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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份电报的回复时间要求是在10日内回复即可，所以北京那栋大楼里的机要办公室将这份电报没有放在给部长及时审阅的分类内，这份电报于是和它前面的那3份电报一起静静的躺在机要室的文件夹里……
第2天晚上，安德烈大哥开着一辆破旧的“圣彼得堡”牌汽车，将两个大箱子送到了多拉小姐的藏身处，并告诉多拉，这些都是他从某个同情革命的黑市商人那里搞来的。当多拉小姐用她那有严重眼疾的眼睛，看清楚箱子里除了衣服和鞋子外还有3把那甘式手枪，2把勃朗宁式手枪，甚至还有3枚意大利造手雷的时候，高兴的搂住安德烈的脖子，亲得他半个脸都湿了……
谍变 恐惧（4）
（2）
1917年1月6日。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英国外交部下属的海外军事情报6处临时办公室。
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在杨沪生去世后，世界各大国各个情报机构都陷入到对“杨沪生后中国”局势的研究和评估，CI6也不能例外。整整一个圣诞假期，CI6在教授的带领下都在不停地做着情报搜集以及分析研判的工作。
世界战争眼看着进入了第5个年头，却丝毫没有结束的兆头。美国是参战了，但是这个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此刻还忙着跟墨西哥的那个小丑在荒凉的墨西哥高原上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美国海军因为上不了岸没法参演这出警匪片，所以除去在加里福尼亚海湾和加勒比海沿岸的警戒外，大部分蓝水力量还是投放到了大西洋战场。遗憾的是，在美国舰队浩浩荡荡开往老欧洲之前，英国皇家海军与中国海军已经联手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那一点海军力量打得不敢应战。除了在围剿同盟国潜艇部队的时候还能充当一下栅栏和警铃的作用，美国海军其它的用途倒也不多。
协约国最需要的是美国的陆军对欧洲战场的力量投入，可美国已经具备作战能力的常备陆军都在墨西哥扮演着西部赏金杀手的角色，其他征集的300多万陆军才刚刚开始6个月的训练期，还需要半年才够得达到上场杀敌的要求。这次大战与以往战争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参与者的军事专业技术程度要求空前的高，军队以更类似精密机器而不是骑士团的面貌出现在战场上。那些以往战争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战争专栏作家们很难再用以前那种“左翼”如何、“右翼”又如何的词语描述和评论这场战争中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纽约时报》的特约评论家艾兹拉·庞德在其专栏文章中感慨到：……人类杀人的技术已经进步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十来个出身平民家庭，从来没听说过汉尼拔或者亚力山大是谁，也不知道拿破仑的军事思想有什么内容，仅仅接受过2年相关工程科技训练的飞行员小伙子们只需要在欧洲上空轻轻地按一下按扭，一次杀死的人口数量就可以使特洛伊城下厮杀10年的希腊英雄们自愧不如……
中国政府对战争的想法更加古怪：大量的情报显示，当那位伟大的杨――这是协约国国家对杨沪生的称呼，同盟国自然称其为邪恶的杨――还在弥留之际，中国政府就开始为组织一个大部分由日本人构成的远征军而全力以赴，据说这支人数庞大的东亚远征军准备投入地中海战区进行作战。目前，中国政府的特使正在和日本天皇政府关于出征进行细节研讨。全世界各大国的情报机构都在关注着中国人这一古怪的战略计划，甚至已经有一些种族主义者开始悄悄在协约国内部散播“新黄祸”的说法，当然，在官方的场合，这种有损协约国之间团结的说法是听不到的。
但詹姆斯·布来恩教授这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倒不是和上述战争局势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他没有睡觉的原因很简单：作为CI6的实际领导人，布来恩教授在过去30多个小时内在和国会下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为了CI6的正式办公大楼的建设预算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是原先外交部的90万英镑的建筑预算被财政委员会驳回，接着内政部发难，对CI6的建筑规划又提出质疑，内政部认为按照CI6的人员编制，这座计划中的办公大楼实在是太大了点。
