生活，逼迫人民进一步觉醒，他们继承了无法安身立命的奴隶传统，接受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此起彼伏地开展了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但是，也有为生活所迫，结伙为盗匪者。当时，绑票、抢大户极为盛行。大台庄南望重山叠岭，又距海岸很近，康生之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自然也就成为抢劫的目标。在康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返回大台庄的当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他的家遭到了土匪绑票。他的一个哥哥，正是在这次绑票中，准备爬墙逃跑时，被打死了。
经过这次抢劫之后，康生全家搬离了常年居住的大台庄，到诸城城里避难去了。
诸城县城是他外祖父的祖居之地。但是，张家全家到了诸城并未投奔外祖父之家，而是借助于外祖父的帮助，另行建造房舍。地主造房，无论地点，还是样式，都需要门户相当，不然，县衙和豪绅是不许的。康生之家，虽原属胶县，但在诸城，亦不陌生，所以，他家的房宅很快落居在诸城中心，按照张家的权势和传统，成了诸城名门。这所住宅，除了正房一排之外，东厢六间，还有两层小楼一座。临街有个坐北朝南的门楼，不用专挂牌号，人们就会知道这是豪绅之家。他家的全部经济来源，同过去一样，仍靠农民来供养。
康生到了诸城，改名张裕先，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山东半岛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德国人未走，日本人就来接替。随着时局变化，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思潮传到诸城。此时，康生作为一个青年，也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一年后毕业，改名张叔平，到县立高等小学教书。他在诸城共待了七年。
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江青相识。江青，原名李云鹤，乳名李进孩。其祖
父李纯海，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其父李德文，阴险毒辣，贪得无厌，被人称为“李狼贼”。他先是经营旅店木匠铺二十多年，后来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租盘剥。其母是个臭名远扬，心狠手毒的二房小老婆。江青小时，家景已经破落。康生初到诸城时，江青刚上小学，康生离开诸城去上海时，江青小学已近毕业。从年龄上说，康生当时是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江青是七岁至十四岁。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江青上小学，每天路过张家门口。一为活跃少女，一为富户阔少，一攀一求，自然各取所需。从康生的家门口到江青家门口，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张家居城中心的南街，江青家居东关。两家相距远近，且不必说，反正两人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说他们两人当时相识，已经怀有某种政治目的，那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他们两人相识，恐怕当时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到后来他们互相利用，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那么多政治丑剧，犯下那么多祸国殃民的大罪。但是，也不容否认，他们俩这时的相识，也确实为他们后来的肮脏勾当搭了桥，奠定了基础。
应当承认，康生在诸城这七年，同他在大台在生活的二十年相比，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诸城七年虽然继续接受着地主家庭的影响，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社会上的影响已经不同于大台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的失败，却为日本取代德国在青岛的势力创造了条件，被侵占被掠夺的仍然是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离青岛不远的诸城人民的不满。
康生到达诸城的第二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虽然也是个战胜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不但不理睬片国关于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等项强烈要求，反而把德国在华的一切权利全部移交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北京五千多学生不顾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医英勇举行了五四游行示威。诸城靠近青岛，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积恨已久。当五四运动在京爆发的消息传到诸城，反日救国运动立即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县开展起来。从县城到集镇、乡村，从学生到教师，从农民、商人到政府职员，几乎席卷了各个地方，所有的青年人都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在诸城县开展的强烈程度，参加人之多，涉及面之广，真是诸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使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济南市学生联合会曾派代表到诸城县指导运动。到诸城指导运动的学生代表中就有后来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的王烬美同志。
他热情赞扬了诸城县的学生行动，嘱咐学生们要把运动坚持下去，以求确实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代表们走后，学生们立即掀起反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他们废寝忘食地写发言稿，编写快板、小调、大鼓书，先在诸城县
各城镇进行宣传，后又分组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宣传中，学生们作讲演，写传单，恳切动听，慷慨激昂，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使人们深深受到教育，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反日救国的决心。康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诸城县发生的这次如此强烈、广泛、深入的革命运动，因而，确实受到了较深的影响。过去，康生是一个在列强瓜分中国面前，麻木不仁；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面前，无动于衷；在人民起来革命之时，冷眼旁观的人。
但通过这次运动，总算在他身上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五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我们既不能否定这一革命运动确实给康生以较深的影响，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
但是，又不能夸大这种影响，认为这种革命运动是他背叛家庭，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我们顺便评述一下，康生谈及五四运动对他影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他向新西兰的著名共产党人讲的。他说：“一九一九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我的地主家庭决裂了。当时我受到了反帝运动和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我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我原来姓张，这时改叫康生。以后，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几年，所以，虽然我是山东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故乡。”
这段话纯属康生为了美化自己而编造出来的。第一，所谓“参加了五四运动”之说，起码迄今还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实际情况，他只是亲身“经历”了或“目睹”了，而不是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退一步说，就算他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充其量也不过是摇摇小旗，呼呼口号而已。
