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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论国民党的中国境内中共之增长问题》一文。
十二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作了题为《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继续宣传“‘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国民党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叫嚷“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就是“参加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和罢工，坚决的把赤色工会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以便使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成：功。”此报告，同王明的报告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书，于一九三四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目前六次围剿的形势与红军的胜利》一文。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三十六岁。
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集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趁党中央随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机，伙同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接管了东北的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三十七岁
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康生得知此会情况之后，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苏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而且加紧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
上半年，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月，向东北党下达“王、康指示”，散布悲观情绪，借口“保存实力”，
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使东北、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破坏。
十一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三十八岁
年初，乘苏联发动“镇反肃托”运动之机，伙同主明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自任负责人，照苏联的样子，在我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搞所谓“镇反肃托”运动。康生借机诬陷、逮捕、流放、谋杀了不少中共党员。
三月×日，当着王明的面，向即将离苏返华的吉合同志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小册子“。
六月二十日，借悼念翟秋白同志遇害一周年之机，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词，公开宣扬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
七月一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酒会。
会上，康生竟然举杯“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十月，由苏去巴黎做支援西班牙战争的工作。
年底，由巴黎派人回上海传达他的四项指示：一，今后要联蒋抗日不反蒋；二，要联合黄色工会不反黄；三，要尽量采取合法斗争；四，要取消赤色工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十九岁
一月八日，同王明联名为《救国时报》题词，说：“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一文。
十一月下旬，同王明一起，经新疆回到延安。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遂与江青在中央党校重逢。（注：江青是一九三七年八月隐瞒历史，混入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的。）
十二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坚决反对同陈合作。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
此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大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四十岁
一月，在《解放》杂志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发表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公开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
同月，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前，康向与会者大声介绍说：“这是王明园志，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
五月，江青扮演京剧《打鱼杀家》中的肖桂英，康生亲自出面为其打小鼓。
八月左右，改任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此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一岁
三至八月，滥用职权，先后制造了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四十二岁
二月，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十七周年和庆祝《中国工人》出版而作《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一文。
二月五日，出席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七月五日，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一文。
七月七日，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一文。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论政策》。其中有“陈独秀、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提法。多数同志主张把“路线”两字勾掉，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勾掉。然而康生却专门找到毛泽东同志说：“不写上路线两字是个原则问题”。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四十三岁
五月，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七、八月，党中央连续开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
九月，出席高干整风会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康生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毫无检查。
年底，经高岗允许，在西北局的一次于部会议上作了一个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讲演，讲什么他在莫斯科时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的。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十四岁
一月底，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
二月一日，出席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二月八日，出席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作“整顿文风”的报告（即《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二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三月七日下午，在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干部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文风的报告，并部署贯彻办法：一，“研究”；二，“讨论”；三，“检查”；四，“实现”。
四月十八日，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要大家深刻研究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掌握武器，然后，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复信给陈佩明同志，谈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举行。康生出席了二日、十六
日、二十三日的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月十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伏拉第米洛夫。
五月十二日，拜访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情况。晚上，又陪同毛泽东同志约见伏。
五月二十三日，会见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情况。
六月初，为了加强早在四月二十日就已开始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下设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委、边区五个分学委。康生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学委主任。
这样，康生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领导者。
八月五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的报告，总结前段整风学习的成绩和缺点，指出“今后的学习，是依靠整风学习的基础，进入党风与文风学习的时期”，强调在这一时期的学习中“要部分的检查工作”。
八月三十日，给《笔谈会》编辑部写信，谈“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四十五岁
×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和军委联络部共同组成“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二月五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出席伏拉第米洛夫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而举行的酒会。
三月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同时决定成立在政治局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新的书记处。康生的书记处书记之职，也就随之被解除。
四月十日，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报告，说“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号召这些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在此前后，直接指挥一些单位搞“抢救”试点。
六月左右，指挥大逮捕。
七月十五日，正当国民党军队紧逼陕甘宁边区南线之际，康生在延安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紧急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他说：“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就是“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于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又说：“自四月十日号召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以来，
“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希望还没有坦白交代的失足者，认清形势”，“快快觉悟”。还说：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有效地抢救失足者，以便“将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七月十五日后，各单位根据康生讲话精神，纷纷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反复劝说“失足者”坦白交待。会上讲的是“劝说”，实际搞的是“车轮战”、“隔离审查”、“逼供信”、“悬赏坦白”，“逮捕关押”，“假枪毙”等等。据人揭发，当时他一下就圈了一个二百多人拟捕名单。有人说：“抓得太多了”。
他却说：“先抓起来再说！”由于康生的这些错误做法，死了不少人，出了不少假特务、假叛徒。从而为延安“整风审干”运动造成了严重创伤，也给甄别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四十六岁
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一年零两个月的反奸斗争，清出了许多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成绩”，而当前的“具体任务是；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贯彻九条方针，开展甄别工作”。
六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他说：列宁这本书的“最中心问题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作斗争的问题”。又说：“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左倾幼稚病为小资产阶级的病根”。还说：读此书“必须具备五
个条件：（l）觉悟程度2（2）有一定的理论水平；（3）有一定的斗争经验
（4）有一定的历史知识；（5）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七月，康生因在整风审干中胡作非为，在全党引起义愤。八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说康完全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歪曲了中央精神，对党的干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做得太过分了。又说：本来整风审干的一切计划都是清清楚楚的，公公正正的，可是，现在应该承认，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
九月，周恩来同志听了关于审干工作汇报后，当即批评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党说成是红旗党？情况我都是清楚的嘛！”提出“要坚决甄别。”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四十七岁
年初，毛泽东同志到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亲自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赠礼道歉，对那些冤、错、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并对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继续推行他那一套错误做法。当这
位同志回来汇报说，去后不久，得到中央精神，于是按中央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康生听了汇报，竟说：“谁叫你那样搞的？”
三月，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
四月二十日，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康生为七大准备的关于《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草稿时，引起义愤。毛泽东同志不得不进行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个个的找人谈话。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撤除康生为七大准备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于六月二日作了大会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和情报部的业务工作，而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因此，代表们纷纷写条，要求他对审干中的错误作出说明。然而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结果，引起公愤。会议结束时，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代表们还是从全局出发，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夏秋，鉴于康生在审干中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免去其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四十八岁
五月四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工作的报告。他说，现在由于抗日的胜利，开始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而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建筑在国际国内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的力量相持的对比之上的暂时休战，是“将来决战的准备时期”。因此，他提出，复员、生产、防奸、保卫等工作都应放到这种新形势下来考虑。
五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党校作问题解答报告，解答学员学习《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时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极力鼓吹：土改中，当广大群众起来之后，富农“不能不被侵犯，而且很难不被侵犯”，如果发生侵犯，就应站在农民方面加以支持。
十二月十日，受中共中央之命，前去陇东了解边区实行土地公债的情况。
同行者七人，路行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四十九岁
二月二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他陇东之行的情况。
二月八日，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说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向地主妥协的右倾。
二月十七日，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作上改问题报告。说：（1）土改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2）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3）
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
僚主义等倾向。
三月，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康生也随军撤出，准备东渡黄河。途中，他竟违背我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的原则，亲自批准将保安处长期关押的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全部秘密处决。
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给予了严厉批评。
四月，奉命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此间坐镇山西临县郝家坡，指挥全地区。土改中，他大搞“搬石头”、整干部、随意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地主分子。
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中旬，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集的全国上地会议。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临近结束时（即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