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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中旬，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集的全国上地会议。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临近结束时（即九月九日），康生作了一个《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其中，在解释“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提出的原因时，极力鼓吹“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因而，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多大关系”。
十月二十九日，出席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奉命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到了渤海地区，康生借传达中央指示之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当时的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寄周同志等，也被当作“石头”搬掉了。与此同时，他却结识和
提拔了王力（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关锋（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
王效禹（清河地委书记）和刚刚在北平“刑满释放”的刘格平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康生手下的重要人物。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是越查越“左”。复查中，康生在“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办法，结果引起恐怖状况，严重脱离了群众。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岁
年初，到华东局（局机关当时设在山东）任第二书记。刚一到任就同第一书记饶漱石相勾结，把山东党组织诬蔑为“富农路线”的党，把山东党
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也是华东局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
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黎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黎撤职调离山东。
接着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加以排斥、打击；胶东、渤海区党委也被改组。
九月，为了便于支前，中央批准了饶、康提出的将原鲁中区、鲁南区、滨海小区、泰西小区并为鲁中南大区的建议，并任命康生为大区第一书记。
康生接任后，立即安排曹轶欧在大区当组织部长。此间，康生接见了原在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当职员的儿子张子石。
一九四九年五十一岁
二月，全军正准备渡江消灭蒋家王朝。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并通知康生留在山东，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接任后让其老婆当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到河北省平山县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六月，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j 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其意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于是跑到青岛装病休养。
八月，出席山东省第一届人代会并作报告。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时，康生的选票比全票少了十票。对此，他大为恼火，曾非法布置秘密查对选票。
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措协商会议开幕。康生不是代表，因而未出席会议。但会上还是选他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十月中旬，由青岛去北京查“病”。途经济南时，特向济南市公安局负责人诬告其秘书偷偷拆看他的信。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康生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〇年五十二岁
五月初，突然向其秘书谈起自己的历史。说他在上海时，“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前门进去，从后门就逃走了。所以，一直没有出事”。并抱怨一些人不理解他这个情况，怀疑他在上海时为什么“没有被捕”。
五月上旬，带其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由青岛去杭州养“病”。此间，同其小姨子乱搞。后来被其老婆发现。苏枚羞愧难当，跳楼自杀（未遂）。
闹得满城风雨。可康生为掩盖自己的丑事，竟然胡说苏枚不是跳楼自杀，而是他秘书有意害人，推苏下楼，并将其辞退。
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专程去杭州看望康生。康生反复向陈、饶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绝不会是特务奸现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七月中旬，接中央指示，让他到北京医院治“病”。
七月二十二日，由杭赴京治“病”。途经上海时，又一次要求饶漱石向毛泽东同志说明，他决不会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饶当即打电报将康的要求告诉毛泽东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康生到达北京，住进北京医院。在此一住就是五年多，一直住到一九五五年底。
一九五六年五十八岁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二日，随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同志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的理事与代表。
三月十三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到波兰驻华使馆吊唁贝鲁特逝世。
三月十四日，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其他外宾。
三月十七日，离京去东柏林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
四月上旬，从德返国途中在苏停留。
四月二十四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接见出席全国轻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农业水利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全国交通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
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仪。会中，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四月三十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
五月，自称围绕十大关系问题读了些书。
七月十日，去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责令到会同志围绕整风问题为他准备个八大发言稿，并限定八月十日交稿。为此，还向到会同志介绍了四二年整风的开始时间与经过。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出席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为政治局委员）。
九月二十五日，在文化部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上作报告。他说：自一九四一年以来，由于乱扣“纯学术观点”、“脱离政治”、“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帽子，“严重地障碍了从事戏曲工作的干部重视技术、学习技术”。
还说：“否定技术决定一切，否定技术，也就否定了政治，也就等于否定了
戏曲本身“。此次讲话中，他还极力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九月底，提出在适当时候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主张。十月十日至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十一月中旬，奉中央之命，负责组织一些同志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一九五七年五十九岁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出席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
二月二十七日，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三月四日，向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
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其间，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六个座谈会，最后，康生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中央和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1）在“一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内部还有矛盾”这一“新问题”。（2）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这是对哲学思想的“新发展”。（3）在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党内关系问题，这又是“在新条件下对不断革命论，对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发展”。（4）在“再论”中又提出两种性质的矛盾及其转化和十月革命道路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
