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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七十一岁
一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处决王云程的问题。
一月上旬，由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不能用，改由康生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主笔，重新起草。
一月十一日，将六八年九月编辑印出的《林彪选集》样本退给中央党校，并让其全部封存。
二月四日，同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关于挖“内人党”情况汇报。这时，内蒙挖“内人党”问题已造成严重恶果。但康听了汇报之后却鼓动内蒙继续挖下去；说：“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你们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从此之后，内蒙挖“内人党”就搞得更的了。
二月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大谈分工问题。他说：“不管搞哪行，越是分工细，越是专业化”，就“越修”。因为分工细了，专了，思想就越易“片面”、“不辩证”，“看不到整体、全局”，“就会使机
构庞大，人员增加，思想复杂。“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军代表报送的《侯维仍专案进展情况简报》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恶：（1）反对学习主席著作，拒绝学习《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2）继彭真、邓小平、杨尚昆之后为中直党委书
记，掌握中直机关干部；（3）里通外国。“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见中联部、高级党校、中组部的领导小组的成员，谈这三个机关的共同特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叛徒”，而且，这些“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
三月下旬，组织人为他起草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槁。草毕，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审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其间，曾于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党章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了大会发言。会上，康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讲无产阶级政党的所谓“五条”标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三条”标准。
此次讲话还说，在经济建设上两条路线的分歧就在于：一是主张“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张“经济、技术占第一位”。又说：谁执行后条路线谁就会变成“坏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只有肯定社会主义秋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所以，“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处。此次指示说：抄来的东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个文件中亲笔批示：“王世英、南汉表、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集团”。
九月×日，指令中央党校赵纪彬写《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又窜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拿走八十回的《石头记》改写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宾谈话，吹捧林彪是“我们全党阐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说他“不但是马列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学生”，确定他为接班人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证毛主席对世界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欧洲一个代表团谈话，吹捧林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确定他为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
十月四日，就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旧高级党校反革命罪行报告》发表意见，说：“《报告》文字还好，但两条路线斗争写的不清。党校这么多问题，怎么搞出来的呢？是斗出来的，是从陈伯达、康生、曹换欧、造反派到军代表一条线贯下来的。‘十大斗争’写的不是很清楚，斗争写的不明确。这个问题不是对那个人谦虚问题。这个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虑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对全党有作用，将来二中全会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再次谈到王云程的处置问题。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云程、卢福坦终于在本月底被秘密处决。
十月十八日，又窜到北京文管处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韩素音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区别，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列宁如何同“唯生产力论”进行所谓“有力斗争”等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其间，多次鼓吹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用到整党上来，实行开门整党”，搞“吐（故）、挂（暂挂）、纳（新）”。
同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在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整党建党一定要“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达到“增强党性”，“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说所谓“增强党性”，就是增强“林副主席所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加强“领袖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联部领导成员，告诉他们，”在下边要独立地用阶级的观念，战备的观点，去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没有敌情观点，就没有战备观点。“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外宾谈话，说“我国历代工会领导人都犯过错误”，其错误就在于，“在秘密环境中搞经济主义，脱离政治；在公开环境中是强调工会独立，脱离党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硬要该党以我党“九大”党章为“根据”修改党章。此次谈话中，还攻击我党中监委“糟得很”，“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宣扬“九大”党章取消党员预备期和取消监委会的做法好。
一九七〇年七十二岁
年初，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快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砚台。
二月十四日，在其掠夺的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扉页上，解释他为什么盖用“归公”印章。
四月十七、十八日，在全国基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按“九大”新党章，把我们党建成一个“三忠于、四无限”，能“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党。
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整建党座谈会上，就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问题谈“纳新”的重要性。说“纳新”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表现，“九大”时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今后召开四届人大时还要注意这个问题。
四月底，同陈伯达一起窜到北京市文管处大窃图书文物。五月二日，由康生打头阵，随后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一齐拥到北京文管处。他们翻箱倒柜，各揽一摊，把当时库存珍贵文物几乎劫掠一空。
五月四日。；接见中央林枫专案组和中央党校专案组全体成员，指示他们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办案。
五月二十八日，召集中联部、中央党校部分人员发表讲话，说中组部、
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
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吹捧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针，是学习经典著作的”最根本的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国兄弟党代表团谈如何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单线联系是修正主义的办法，实际是取消党的办法。”
七月二十四日，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介绍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的好处，劝其也要学中国的做法，搞干部下放劳动。
七月二十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一、二、三办正副组长，要他们重视修改宪法，注意在办案中“突出政治”。
八月下旬，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同林彪、陈伯达一起秘密炮制称“天才”的语录。
八月底，为了摆脱困境，以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康、曹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店外地学哲学积极分子来京宣讲。
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组织宣传组，康生被任命为该组组长。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地方党代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歪曲毛泽东同志发出的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说“这实际上是反对刘少奇的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组织上的资本主义道路。”
十一月二日，指示中央党校，在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时，要“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贯彻林副主席的三十字方针和七字经。”
十一月十三日，在钓鱼台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大谈解放以来高级党校的所谓反对“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论”等三次大的“理论斗争”，说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贯彻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进一步批判这些问题”，特别是“集中批判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论点”。
十月中旬。病倒。
一九七一年七十三岁
继续生病。
二月，抱病为江青修改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稿。
四月底，江青多次建议康生在“五一”那天上天安门城楼，说：“久不出面，这样做有好处”。康生对此甚为感激。但终因身体欠佳，未能如愿。
七月六日，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把《林彪选集》部分销毁。
九月十三日，得知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草原之后，曹轶欧立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通报此事，并说：“康生恨死林彪了”。
一九七二年七十四岁
继续生病。
一九七三年七十五岁
继续生病。
×月，收到赵纪彬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增补稿，康极为赞赏。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会议结束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日，出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会上，除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四年七十六岁
一月二十七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其转告×××：“赶紧再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并将《庄子。盗跖篇》译为白话。”×××当即表示乐于接受这个任务。
二月三日，通过秘书向江青写信报告他所布置给×××的任务。：二月二十二日，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转送江青，《痛骂》一文立即送《人民日报》发表。从此之后，影射史学成为江青得心应手的反党武器。
三月十日，江青亲笔写信向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推荐康生授意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三月二十七日，收到江青送来的《庄子。盗跖篇》译文修改本，立刻批示道：“完全同意江青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编写材料时，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
四月，指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迅速编写《鲁迅批孔言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料。
五月，指示其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康老说他身体不好，关于《鲁迅批孔言论辑录》等几个材料搞成后直接寄给江青同志，但要写上‘遵领导嘱咐送的”’。
六月，病情严重，委托江青代管中央党校唐晓文写作班子。
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江青带迟群等人和梁效、唐晓文两个写作班子，浩浩荡荡地去天津进行反党活动。康生对江青一伙的天津之行十分重视和赞赏，并看了天津之行的全部《简报》。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重病中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又说：“现在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但是我不甘心死。”
一九七五年七十七岁
继续生病。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届人大在京举行。康生因病未能出席。但仍被大会选为主席团的二十三位常务主席之一。会议结束时，继续被大会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五月，把外交部的唐闻生、王海容两同志叫到病床前，询问毛泽东同志批评“四人帮”的具体内容。唐、王转述后。康点头沉思，没说什么话。
八月，再次把唐闻生、王海容叫到病床前，一面表白自己“没有叛变”，另方面又说“江青、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让唐、王将江、张的历史问题转告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十六日，病死，了此一生。但其反革命面目并没有随其死亡而被揭露出来，相反，在讣告中还戴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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