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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桩库”，在千辛万苦的积攒中，就是要为中原解决契丹问题。
但船山先生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宋论》中对老赵的这个举措批评得相当严厉，大有“春秋责备贤者”的况味。
船山认为：军旅之事，确实需要储备，但又不能过分依赖储备。从历史来看，老赵储备如许之多，最后并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反而启动了宋真宗的骄侈之心，甚至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箕敛天下”，导致“召怨以致败亡”，都是因为“财之累也”。他认为战争中的“士”（包括将军士兵士大夫），不是靠余财养起来的，过去东晋的谢玄、唐代的郭子仪等人打胜仗，并没有什么积蓄。徒手号召，也可“百战而得天下”，因为兵者，“用其一旦之气也”。如果一味蓄财而战，则在上者，奋怒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不相为继；在下者，偷安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更为因循。这类蓄积，容易为奸人所乘，窃归私室（南唐李昪的“德昌宫”，相当于老赵的“封桩库”，就被奸人刘承勋私自盗取）。由于这类积蓄已经成为私人财产，故当国家变乱猝生之际，奸人还会死护货财，不愿意散财救难（后唐李存勖的刘皇后，就不愿意散财）。等到国亡，历年积累的财货，都会一揽子送给寇仇。
船山为此慨叹道：“财之累，于斯酷矣！”他认为天下之财，自足以应天下之用，缓时不见其有余，急时，不见其不足。如果当初太祖能乘立国之初，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则燕、云可图也。船山甚至认为老赵此举，是“翁妪之智，畜金帛以与子，而使讼于邻，为达者笑”。像乡村老汉老妇的智慧，积攒财富准备留给子孙，最后导致子孙生成诉讼，为达观者耻笑。
船山先生所论大有道理，但如“原心”，推原赵匡胤的初衷和当时形势，似未必。后来的太宗赵光义，对老赵的“封桩库”就不太欣赏。他倒是“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但是并没有达成收复燕云的目标，几乎是全败而归。
今天来看，对“封桩库”历史故实，要着眼两个方面来评价。
一是老赵初衷，就是为国为民做好战略储备，一旦国家有事，不去搜刮民间。故老赵此举有仁厚宅心在，从民生大义考虑，从圣贤气象理解，“封桩库”就是德政、仁政。
二是要真实地理解大宋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有言：吉凶的消长，是上帝的事，但一静一动的得失，却是人的事。人要等待天时，天会回应人和。物升到极点会消减，人静到审慎则可动。所以，天道有或消或长的时机，以此来削平天下的险阻，但总是苦于激进的人们不愿意耐心等待。智者会根据老天的意志，看天下消长的形势而动，却总是苦于激进的人们不能领会其中所要持守的天命。这段话充满政治智慧，对“有神论”者而言，这是很好理解的一段话，“无神论”者理解这段话，可能有点难度。这样来看赵匡胤的“封桩库”就能理解，他并非像守财奴那样“蓄金帛”给子孙，而是借此姿态等待天时。老赵从后汉、后周而来，审时度势，他知道契丹是不可能犁庭扫穴，一举克灭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还不是最好时机。契丹，或扩大一点说，中原的北境问题，终大宋一朝没有解决，后来的蒙元、满清不论，大明王朝事实上也没有根本解决（大明甚至没有彻底“灭元”。“北元”就是蒙元的延伸，在后来的土木之变中，“北元”的余孽瓦剌甚至俘虏了大明最高首脑朱祁镇）。中国的北境问题，直至中华民国，在“五族共和”的大义之下，才算基本底定。因此，解决北境问题，不是“堂皇情绪”能够解决的，当然，也不是“封桩库”能够解决的。中华运命之元亨利贞，需要等待天时，封桩库，就是等待天时的一种努力。赵匡胤此举，不可以寻常“聚财”视之。
幽州形势图
有一天，赵匡胤召来赵普，取出一卷地图，打开一看，原来是《幽州形势图》。