布来恩教授明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温斯顿阁下以及法务大臣阁下对外交部成立CI6机构的不满所致，至于已经获得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提名的戴维·高邓更是在白厅圈子里没少为此捣鬼。
正式办公大楼的建设预算能否获得通过，不仅仅会对未来CI6的办公条件形成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刚组建不久的队伍的士气。外交部能够提供给布来恩教授的人员大多数是情报分析人员，以及一些在外交使馆工作过的职业外交家，这些都是当初“圆点”在人员结构上急需却不可得的。遗憾的是，与此相比，外交部能够给教授提供的情报行动人员就太稀少了！布来恩教授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搜罗能够执行现场情报任务的人员，可早有防范的圆点和军方情报机构基本上已经封杀了教授在这些系统内挖人的可能。教授好不容易从各种角落里搜寻来的临时人员在正式加入CI6这件事情上态度都很犹豫，包括刚从牛津大学招募的那些在校生――由于战争对高素质人员的迫切要求，议会已经批准各类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部门，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在大学里招募年龄超过19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目前挤在这个临时办公地点里工作，要是让他们得知建楼预算没有被通过，肯定都会觉得这个新组建的机构是没有前途的……
30多个小时在白厅圈子里不停的周旋，期间又领着会计部门数次紧急修改预算报告的内容，一直到2个小时以前，布来恩教授才获得了一个机会：议会财政委员会将CI6的大楼预算审核权踢给了战时内阁会议，并表示如果星期一的内阁战时会议能够关于这个新机构办公大楼的预算提出具体意见，下议院将会认真对待战时内阁的建议……
神情疲惫的教授拖着脚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全身上下一股由于宿夜没有洗澡换衣服造成的怪味。他疲惫的瘫倒在自己的办公椅中，掏出烟斗，用因为疲劳而不断颤抖的手装上烟丝，点着后深深的吸了一口，心中开始怀念起以前和戴维·高邓搭档时的好时光――那时候，这些行政方面的问题从来不用教授自己担心，只要自己提出情报业务方面对行政工作的要求，经过和戴维·高邓一番半真半假的讲价后，戴维·高邓总是能按时把需要的东西搞到手……
“戴维，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很多方面远远不如你……”布来恩教授看着墙上戴维那潇洒的身姿，不由轻声感慨道。但是紧接着，当他看到戴维照片旁那几张托马斯·莫兰特博士的相片时，一股深深的仇恨涌上了心头……
我们在对Foshan的Baozhilin制药厂拜访中并没有获得关于Liu Buyi医生确切下落的消息，但是我们确知至少在1895年以前，这位医生还有在中国南方从事医疗活动的记录。在制药厂，当科柯按照事先布置故意在格斗比赛当中受轻伤，Huang老先生亲自给科柯治疗时，我随口提到中国神奇的传统骨科整形技术，老先生说，Liu是他们那个年代最好的骨科整形医生，后来在1890年代后就去给国家培养人才去了。考虑到充当翻译的那位中国同行也在场，我没有追问细节。但是在中国，国家这个词既可能是指政府，也有可能是指军方或其它任何机构。我和科柯将北上前往中国北方，继续以考察中国武术的名义和传统医学界的人士交流，坚信能获得关于Liu医生最终下落的消息。――保罗·波特发自英国驻广州商务代表办公室
……
北风呼啸着在这个城市中肆虐，令街道旁的电线持续发出尖利的声响。风将地面的雪粒卷起后四处飞扬，漫天蔽日，整个城市都好象要被白色的风暴所淹没。图拉，骄傲的城市，俄罗斯帝国的武器之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乡，此刻她的一切风采都被这白色越来越浓重的掩盖起来。
“……情报的最终价值并不在于拥有，而是为了帮助有需求的部门做出决策，因此，我不太赞成美国同行们那种疯狂搜集一切情报资料的做法，显然他们骨子里认为只要拥有情报便意味拥有情报的内在价值――这就好象你用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去获取某栋公寓里居住着的100个姑娘的个人资料，其实呢，你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和其中一个姑娘上床……”讲到这里，托马斯故意停顿一下，好让一旁的同声翻译将自己这句带有色情味的比喻充分的加以渲染。可在翻译用俄语说完后，预期中会心的笑声并没有出现，托马斯面前的20多个来自俄罗斯各个情报单位的学员们依旧板着脸，认真的，一丝不苟的书写着笔记。
