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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4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中，康生又责令说：“党与团的省委必须将领导罢工工作作为他的第一等的任务”，“区委也必须将一切的工作集中到领导罢工中”。5 王明打的旗号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康生当然也会抓住1 同上。
2 载《红旗周报》附刊第26期，写于1931年12 月上旬。
3 载《红旗周报》第27期。
4 载《斗争》第1 期。
5 载《红旗周报》第41期。
这个口号不放的，所以他在文章中，甚至在题目里都要塞上“布尔什维克”
的字样。这不仅为王明相呼应，也为自己贴金，至于中国的实际，他们是不管的。他们的办法是，只要口号喊出来了，那就只好要事实去适应口号！
康生不只是鼓动罢工，而且特别强调将罢工引导到“武装工人”，“夺取政权”上去。他说：要使“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要“广泛地组织工人的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并“要领导这些队伍由要武装走向夺取武俊的道路”。1 他认为：“只有将罢工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才能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从而“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2“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彻底胜利”。3 因此，他极力主张在罢工中，要“把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4 康生宣传的关键就在于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才是王明所说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立三的“左”倾错误就在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就是靠批立三“左”倾错误起家的，康生也是靠反戈一击而得到王明赏识的。康生的本领就在于他能用一套内容、一套手法，得到两个不同的门庭的支持，而且都能得到宠爱！
四、向黄色工会“进攻”，公开建立赤色工会。
康生在这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说：黄色工会成了“积极的阻止反帝运动的发展，破坏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罢工“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维持他垂死统治的支柱“，因此，黄色工会也就成为康生进攻的主要目标，于是他对黄色工会加紧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活动“，极力主张”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去夺取他们之中的下层群众。5与此同时，康生又在许多文章中大声疾呼：”立刻在工反（即工人反日会——作者注）的广大的群众中，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公开的活动，吸引工友积极干部及广大群众，大批的加入赤色工会，深入各个企业里，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赤色工会，坚定的在黄色工会中进行建立反对派的组织，是不能再拖延一分钟的。要反对那些不敢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敢于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不去广泛的吸引群众来加入赤色工会而1 《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1931 年12月10 日），载《红旗周报》第27 期。
2 《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1932 年2月24 日），载《职运指南》。
3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 年2 月 27日），载《红旗周报》第33期。
4 《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5 《怎样反对国民党的黄色工会》（1931 年12月15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采取脱离群众秘密狭隘的方式，在亭子间里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1 把话说明确点，这就是要在白色恐怖中建立公开的、没有任何掩护的、脱离群众的、第二党式的”赤色工会组织“，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以便于敌人的破坏和全歼！
五、对“右倾机会主义”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在党内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不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同志。同他们的调子稍有不符者，也在斗争打击之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在《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一文中说：“革命的急速发展和党的伟大进步”，引起了“党内不彻底的两面派，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路线的残余，重新组织小组织”。“他们破坏党的新策略是：一，勾结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来破坏党的工作。二，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怠工，破坏群众的斗争。三，利用党的个别错误，实行反党的阴谋。四，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向党攻击，斗争激烈时，取消他们的意见，承认错误，”保存组织上的活动。五，煽动欺骗幼稚的同志，扩大他们的小组织，假借领导斗争，到工人中活动。……“2根据这些，他提出的办法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派，反对两面派，反对党内右派暗探“，”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一切企图对国际路线的怠工“。康生责令要把这些斗争，”深入到支部中，群众中，实际工作中“，并要”在组织上得到反应“。
在康生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成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心腹大患，必须集中火力进行无情斗争。所谓在“组织上得到反应”，就是以组织部长的身分，下令清洗就是了。对于王明的领导，康生深怕党内有人不服，他象只警犬，到处搜索与王明意见不同者。他认为，放弃组织赤色工会，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摆一摆工会工作中的困难，就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眼”，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康生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因此要对它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不这样做，就不是国际路线，不遵照他的主张去办，就不能保卫王明路线。尽管实际上，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已经危害到党和党领导的工会，康生却仍然这样大喊大叫，说明他对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真够卖命的！
1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2 年 3月 25 日），载《红旗周报＞第33 期。
2 载《红旗周报》第28期。
第七章王明的国际伙伴
推行主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康生觉得需要转移阵地了，于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偕同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康生之名，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起用的俄文名字——“Кан Щен”的译音。到达莫斯科之后，康生对米夫、王明竭力逢迎，因而更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搬进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的办公室。
康生对于他能有机会同王明坐在一起办公，并成为他的有力助手，感到无上荣耀。从此，对于王明表现得愈益“忠诚”，看着王明的脸色，跟着王明的腔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从而成为王明形影不离的独一无二的国际伙伴。他俩简直象搭配好的相声演员，处处是双双出面，同台演出。
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都干了些什么呢？
