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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德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存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年（宣统三年）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
后被其把兄弟陈舜庭从家中保出，一起到青岛进德国同善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读书。其间，结识过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如宣统的老师陆润康和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七岁
同胶县陈家庄（现归胶南县管辖）地主陈玉份之女陈宜结婚。后生一女一子。女儿张玉模，现为青岛烟厂的退休工人。儿子张玉浪，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共同生活，相依为命。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并规定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十九岁夏，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
秋，家遭土匪抢劫，随其父母搬到诸城城里避难。不久，改名张裕先，人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此时，同家住诸城东关的李云鹤（即江青）相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十岁
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结业，改名为张叔平，到诸城城里联立小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二十一岁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在诸城当小学教员的康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六岁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康生离家去上海。不久，改名为张耘或张沄，进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七岁
年初，同刚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曹轶欧相识。不久，两人一起加入共产党。
二月，参加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五月三十日，根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上海会议决定，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大罢工，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作。
六月，同孟超、李宇超等一起回诸城探家。探家期间，以国民党左派的
面貌出现，组织过“五卅运动后援会”。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十九岁
一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上海总同盟大罢工。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罢工转人暴动。康生也就随着参加了暴动（即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十五日左右，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商务印书馆职工集体宿舍秘密召集的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材料说是江浙区党代会），听取了书记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
三月十八日左右，连续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召集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会。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作为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具体任务是，带领沪东区的工人武装，“同闸北区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打五区总警署，得到武装后，进击北车站。”
三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湖州会馆召集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武装，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
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在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上，康生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委员兼闸北区区委书记。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公开反共叛变革命，革命的武汉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率领受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秋，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
年底，同曹轶欧结婚。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三十岁
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
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
秋冬，化名赵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三十一岁
×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长。
年底，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江苏省委的改组。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三十二岁
二月，由于在改组中共江苏省委上得到了领导上的赏识，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六月至九月，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康生也就成为立三“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党为结束立三“左”倾错误的统治，在庐山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十月至十二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调和主义”的旗号，以一种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为此，王明到处拉帮结伙，搞非组织活动。这样，康生又同王明挂上了钩。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三十三岁
一月十三日，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实际批准了标志着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取消了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重新改变了政治局成员，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月下旬，伙同王明等打击、排除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随后，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二十余人被捕，牺牲在上海龙华。
六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十月，兼任中共中央某机关第四科科长。
十二月上旬，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附刊二十六期上发表《学生罢
课后干什么》一文，提出学生罢课后要“到工厂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十二月十七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七期上发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文中抱怨“党与工会没有去积极领导反帝的罢工”，说“只有扩大工人的罢工运动，才能使反帝运动走上更高阶段”，主张“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的方式”，“要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广泛的组织工人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要领导这些队伍……
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文章最后指令：”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与一切“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的残余，空喊罢工“，作严厉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三十四岁
一月十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八期上发表《怎样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和《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两文。前文说：“将反帝运动深入到黄色工会的群众中，独立地组织反帝的罢工，是目前反对黄色工会最中心的任务。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便是放弃了对黄色工会的进攻”。
后文讲：“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采用“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上怠工，破坏群众斗争”的“新策略”，以实现他们“反国际反党的阴谋”。为此，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要“号召广大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好细——右派！从组织中将右派肃清出去！为国际路线而斗争！把握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一月二十一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指令省委深刻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
一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九期上发表《取消派的“工人运动”》一文。文中说：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
的提法，是“最不愿意听的”；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对于工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是“最为担心的”。文中极力主张“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
一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二期上发表《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是否能够罢工带一文，借口说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工人斗争有许多困难，拒绝在目前发展进攻，或者只同意搞总罢工而不同意搞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罢工，仍是机会主义者。
三月五日，以谢康笔名在《职运指南》上发表《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一文，说上海事件后，所有日本工厂和战区里的工厂统统关闭，从而造成几十万工人失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失业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职工运动的“最中心的工作”。并主张要努力将这一斗争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从而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
三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三期上发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一文，说上海事变后，职工运动中出现了对武装工人消极、放弃组织在业工人罢工、取消青工女工工作，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等许多“不可饶恕的”、“一刻也不能允许”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此，“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并强调说：“工人武装起来，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领导与群众斗争的估计》一文，猛烈抨击被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予以撤职的全总领导，说：“党与赤色工会对于全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予以无情的打击和坚决的斗争”。
四月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五期上发表《坚持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说当时存在着一种“等待与资本家坐在一起谈判复工”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种“空喊罢工”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要无情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坚决的领导沪西广大的群众坚持罢工”。还说：“罢工运动的发展与坚持，不仅推动上海罢工浪潮更激烈的发展，推动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更大的高潮，而且是给苏维埃红军直接的帮助”。
四月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六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职工运动总结》一文，批评刘少奇同志以中央职工部名义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总结报告》，说这是对“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总结”，“完全暴露了仲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服，对于工人高涨斗争的诬蔑，降低了党与赤色工会的任务”，说明他一直坚持“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绝对相反的路线”。叫嚷对此路线，“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一刻也不能允许存在”。
五月二十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四十一期上发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说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揭露了总工会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其机会主义领导之后，上海工会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变的开始，然而江苏省党委、团委却以消极怠工、旁观，实际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因此，“党与团必须深刻的，一点不掩盖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的发动反对放弃职工运动，放弃罢工的倾向的无情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深入到区委，特别是工厂支部。”
五月三十日，在《红旗周报》四十二期上发表《厂内工作问题》一文，说赤色工会没有坚定地去进行“厂内工作”，没有“有组织有准备的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的罢工”，因而它还不能称为“群众性组织”。
只有“加紧厂内工作”，才能克服革命职工运动中同群众联系不够和干部缺乏这“两大困难”。
七月五日，在《斗争》十七期上发表《谢康关于“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对江苏省委来信的答复。来信批评谢康：一，将党省委和团省委混为一谈，没有指出江苏省委在工会工作中已开始有了相当的转变，而只说“省委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二，将职工运动中的转变，只是“看作上海工联的成绩，将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对立起来”，“这是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思想”。谢康在此声明中，只承认上述第一点错误，否认第二点错误。
八月五日，在《斗争》杂志二十一期上发表《怎样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一文。文中提出三种办法：一，以工厂为基础改造职工运动，艰苦地进行厂内工作，巩固和创造工厂支部和赤色小组；二，拥护工人的日常的，那怕是很小的要求，坚定的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三，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和工会领导机关，建立对于工厂支部、赤色小组日常具体的领导方式，将一切决议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三十五岁
春，临时中央因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在上海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迁走后，上海成立上海局，康生留在上海局工作。
七月初，撰写《向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开火，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而斗争》一文（发表在九月七日出版的《斗争》五十四期上），说江苏省团委在阶级决战的严重时刻，空喊示威、罢工、罢课，而没有实际行动和部署，
说这实际上是在“左”的旗号下，掩护或代替实际斗争，“偷运李立三的私货”。
七月中旬，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从此改名为康生。到苏之初，他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在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等院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
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论国民党的中国境内中共之增长问题》一文。
十二月，出席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