天哪！他们不会连这个下流的笑话都书写在笔记中吧！托马斯内心在绝望地喊叫着，但是多年的授课经验还是让他不动声色的坚持讲下去：
“……因此，对情报的研判不是一种简单的定量分析，情报的主体不是别的，是人，一个人在做什么？又想做什么？一群人……也就是一个组织在做什么？又计划做什么？这是情报分析的核心。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情报研判专业中，其作用不能互为替换。因为一个人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他或者他们准备做什么之前总是要有自己的计划，同样，这个计划也会在实施的过程里不断的进行调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当变化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做出不同的选择。一个成熟的组织也一样，每个组织也会有自己的性格，在相同的局面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牢记这一点，牢记你面前的情报对象是谁，对象的行动特征是怎样的，对我们最终基于情报对对象人群即将进行的行为做出预测是非常重要的……停电了？”
应该是同声翻译将最后一句“停电了？”都不假思索的翻译出来，教室里总算响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这可是今天整整一个上午的授课中唯一的笑声！
不知道是不是电线被大风吹断了，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正兴致勃勃的讲着课，突然屋子里的电灯就熄灭了，于是整个房间在中午11点多的时候陷入到傍晚般的昏暗当中。托马斯扫兴的闭上嘴，扭脸看着拜占庭式的大窗户外肆虐的风雪。在他面前的三排座位上，20多名来自俄罗斯各部门的情报分析专家安静的注视着他，没有丝毫骚动，仿佛那些刚从外面一路小碎步跑进房间，正忙碌着点蜡烛的总务人员们不存在一样。
看来这些安装在墙上的烛台经常被使用！看着每个烛台上方那一块块被熏黑的天花，托马斯在想：这间临时被征集用做课堂的教室，平时是这家国立军工厂的设计讨论室，如果连这里都经常停电，那俄罗斯的战争工业生产现状就绝对没有沙皇政府自己吹得那么乐观……
几个总务人员在熟练的点完蜡烛后便退出了，托马斯等房门被关紧，清了清嗓门，又开始上课。这是他在图拉进行的第一天授课，在谢苗诺维奇副局长的极力邀请下，莫兰特博士后天还要对这些俄罗斯同行们再上一整天的情报分析专业培训课。
这批学员显然素质都不错，从他们当中一些人的面部表情的反应上判断，其中至少有一半人能听懂英语，托马斯心里想：而且在自己故意先用中文引用了几句中国古籍上关于间谍行为指导原则的论述，接着才用英语做出解释时，至少可以肯定有4名学员明显是在听到中文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了，要知道，自己所引用的文言文相当拗口，就算在中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这些情报分析人员的素质明显要高于自己在圣彼得堡进行同业交流时遇见的那一批。为什么？为什么俄罗斯负责对外情报业务单位之一的内务部7局会把相对优秀的一批情报分析专家放在国土中部距离莫斯科不到200公里的地方？目前，对俄罗斯威胁最大的敌人是德国和奥匈帝国，战争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军队节节败退，如果不是协约国的帮助，圣彼得堡是否还能将战争进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多相对优秀的情报分析专家是在图拉工作呢？看来，这头俄罗斯熊对中欧的德意志鹰举动固然警惕，但是在内心深处，大熊对乌拉尔山那边巨龙的动静更加防范……
“……好了，现在大家可以提问了，只有前3个问题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托马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于是便笑着说道。
学员们从容而安静的举起左手，等待他这位老师的选择。博士指了指刚才表现出能听懂中文的一个学员，微笑着示意他可以提问，于是，其他的学员又安静的将手放下，没有任何声响。