老赵似乎有点得意，对赵普说：“卿可猜猜，此图，孰能为者？”
赵普仔细观看后，叹口气说：“他人不能为，惟曹翰能为之。”
老赵问他何以知之。赵普回答：“方今将帅，论才谋，无人胜过曹翰。陛下如令曹翰干这个活儿，他一定能得到幽州。”
老赵很高兴，就有任命曹翰为幽州招讨使的意思。
赵普说：“曹翰取之，谁能守之？”
老赵说：“就让曹翰守之。”
赵普说：“曹翰死，谁守之？”
老赵词穷，史称“帝默然”。
而幽州之进讨的战略也被搁置起来。
太祖一朝没有动幽燕，与君臣间的这一番对话密切相关。
当年大帝柴荣已经平定关南之地，已经逼近幽州，惜英年早逝，没有继续北上。当今太祖与柴荣比较，实力更为雄厚，且用兵谋略更胜一筹，帐下名将云集，应该是大宋武力最为强盛的时代。曹翰屠江州城，是一大罪恶，但用此人征幽州，应该有胜算。他主动谋划幽州，绘制幽州形势图，就证明此人对燕云态势已经筹之烂熟。但不世之功被赵普所沮。
船山先生的《宋论》，对赵普此议甚为不满，甚至有了超逾寻常的批评。
如果说幽州不好守，幽州以南就更不好守，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幽州南，一马平川，契丹铁骑几日间可以到大河，过河就是汴梁。而幽州，则“负西山，带卢沟，沓嶂重崖以东迤于海”，形势险峻，比关南之地更容易据守。如果说曹翰之后不能守幽州，他人之后何以守关南？当年吕后问临终前的刘邦：萧相国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曹参可代之。吕后又问曹参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王陵、陈平等。吕后再问其次，刘邦说：“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后来之事，人难料。有道邦国，只需要“育材有素，抡选有方，委任以诚，驾驭以礼”，如此，百年之后，国之长城干将就不会少。赵普逆料曹翰之后无人，等于不相信大宋有未来。所以船山先生认为赵普此说为诡辩邪说，要想识别这个邪说很容易。但老赵为何被这个诡辩所“蒙蔽”呢？其实不是被“蒙蔽”，而是赵普此论道出了老赵心中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藩镇之祸。
赵普的潜台词是：曹翰可疑吗？老赵的意见：曹翰不可疑。赵普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曹翰之外谁可不疑？”
幽燕之地，是藩镇叛乱的渊薮，汉代以来就有卢绾之乱，唐代天宝以来，安禄山叛乱，而后是五代镇守此地的若干藩帅先后叛乱。原因就是一个：镇守的藩帅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俯瞰中原。即便南下中原不能得逞，据守幽燕河北之地，也足可以拥兵自保。如果曹翰之后有此类人物，赵宋危矣！
这就是赵普的“不言之隐”，也是老赵退缩而不敢坚守前见的真实原因。
赵普这个心理擘画直击老赵命门。
船山对此给予犀利批评：“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北宋之所以被金兵所扑灭，地缘政治的原因肇始于此。南宋之所以被蒙元兵所扑灭，地缘政治的原因也肇始于此。王夫之这里说“六百年衣冠之祸”，事实上除了大宋三百年外，还包括了蒙元近百年、大明二百年。中国北境，地缘压力沉重。
按王夫之意见，这是老赵的一个巨大失误。
契丹不可灭，但燕云必在得。“封桩库”理应散财而谋幽燕。老赵被赵普一番邪论蛊惑，由“契丹之祸”转至“藩镇之祸”，终于被未可知的形势夺气。元首气馁，将士寒心。终大宋三百二十年，除了太宗赵光义主动与契丹寻战真宗赵恒硬头皮御驾亲征，元首中无人有直面北境（契丹、女真、蒙元）的勇气。每当需要面对时，就会有赵普式的文臣出来谈“藩镇”。
藩镇、藩镇！大宋内部的力量消耗于弭定藩镇叛乱多（这方面的确相当成功），消耗于捍御北境番邦侵扰少。
藩镇，是震慑大宋元首的第一幽灵。
赵匡胤时代的问题事实上可以概言为四个方向——
一、在契丹铁骑的威胁中如何实现南北和平共处问题。
二、在藩镇坐大致中国动荡中如何解决文官制度问题；
三、在契丹与藩镇双重压力下如何解决民生苦难问题；
