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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两次组织处分，第一次是正确的，第二次是错误的。说第二次是错误的，当然不是说王明据以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理由是正确的。实际上，王明的主张同立三的主张并无两样。早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即对王明进行第二次组织处分之前四个月，王、李两人曾在《布尔什维克党》杂志第四十五期上同时发表文章1，各自阐发过自己的观点。两文相比，除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不平衡以及“第三时期”的认识上有些不同外，在中国革命任务与当前形势的估计上基本相同。他们都主张攻打大城市，很快夺取武汉；他们都混淆两个革命阶段，把武汉的夺取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式开始”；他们都认为当时主要危险是右倾。尽管后来他们相互攻击为“右倾”，但实质上他们都是“左”
倾。要说区别的话，就是王明比立三更“左”。王明之所以反对立三，就是认为立三“左”得不够。可见，王明反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据是完全错误的。然而，王明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意见是在中央工作人员专门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会议上发表的。按照组织原则，这应当是允许的。
因而对王明进行组织处分是错误的。我们这里着重提到对王明的两次组织处分，主要不是为了评断它的对错，而是为了说明康生当时确实还没有把王明看在眼里，投向王明。其所以如此，当然是由于王明当时在中央还没有掌握实权的缘故了。
然而，自从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再次来华2之后，特别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来信之后，王明的处境和地位，却发生了突变。
首先，王明利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把自己打扮成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即《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其主要内容是批评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是路线错误；批评六届三中全会包庇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此信传到中国，首先落到了米夫手中。米夫在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之前，先将信的内容透露给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此之前，当因反对立三路线而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的时候，王明曾积极写过悔过书，以求宽恕；当六届三中1 李立三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新的革命高潮前的诸问题》；王明发表的文章，题目是《目前的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2 米夫曾于1926年来过中国。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立三“左”倾错误的时候，王明也曾表示衷心拥护，未提任何异议。直到十一月十三日，在向中央政治局递交意见书时，王明还在说：“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立三路线只剩下残余了”，“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存在”等等。可是，待他从米夫那里得知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之后，态度大变，立即打起“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反起“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来了。并且用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个所谓《两条路线》的小册子1，系统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其实，他的主张不过是在新形态下，继续、恢复和发展立三路线的新的“左”
倾冒险主义罢了。
第二，利用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所受的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竭力抬高王明的身价。在米夫的坚持下，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等四同志的处分的决议，说王明等人反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立三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并加以“小组织”的罪名，给予党纪处分，都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政治局，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这一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绍禹同志对立三路线不调和斗争的责任”。这个决议，提高了王明的政治身价，使他进一步获得吓唬人的政治资本，气焰更加嚣张，大有天下非我莫属之势。
第三，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挤进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握了中央实权。本来，四中全会之前，中央已经决定分配王明到苏区基层去工作，他就是不去；后来，又把他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还是不干。说什么他非要等着召开四中全会，改选了新的中央领导再说。结果，真的挤进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会期只有一天（十五个小时）。会议从头至尾由米夫包办。会议一开始，米夫就在报告中大捧王明等人，说这些人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的”，是能够将“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的”。强调四中全会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中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十分明显地表露出要拉王明进中央政治局的意图。到会议快要进行选举时，米夫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包括王明在内的九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并规定凡是到会者都有选举权。对此，许多与会者深表不满，有的甚至愤然退席。但是米夫仍然坚持继续选举。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当选。这次会议之后，总书记虽然仍由向忠发担任，但实权却操在了王明的手中。
1 《两条路线》于1932年3 月在莫斯科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康生作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特别是作为四中全会的参加者1，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所搞的这一不正常活动。对此，他—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王明虽然处境十分孤立，但是后台硬，有实权。因而，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立刻由全力支持李立三转而全力支持王明。这对于当时处于十分孤立状态的王明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支持。王明当然也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时侯全力支持了他的康生，于是立即提拔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假若说，由于支持立三改组江苏省委之“功”，使康生首次进人中央领导机构的话，那么这次又由于支持王明获得中央大权之“功”，使他更进一步在中央掌握了一个要害部门。
1 康生是作为大会记录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
第六章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吹
鼓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同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便直接接任了党的总书记。此时，由于白色恐怖，王明如同惊弓之鸟，一直躲在上海郊区一所疗养院里不敢出来。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被破坏，王明更加胆战心惊，于是辞去总书记之职，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沪赴苏，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总之，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四年之中，不管王明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也不管他任总书记，还是充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实权都一直操在王明手中，王明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
在王明路线统治的四年之中，对康生来说，可说是十分重要的时期。此时，他获得了王明的信任，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同王明分掌了领导大权。
就是王明路线结束以后，康生的实际权力还延续了多年。
康生对这段显要的历史，曾经写下连篇累牍的记录，深怕别人忘掉他对王明路线留下的业绩。可是，从四十年代起，随着形势的变化，康生却一反常态，对王明不是怒斥漫骂，就是讳莫如深。直到他死，也没把这段历史交待清楚。
还是让历史事实来回答人们的疑问吧。
在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四年中，开始，康生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 年1 月—1931 年5 月），接着，参与了中共中央某一机关的领导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之职（1931年6 月—1933 年6月）；最后，离沪赴苏，充当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1933 年7 月—1937年11 月）。王明“左”倾盲动错误猖獗之时，正是康生利用这些职务之便，从组织上、宣传上卖力推销王明“左”倾盲动错误之时。在组织上，康生成了王明推行宗派主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锋。在宣传上，康生拼命鼓吹王明“左”