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三月十八日，出席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并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
四月，通过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北方昆剧院建院大会。会上，康生进了贺信，题了词，并看了各场演出。他对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六月下旬，对整风反右运动，表现出出奇的激进，硬说中央党校学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和七月一日，连续三天召集政治教师进行座谈。
八月六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第五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八月十七日，出席北京市委和高教部召集的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会议，并作长篇报告，主要讲在反右斗争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高校的政治课要暂停，要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
八月二十二日，在音乐堂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问题解答报告，主要讲在大专学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报告中极力赞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十六字方针，说这一方针是“高级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下来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它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该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
九月十九日，写信给教育部，责令其加强对《人民教育》杂志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他说：“以整风运动形式学习马列主义既是正规的，又是系统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反复批判所谓把社会主义课程看作“非正规、非系统”的观点，批判所谓抱着“教学大纲”不放，而拒绝讲主席报告的错误倾向。报告中还说：十六字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十六字方针就是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那个方针，对十六字方针，不能有另外的解释”。
一九五八年六十岁
一月上旬，先后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
一月中下旬，到四川视察。其间，九日出席云、贵、川三省党校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十一日在四川省高等院校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二日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月底，由川返京。途经武汉时会见李达同志。当李达同志谈到武大哲学系准备开设“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时，康说：“你叫这个名宇，如果让主席听到恐怕不会赞成，不如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出席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人代会的高等院校负责人、教授开座谈会。
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成立会。
三月上旬，出席成都会议，又一次听取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月十九日，动身去东北参加杨靖宇同志的安葬仪式并视察东北各高等学校。
三月二十日，出席沈阳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三月×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上的大革命”，通过这个大革命，“要做到又生产，又学习；又是学生，又是工人；又是学校，又是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这个概念改变了”，也可说，“某一种形式的学校消亡了”。
三月二十九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他在沈阳各高校看到了“双反运动”、“勤工俭学”、“教育大发展”等许多“新现象”。同时，他还解释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教育，一个目的，四个要点”。所谓“三个教育”，是指“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目的”，是指将受教育的人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个要点”就是指“勤俭建国”、“团结奋斗”、“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什么都好了”。
三月三十日，继续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
中心讲“教育要大跃进”。
四月三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
讲教育方针、勤工俭学的收益分配、实行五同、建立理论队伍以及院校的
协作、跃进和下放等问题。
四月四日，出席东北财经学院师生员工晚会。文艺演出之前，康生发表讲话，说他羡慕同学们年轻，羡慕同学们能在社会主义大学里，羡慕同学们能系统地公开地学习马列主义等。
四月六日，结束东北之行，回到北京。
四月十一日，向中宣部汇报东北视察情况。
四月十七日，就东北高校的“双反运动”和勤工俭学等情况向中央作书面报告。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出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讨论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康生作了大会发言。
五月二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五中全会。
六月三日，听取人大、北师大、石油学院三院校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
六月五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
表讲话。讲话中提出今后教学“应该以‘今’为纲”。谈到政治教育方针时，开始改变过去对十六字方针的赞扬态度，说十六个字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此次讲话，还谈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说：“我是人手论，马寅初是人口论。马寅初是只见口不见手。”
六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多次发表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镜的工作，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并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
七月五日至七日，连续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红专跃进展览会”。
七月八、九日，在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批来京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辽、苏、冀三省高校和中等学校于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具体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
七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勤工俭学进入新阶段》一文。
七月十七日，到北师大检查工作并讲话，说：“北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一百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七月十九日，到北农大检查工作并讲话：（1）指责北农大一进校象“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公园”，根本“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而不去“搞工厂”。（2）号召所有学校都要走综合化的道路。说“一个学校最低技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业局。最好接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3）指令北农大要大办学校，“一个班办一个学校，小学、农业中学、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拖险机训练班，扫盲班”等。（4）主张以产定级；“搞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二千斤的四级，三千斤的三级，四千斤的二级，五千斤的一级”。最后，当北农大汇报昌平农场奶牛产奶二千公斤，芦沟桥农场奶牛产奶四千公斤情况时，康生则说：“产奶太低了，能不能把牛召集起来，开个会跃进一下”。
七月二十七日，到人民大学视察“停课搞劳动建校”的情况。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主日，出席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其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比 五日，“十三日在会上作了报告。
八月三日，跑到天津，出席天津市委召集的，有仁立毛呢厂，第一食品加工厂等十二厂二十多人参加的工人学哲学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