四、在五代十国的文明沉沦中如何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这四大问题，也是本书开篇所言的四大难题。它们困扰老赵一生。甚至可以说，老赵这一生，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倾注了全部智慧与勇气。四大问题中，最急迫的是契丹问题，但最令老赵，也令后来的大宋元首忧虑的，却不是契丹问题，而是藩镇问题。“今之勍敌”固然“止在契丹”，但“今日‘内敌’”却“实在藩镇”啊！
安禄山以来的藩镇大员们，给中原造成的破坏，那种烈度和反复出现的频率，事实上也确实远远超过异族的南侵。
赵普的奸邪劣迹
赵普一生为大宋谋划，收藩帅兵权，制定南北政策、优秀的战略设想都应该是大宋第一人，但在船山先生看来，赵普阻止曹翰经略幽燕，却是一大奸邪劣迹。为何这样说？船山先生给出了答案：
赵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以幕僚中的佼佼者，得到国家将他视为开国元勋的宠爱，因此瞧不上将士，俨然以为自己在所有武夫之上。但将士们并不服气赵普。陈桥之功，石守信等镇守京师，其功甚巨；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曹彬、潘美等人任之；当时武功平定天下之功臣，都对赵普之倾轧有不满。所以赵普与将军“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日夜思虑如何“深结主知”以便使太祖“倚为社稷臣”。只有折抑武臣，使武臣不得立不世之功，这样，武臣就不能分享太祖的眷爱，而赵普就可以社稷臣身份安享荣华了。赵普所以抑制武夫，其用心在此。
船山这个意见，看似“诛心”，大有以动机窥视人心的嫌疑，但进入历史还原，将自我代入历史现场，用证据来考察来龙去脉时，能够感觉到船山的洞识。他以一个思想者的目光，穿透了数百年迷雾，直窥人心，让后来人读史至此，惊出一身冷汗。
吴越王钱俶派使者给赵普送来书信和“海物”十瓶故实，也被船山先生分析出了太祖的心思。老赵说：“他们还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呢。”船山认为“太祖亦窥见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说太祖早就看破赵普疑忌武臣的隐情，不过当时因为武臣确实有五代积习，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测力量，需要赵普这样的人物来制衡罢了。
但是尽管如此，老赵待赵普还是太过分了。史称“不仁者，不可与托国”，老赵等于将大宋帝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托付于赵普的智慧和性情中，故大宋之得失都与赵普有关。在以后的日子里，赵普出于“固宠”的目的，在太宗面前戕害赵匡胤的子弟，就是信任“不仁”之臣的结果。
按船山的说法，老赵实在应该效法光武帝刘秀，简拔敦朴纯雅之士，以化解强悍桀骜之风，这样的人在朝总揽枢机，既可以平服藩镇之祸，也可以公忠体国，不至于以私心排挤武臣。如此，则燕云之地，很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宋论》中，船山先生最后说：
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
阴险之人，居于国家腹心之地，一言不当，就会导致百代根本的裂痕。唉！这真是可以为天下万世痛哭不止的悲剧大事啊！
有意思的是，船山先生不仅在《宋论》中对赵普阻止曹翰的事痛骂不已，在《读通鉴论》中，甚至说赵普是奸细：
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遂绌曹翰之成谋，以力敝于河东，置幽、燕于漠外，则赵普之邪说蛊之也。普，蓟人也，有乡人为之居闲，以受契丹之饵，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奸谋进而贻祸无穷。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试樊爱能之欧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老赵有志于幽燕，但最后，不能追怀王朴《平边策》中的战略规划，竟罢黜曹翰筹之烂熟的谋略，将力量消耗于河东，置幽燕于于沙漠之地，这一切，都是赵普邪说蛊惑的结果。赵普，是蓟州人啊！那里就在幽燕之地，有受契丹收买的当地同乡在居间传话，赵普就是不想让兵火烧到他的家乡！跟猪狗之辈在一起酣睡，于是有奸谋进而贻祸无穷。可惜啊！没有让赵普遇到周主柴荣，不然，也让他像樊爱能那样被锄奸！