倾盲动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贯彻不力或怀疑者，则无限上纲为反对国际路线。这个既是打手，又是吹鼓手的康生，这样忠实于王明，当然会得到王明的赏识，而成为王明的得力于将的。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为了推行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首先在组织上对各级领导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充实”。他一方面将那些忠于王明的所谓“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安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封之以高位，授之以实权；另一方面，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路线”的旗号下，强力推行其组织路线，对不顺从者，实行过火斗争，从组织上实行“刷新”。其结果，破坏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的正常关系，严重损伤了党的肌体，巩固了王明教条宗派主义的统治地位。康生作为王明当权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对于王明“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巩固和加强其政治统治，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康生精心物色了王明所需要的“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并帮助选派了大批“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推行其“路线”。他真是不愧为王明的组织部长啊！
对于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康生不仅在组织上竭尽全力以立功，而且在宣传上也竭尽全力以效劳。据统计，他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兼管全国职工运动时起，到一九三三年七月离沪赴苏时止，前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以谢康或骆驼为笔名，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职运指南》等党的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平均每月一篇。其中，只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个月就发表了五篇。他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宣传是何等狂热！
康生在这些文章中具体宣传了些什么呢？
一、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
本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包办下召开的，其结果是扶持王明等人上台，“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统治了党中央，使代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那个小册子（即《两条路线》）实际上得到批准，流传全党，从而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次“左”倾的严重危害，其时间持续四年之久。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而康生却大肆宣扬这次会议的“丰功伟绩”。他说：“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1 在康生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等等用语都是王明“左”
倾盲动主义的代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只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容许有半点怀疑，如有谁不象康生那样理解，也不象康生那样贯1 谢康：《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 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期。
彻，那就成为康生所说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立三路线残余”，就“必须坚决肃清，坚决打击”！
二、“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
事变。这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应当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分析各种交错的矛盾，向全国人民及时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和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日趋高涨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可是王明等人对于这一新形势，从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各帝国主义一致地“进攻苏联”、“进攻中国革命”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因而他们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而康生就是这种错误估计、错误口号的积极兜售者。他一再宣扬，“九一八”之后是“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新形势，大声疾呼“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公开赤色工会”等口号。他说：只有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估计“最不愿听”；只有取消派“对于共产党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1 因而他极力主张“开展动员工人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武装工人的工作”，并要求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
2这种宣传，既不了解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情绪，也不懂世界形势带来的变化。它只能引起全国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不可否认，“九一八”事变确实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然而康生却利用这一点，过分地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否认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强调国民党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崩溃”、“总崩溃”，革命的力量已大大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他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反帝运动的高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3他主张工人的斗争要“进攻”，不要“防御”。
谁若根据实际力量的对比，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应当防御，他便批判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有恃无恐地批判刘少奇同志关于当时工人斗争是1 《取消派的“工人运动”》（1932 年1月25 日），载《红旗周报》第29 期。
2 《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1932 年4月30 日），载《红旗周报》第 41 期。
3 《机会主义的罢工运动总结》（1932 年 4月 3日），载《红旗周报》第36期。
“防御”的正确主张，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是“在全总中央职工部机会主义领导中的一切错误的根源”。1 在康生看来，凡是同王明不一致的意见，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凡是同王明的崇拜者不一致的意见，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倘若有谁同康生的意见不一致，那就要自始至终的，甚至连其后代，都得是右倾机会主义！
三、极端行动，适应极端口号。
一味鼓动罢工，是康生文章的主题。打开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不谈罢工的。《学生罢课后干什么》，2是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标题好象是篇不谈工人罢工的文章，可是一看内容，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康生这篇文章，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书本理论出发，说“无产阶级是反帝运动中最坚决的队伍”，“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扩大罢工的浪潮，才能使反帝运动更坚决更激烈的发展下去”。因此，他极力鼓吹学生罢课之后，都要“到工厂中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其他文章，更是突出地鼓动罢工了。不但要罢工，而且要长期坚持罢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康生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中，直接批评江苏省委与工会在“九一八”后，不是“完全放松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就是“空喊罢工，纸上罢工”，前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后者则是“立三路线”的表现，提出全党在“目前反帝运动中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务”，就是以“十倍的努力去扩大工人的罢工”，并责令江苏省委“深入到企业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发展罢工”，要他们“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方式，要利用公开的路线活动，公开地组织工厂中的反帝组织”，要“经常的召集群众大会，领导群众斗争，号召罢工。”3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中，武断地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责令省委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实际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4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