第一，继续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作。康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全力贯彻的正是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可是实践证明，这本小册子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正是它，导致了白区工作的大失败，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撤离上海。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些事实。他一到苏联，就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到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康生曾先后兼任这两个学校的中国部主任）等学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及其小册子。他说，王明的小册子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它“体现了党的路线”。一九三四年前后，曾在国际列宁学院学习过的卢竟如等同志，就曾亲自听过这些报告。
康生既然对王明表现了奴才式的依附，那么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贯彻和执行，当然也是忠贞不二的。在国内时是这样，到了莫斯科就更加露骨。在康生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比靠上王明更保险的了。所以，他象热衷于传教的牧师一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真诚信仰和卖力推行，作了充分的表演。
第二，利用共产国际讲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四个月，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好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康生随同王明参加了这次全会。会上，王明、康生都作了长篇报告。会后，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这两个报告，冠以《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标题，公开出版。这两个报告，都是总结几年来推行
王明“路线”的所谓“业绩”，鼓吹王明“路线”如何“正确”。不同的是，王明的报告是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全面说明，而康生的报告只是侧重从白区工作上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作些补充说明。
王明的报告，完全不顾我党白区工作已经遭受破坏，党中央已经被迫撤离白区的事实，也不顾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遭受失败，红军正在被迫长征的事实，连篇累牍地论述了“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所谓“胜利和成绩”，并以此为据；说什么“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而这种“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 。。。。。。。。。。。
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所决定的总。。。。。。
的政治路线。。。。。。“他还特别强调说：”根据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
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
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着重号均为王明所加）显然，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用谎言来说明四中全会的”正确“，用捏造的”事实“来证明王明路线的”胜利“。
康生报告的题目是《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也不顾王明路线给白区工作所造成的损失，硬说王明路线在白区工作上，特别是在自区组织工作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说什么只在“最近一年来”，非苏维埃区域内党员人数“从三万人增加到六万人”，“使我们在上海的党的工人成分从百分之六十增到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更有甚者，他竟说：“当（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开会时，八十个工厂代表听了共产党的报告，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这里使人怀疑的是，当时革命并非处于高潮，而白色恐怖又是如此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那也只是在极左情绪煽动下，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怎么可以将这个别现象拿到国际讲坛上作为典型大肆炫耀呢！然而康生是顾不得这些的，他为了说明王明路线的“胜利”，特别是要说明他自己的“胜利”，就是没事实，也可以加以编造，反正没有人去核实。在康生看来，这样做，既可骗人，又可捞功，是一个不亏本的生意！
康生在报告中，不仅列举了发展的“事实”，还分析了发展的原因。他说：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我们的组织为什么能够得到极大的发展呢”？这主要是实施了“真正实际的具体的活的领导”。这无非是向共产国际会议的参加者宣扬王明领导的党中央。所谓“活的领导”，就是王明和康生的领导。康生接着鼓吹说：当时“曾经动员了中央的同志组织支部巡视
委员会，以实行对支部的帮助和监督“，帮助支部吸收党员时注意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帮助支部”把征收党员的运动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帮助支部”采用苏联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经验，广泛的利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利用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支部“，去发展党员。当时白区党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由公开转入地下，由进攻转入防御。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去突击发展党员，这本身正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地使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这本是令人痛心的失败的教训。然而，康生只讲组织发展，不讲组织破坏，这实际上是把党的失败当作王明、康生的功绩来宣扬。康生这种宣扬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标志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1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王、康等人多年来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以及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的报告所作的否定性的科学结论。
第三，蔑视遵义会议，继续搞拥戴王明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了挽救处在危险中的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在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之下，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军事上，总结了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分析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带根本性质的错误，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 《毛泽东选集》1953 年版第3 卷第 970 页。
康生很快得知了遵义会议情况。但是，他得知之后，不是高兴，不是拥护，更不是贯彻；而是表面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实则蔑视和反对。他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会议情况，而且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加紧了继续吹捧王明、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
请看事实：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康生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事后，康生承认确有此事，但是多方辩解，说自己没有参与此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1 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大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2一九三六年三月，吉合同志为离苏返国之事，曾去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找过康生。康生当着王明的面，径直介绍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
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
化而斗争》“。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就瞿秋白同志逝世一周年，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自己亲笔起草的《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康生等对于瞿秋白之哀辞》。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几年前，康生还在积极尾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