船山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对当时未能实现王朴、曹翰的谋略深感痛心，但将赵普说成奸细，可能还需要一点实证。
契丹主动来修好
曹翰，杀人不眨眼，但还是个诗人。宋太宗能背诵他写过的一首诗，其中有句：“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据说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这首诗。曹翰有志于幽燕，看来是事实。没有让他经略幽燕，很可能是大宋地缘政治方向上的一个巨大失误。
话说老赵，当赵普等人主张不动幽燕之地时，也想到了“羁縻”政策。如果暂时不能动，那么安排大宋与契丹边境的长久和平，也许不失为一个次优战略。
老赵得国之后的第二年，专门下诏停止了一项“骚扰”契丹多年的边民习俗。
原来，五代时，各中原国，大多招募边民出塞去盗取契丹等部落人的马匹，然后，由官方给盗马者酬金。
《宋会要辑稿·蕃夷》说：“太祖建隆二年十月，诏北面诸州禁边民无得出塞盗马。”
元代佚名《宋史全文》也说此事：五代以来就鼓励边民盗马以补战马之缺。但老赵“欲敦信保境，戊戌，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
据说，此举令“夷狄畏慕，不敢内侮”。
盗马，可能给契丹造成麻烦，但不会对契丹伤筋动骨，这事对于两国间的来往也是一个疙瘩。最重要的，老赵自始至终就有一个明确的“天下目标”（如前所述，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培养大宋王朝的道义天下。他不愿意看到廉耻的沦丧。鼓励民间“盗马”，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爱大宋”的举动，但在人性的道德方向上出了问题，这就是利用了人的“侥幸心”而默认了盗匪勾当。道义天下，不欣赏这类行径。
老赵用培固道德元气的方法，渐渐化育出一个文明邦国。大宋，在契丹那里赢得了尊重。
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契丹国的涿州刺史耶律琮，给大宋知雄州孙全兴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件，信中大意：
我耶律琮受大辽君恩，充当边任，但没有境外交往的权力，说得未必合适。但觉得只要事情有利于家国，可以来做，所以来写这封信。我私下以为：南北两地，古今所同，为何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友好来往呢？过去后晋石重贵时，因为政出多门，被他们国内的强臣蛊惑，忘我契丹大义，于是有干戈之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能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以此来休息疲敝之民，重修旧好，长为盟国，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我耶律琮微不足道，但敢与参与大义，希望能觉悟，恳请洞察详鉴。
耶律琮这番话显然是契丹来投石问路。
孙全兴将此信转给太祖，太祖不以朝廷名义，但命孙全兴回信答复。
第二年三月，契丹派来了使者，带着国书来交聘。
国书中自称“契丹国”。太祖命负责人到边境迎接契丹使者，在都亭驿休息。到京师后，太祖召见，赐给袭衣、金带、销金皂罗帽、乌皮靴、器币、银鞍勒马等。随后，又在内殿设宴，召使者就坐，观看老赵亲手培养的殿前诸班骁勇士在后苑骑射，还令契丹的一个使者与老赵的卫士做竞技比赛，驰射马球、马上截柳枝等等。等到使者回契丹，老赵仍然赐给他很多器币衣服。
契丹能主动来修好，如果从此不生边衅，即使暂时不能恢复汉唐旧地，生民也可从此免予兵锋。在“时运”不到的时刻，也许就是一个比较中可以接受的地缘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