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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害。至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遭受此棒之害，那是谁也无法搞清的。
遭受此棒之害的，不仅数量甚大，而且其“根据”也甚为荒唐。比如，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
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张日报曾在第一版登了毛主席的像，翻过来第二版登的是一个持枪民兵，在太阳光下一看，民兵的枪央正好指着毛主席的眼睛，结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围攻该报社，说什么枪尖对着眼睛有“刺杀之嫌”；一个教师告诉学生领子袖子最爱脏，洗衣服要着重洗洗领子袖子，结果被关押多年，因为他所说的领子袖子最爱脏，有“侮辱领袖之嫌”；一个五岁小孩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不得不抱着孩子接受“革命”批斗。另外，印刷工人无意中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报纸丢进废纸篓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正由于林彪、康生一伙如此喋喋不休地说教和肆无忌惮地论大棒，致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现代迷信”狂热。
林彪、康生一伙为什么制造“现代迷信”狂热呢？当然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邀功取宠，摆功求赏，篡党篡国。
阿谀逢迎者得宠，刚直敢谏者受害，这是封建社会仕途经验的总结。康生与林彪对此是揣摩精深的。林彪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思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得天下”。康生与林彪有着同样的阴暗心理。因而，他俩勾结起来竭尽全力把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神学化，把领袖的言论咒语化，想方设法抢“高举”、“紧跟”的制高点，以便使自己攫取高位。
可见，他制造“迷信”，是为了让人“迷信”自己；他宣扬“顶峰”，是为了使自己爬上“顶峰”。
康生一伙在社会主义中国所煽起的“现代迷信”狂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败坏了领袖的形象，割断了党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恶果之二，就是糟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恶果之三，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专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康生怎样说就怎样干。恶果之四，就是为滋生和发展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温床。林、康一伙，正是利用这个温床，才使自己得以学生和发育，才为自己架设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阶梯，才为自己为所欲为地害党害国害人，制造十年内乱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实践告诉我们，败坏党的威信，破坏革命事业，最恶毒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搞“现代迷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党我国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和林彪、康生一伙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现代迷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第二十五章 对“唯生产力论”的批
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理论权威”的康生，确实发挥了他的威力和作用。第一，他手中有权，权力达到了顺者昌逆者亡的地步；第二，他有理论，而且挂的是马列主义招牌，不信者，就宣布为“反革命”！因此，康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特殊角色。康生对林彪、江青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最大混乱，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最深的危害，而对反革命的篡党夺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在康生制造的理论混乱中，莫过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了。
一九六六年底，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会议根据工交战线的特点，决定在这个领域里，“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地进行，而不应一哄而起，更不应停产闹革命。应当说，这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的情况下，还算是一个能够减少损失的较好的办法。
可是，急于要把“文化大革命”烈火迅速由党政机关、文教战线引向整个工交农业战线的林、江一伙，却对此大为恼火，立即以听取汇报为名，组织人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中，康生以“理论家”姿态首先发动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提出“唯生产力论”是工交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的根子”。一九六七年初，为了配合林、江一伙的“一月夺权”，康生又说“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是新老修正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四月初，康生又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对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全面批判。此间，他对其
秘书说：“就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
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修正主义者挂起钩来。“康生正是以这个调子于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唯生产力论“作了系统的”批判“。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批准生产力论“的问题，又被塞进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从而使其取得合法地位，成了林、江一伙破坏生产，大揪”走资派“
的一根大棒。
究竟什么是康生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呢？据康生自己说，他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批判修正主义基本理论的。为了弄清康生的欺骗，我们不
能不从他的依据说起。
经过查证，我们得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概念。只有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提到，“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和“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1，甚至讽刺地提到，“‘科学的’‘生产力论’”2，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批判庸俗生产力论。它同康生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毫不相干。我们绝对不可将斯大林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批判，误认为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因为按照康生所批判的内容来看，“唯生产力论”所表达的只能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意思。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此，斯大林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持香定态度。康生有时特别强调说，他所批判的“生产力论”是“唯生产力论”，好象说，“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生产力论”前边加一个“唯”字就发生了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谁都知道，中文中的“唯”字作为哲学用语，是指本原的、决定的意思，如唯物论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意思一样。“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其基本含义无非是确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从而对上层建筑是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把“唯”字解释为“唯一”之意，也不会使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
因此，康生对“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是别的，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批判。
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样伪装，也变不成真的。可是，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把明明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东西，。硬说是“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而且大张旗鼓，动员一切宣传工具，一直鼓噪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究竟宣布了“唯生产力论”那些“罪状回呢？
第一，说“唯生产力论”主张“抓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六年年底，当康生对“唯生产力论”首次发动批判时，他曾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唯生产力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显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务院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那时，我国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1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82 页。
2 《斯大林全集》第7 卷第138 页。
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和平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并且拿出全部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抓生产、搞建设上来。这样做，不仅符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且也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可是康生却把这攻击为“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康生所说的“政治”和“路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和路线，而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那种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建设，残酷斗争“走资派”，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停滞和瘫痪的所谓“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在康生看来，你“不问”、“不看”他们这套“政治”和“路线”，你就是“单纯抓生产”，而“单纯抓生产”，就是“搞维生产力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康生又向他的心腹们说：“去年春天彭真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把革命与生产平列，甚至讲生产第一位”，而将革命与生产平列，把生产放在首位，就是“唯生产力论”。可见，康生所说的“唯生产力论”，就是指那种按照无产阶级政治和路线发展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就是那种主张将生产放在首位的“生产第一” 的观点。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煽起反对、破坏建设，搞“停产闹革命”的恶浪。
为什么主张把生产放在首位，努力发展生产，搞建设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呢？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呢？康生只是戴帽子、打棍子，根本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1 恩
格斯也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
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2 可是，这个”连小孩都知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却被康生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这哪里是批判”修正主义“呀！实际上，他是在批判”修正主义“
的幌子下，明目张胆地向历史唯物论进攻！
第二，说“唯生产力论”，看不见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这是康生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传达中共“九大”精神时，为“唯生产力论”所加的另一条“罪状”。他说：“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36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41页。
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力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
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是谁曾经有过这种主张呢？谁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呢？在他批判的对象中没有。既然如此，为何作这样的指责呢？说穿了，无非是想打着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幌子，从根本上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这一点，康生自己也有明白的表露。
他说：“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了。他们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1。本来，承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是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而康生却拚命加以攻击，显然他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历史唯心主义翻案！为唯意志论开路！
第三，说“唯生产力论”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
这是康生加给“唯生产力论”的更加严重的“罪状”。请看他的言论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他在接见他儿子张子石时说：“（唯生产力论）
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共同点和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达，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还是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在解放后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说：“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仅从这两段话就可清楚地看出，康生的意思是说，“唯生产力论”是建国之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就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和北京所讲的那些可以允许1 1967年3月10 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与发展的讲话。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刘少奇同志的上述讲话，是否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
谁都知道，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取何种态度？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分析了解放后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指出了我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1 这是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的重要政策。这一点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刘少奇同志正是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种精神，而受党中央的委托去天津讲话的。到了天津，他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一种违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致使“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也有的准备逃跑，对共产党有怨言”。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后来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针对这种情绪而作的。
假若不是有意歪曲，谁都会看明白，这些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
事实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讲话，稳定了京津的资本家，安定了社会秩序，为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论从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来看，还是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不相干的。
康生硬把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当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最主要的是抓住了讲话中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
大做文章。谁都清楚，这话是针对当时某些干部急于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左”的情绪而讲的，这句话无非是说明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这既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也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尖锐批评过那种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的错误观点。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