“您好，莫兰特博士……”站直身后，这个学员刻意礼貌地减慢说话速度，以方便翻译者的同声翻译：
“……您可以称呼我马连卡，博士。我想问：如果，我们在情报工作上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定性分析上，会不会导致对变化的可能性缺乏预测？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的目的是和某栋楼内，100个姑娘当中的1个……谈情说爱，虽然理论上我只应该关心这1个姑娘的情况，但是因为她还和其她99个姑娘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如果那99个姑娘当中的1个对我不满，而我又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向我喜欢的那个姑娘表达爱意时，非常有可能因为另外一个姑娘的恶意诽谤而遭受失败……”
“好问题！马连卡。”托马斯微笑着示意对方坐下，然后又示意另一个刚才举手的学员发问。
“您好，莫兰特博士……我的问题很简单：如何最快速度判断出面临情报的真和假？您知道，我们获得的情报资料经常因为来源不同而互相矛盾，这种情况下真伪判断是首先需要进行的。在这一方面，您自己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您好，莫兰特博士……我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所服务的机构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让我们这个部门关于某个地区的人群大规模暴力倾向程度做出量化的预测，可我们在做的时候却发现有好几个必需的数据谁都没有，谁都给不了我们……”
“你们都用哪些数学工具？基础数据处理是用马尔柯夫链吗？”托马斯打断了第3个学员的叙述，突然问道，在获得对方的点头肯定后，他笑着说：“试一下用这个模型吧，我前年自己设计出来的，目前的使用纪录证明这个模型还算有用。”托马斯说罢，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快速写出一个数学方程式，写完后，他又仔细将其中几个部分用红色的粉笔标注了一下，然后这才转过身来。他满意的看到：大部分学员已经记录完毕，但是都满脸迷茫，只有刚才那个第一个获准提问的学员脸上流露出兴奋的表情，跃跃欲试。
“亲爱的马连卡，”托马斯冲那个学员亲切的说道：“这个方程式让你产生熟悉感了吗？”
“博士，”马连卡站起身，礼貌的笑了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激动说道：“您写得这个方程式应该是在参考量子物理学中‘布朗运动’的基础原理后设计的，主要思路是在承认个体行为测不准的同时肯定群体行为倾向的规律性……我也曾经这样考虑过，可我总觉得这样进行人群行为分析时总还是存在几个逻辑断点……”
“太棒了！”托马斯·莫兰特博士高兴地打断马连卡的话：“这就是情报分析的最大挑战所在――逻辑断点！我们在进行以人群为基本单位的行为预测时，虽然可以采用大量的数学统计工具帮助我们对人群行为的规律做出归纳和分析，但是，因为我们预测的对象是人，而人的很多行为是非理性、非逻辑的，所以，在人群行为分析上，不要认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可以互相替代……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方程中的这3处其实就是所谓逻辑断点所在，这3处值在代入计算时都要根据经验值进行加权处理。情报是真还是假？你对事物发展前景的态度是沮丧还是失望？你面对一个问题时是准备完全凭借理性还是投入激情？你自己的这些理性判断或感性选择都将对经验值的加权产生重大影响，乃至影响到对整个人群行为预测最终的结果。经验值是什么？是你对目标人群文化特征的理解、是你自己对人类大历史的理解、是对自己天赋的自信――这些都不是数学能给我们的，因为在这里所要依靠的是造物主赋予我们最奇妙的能力――想像力和创造力！”
以马连卡为首的学员们在同声翻译的话音落后，沉默了大约近1分钟，然后开始热烈的鼓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托马斯心里想着：在1870年中国政府经议会批准后颁布的后来被欧洲评价为“科学技术抢掠宣言”的《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研究活动进行支持的法案》（简称：《科技支持法案》）实施之后，在理论科学领域的奖项“杨沪生奖金”和工程科学领域的奖项“史秉誉奖金”分别设立后，欧洲国家的许多科学界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