自称“参加了五四运动”，显然是一个夸口之言，目的是想给人造成一个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假象。第二，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之说，也不属实。据可靠材料证明，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刊物《济南劳动》周刊和《山东劳动》周刊，是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前后才创办的。而且这些刊物主要销于济南、青岛等几个大一点的城市。是否有少量流入诸城，是否影响到康生，现在无据可考。
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无非是欺人之谈。第三，所谓“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之说，纯属撒谎。康生硬是这样说，无非有两种可能：一
种可能是康生把家庭当时对他的威吓之言拿来当事实表述；另一种可能是
将他少年时，因打架斗殴被关在家里不准外出的丑事拿来进行加工而成。
第四，所谓“公开声明脱离家庭”之说，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他离家去上海大学，那是五四运动之后第五年的事。离家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五年暑假，还同孟超、李宇超二人结伴同行回家看望过。而且在整个上海大
学的学习期间，其经济来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给。至于“改叫康生”，那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之后的事。1“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其家庭早就“划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说，他除了只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儿子张子石有联系外，同地主家庭毫无来往。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指出，康生的地主之家，几经变迁和父母的双亡，到解放前夕完全由其前妻和一儿一女维系着。他们相依为命，浑然一体。既然同儿子张子石来往密切，怎么能说同其家庭毫无来往呢！的确，康生同前妻联系是少些，然而这并非因为前妻是地主婆的原因，很大可能是由于有了曹轶欧的关系。再说，康生同其子张子石联系密切，也绝非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事实上，张子石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诸城后，随其母搬人青岛靠收租为生。后来，直到解放前夕，一直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九四八年九月，康生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时，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才将其儿子引进解放区，参加了工作，随着也就参加了共产党。这就是说，“联系”在先，“入党”在后，而不是“入党”在先，“联系”在后。其实，假若站在革命立场上，将自己地主出身的儿子引向革命，培养人党，根本算不上同家庭划不清界限。可是康生为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家庭“划清了界限”，连“入党”与“魂系”，那个在先那个在后，也要违背历史事实地颠倒一番，可见，他真是用尽了心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改变的，走什么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不能说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决定了他一生只能反动。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已有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走向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要走向革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彻底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即使参加革命之初还不能彻底背叛地主家庭的话，那么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对于这一点，康生大概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是在真正背叛上，也就是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而是在编造“背叛史”上下功夫。然而，编造的“背叛史”毕竟不会成为事实的。
总之，康生在诸城的七年中，一方面过着富足悠闲的阔少爷生活，继续接受和扩大着地主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接受社会的，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其内心上唤起了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起码具备的反1 康生于“五四”运动之后改名为张叔平，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后又改名为张沄（又写作张耘）。一九二八年改名换姓叫赵容。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了苏联之后才改姓换名叫康生。
帝爱国之心。后一方面的影响，对于康生在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可能起了重大作用，1但是不能把这一影响当作背叛家庭的标志。事实上，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康生在当时并没有背叛家庭，而且也没有想背叛家庭。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了背叛家庭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然而始终也没有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因而，地主家庭的影响一直象幽灵一样，缠绕着他，发挥着作用。了解这个历史事实，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康生所作所为是有帮助的。
1 关于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因为在家赌钱输光了被家里撵跑的，也有的说，因为同其父亲的小老婆耍流氓，被其伯父打跑的。
第四章在上海大学
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离开了诸城，改名张沄（又写作张耘），到上海入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勾结又互相矛盾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最先觉悟、革命力量集结的地方。一方面是黑暗和腐朽在积聚；另一方面则是新生和战斗，革命在发展。这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熔炉。自从外国侵略者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个十里洋场，充满了各色人物，有开银行、剪息票的老板代表各种势力的政客和拥有兵力的军阀，有青红帮头子、特务和流氓，也有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者。当然还
有外国资本家、冒险家、投机者以及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没有祖国的亡命徒、杀人越货的海盗，如同嗜腥逐臭的苍蝇，从遥远的异邦滚滚而来，在“领事裁判权”的大纛下面接踵而至。他们都把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当作最后的逋逃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一支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这个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交错下，为革命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为中国共产党设立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方便。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它是一九二三年初，趁闹学潮之际，将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
由于当时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推举国民党老党员于右任1当了校长。但是于右任不过是挂挂名而已，实际上，学校完全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学校创办之初，李大钊同志就到校讲话，为学校制定了教育方针，建议设置社会科学、中国文学、英文文学三个系，推荐邓中夏、瞿秋白两同志分别就任总务长和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