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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老赵从此应该有了自我暗示的能量：我老赵可不是一般人啦——我是要做天子的人啦！这种暗示让老赵从此有了“远大志向”。
一根棍棒打天下
老赵姿貌不俗，《宋史》说他“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应该是有气场的人物。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说一故实：五代末时，有僧人在路边修一草庵，种菜化缘为生。某日，僧人梦一金色黄龙，正在他的菜园里吃莴苣。当下惊醒，看到草庵外菜地里，一“伟丈夫”正在梦中之地，取莴苣吃。僧人看到他的相貌有凛然之气，又想到梦中所见“金色黄龙”，揣度此人不凡，于是很恭敬地让他来到草庵，送上饮食。这位“金色黄龙”吃罢，抹抹嘴就要告别离去。僧人对他说：“富贵勿相忘！”“金色黄龙”不免纳罕，僧人于是告诉他适才所梦云云。又说：“公他日得志，请您别忘了为老僧建一大寺。”
这位“金色黄龙”就是赵匡胤。他答应了僧人的请求。
等到他有了大宋天下，并没有忘记这个僧人，派人去寻找，僧人还在。于是为他建寺，并赐名“普安”，时人称为“道者院”。
老赵“微时”，还有“大难不死”的传说。
他学老爸赵弘殷，爱拳脚骑射。尤其是骑射，功夫了得，一般人根本和他没法比。他少时曾经骑一恶马，不施衔勒，结果恶马没法控驭，跑上城中斜道，老赵脑门撞到门楣上，从马上坠地。惊马狂奔，门楣挡住脑门摔下，观者以为这位“香孩儿”脑袋肯定碎了！不料，小“香孩儿”慢慢爬起来，追着马腾身而上，一无所伤。香孩儿骑烈马倒地未伤，事件传闻开来，成为他的“异禀”材料。据说这是受到了神灵保佑。但老赵曾练就一身骑射本领是实。太祖即位后的建隆四年春，原后周名将符彦卿来朝，老赵给了他不少赏赐，又在金凤园“宴射”。老赵骑马射靶，连发七箭皆中。观者惊异。符彦卿由衷叹服，进贡名马称贺。
江湖上流传老赵的武功故实很多，有些是有来源的。譬如最为人乐道的“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就见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书中的《拳经捷要篇》将此拳列为“古今拳家”第一大家。明人程子颐《武备要略》说到《长拳法》时，又说“拳中二十四势，出自宋太祖短拳”。明何良臣《阵纪》还说宋太祖赵匡胤有“腾蛇棍”流传。
关于老赵的拳术、棍术，最早的记录者还有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徽宗政和年间，效法汉武帝扈从侍卫的故事，令出侍左右的宦者一定要带两种东西，以备不测。一个是“玉拳”，一个是“铁棒”。玉拳是新疆于阗玉制作，比真人的拳头要大，用红锦装饰。铁棒，乃是赵匡胤“微时”以至于“受命”后，亲手所持铁杆棒。据说这根老赵多年用过的纯铁棒，因为几十年的使用，已经“爪痕宛然”，也即留下了几十年的抓痕。坊间流传宋太祖一根棍棒打天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就是：“恭惟神武，（天下）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我想象老赵年轻时投奔后汉枢密使（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手中应该持有一根铁棒，很可能就是宋徽宗时说到的这根“纯铁棒”。
另一件事情似乎也有神灵的影子。
说他年少时，与一个叫韩令坤的孩子跑到一所无人的土房子里玩赌博游戏，无非是些石头剪子布下棋弹球之类。不料正玩得热闹，忽然听到门外一群麻雀在急躁地叫唤，那声音想必引起了他俩的注意，赶出来看，想趁机捉住几只麻雀烤了吃。但一出门，那土房子就塌了。——这不是神灵保佑吗？
这个韩令坤，就是后来屡立战功的大宋名将。
后汉初年，二十岁出头的赵匡胤离开杜家庄各地漫游，一无所遇。有一次住在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见他相貌堂堂，有英雄气，就对他说：“我给你一笔盘缠，你往北走，就会有机会。”当时后汉枢密使郭威正在征讨叛臣李守贞，四处招兵买马。赵匡胤应募居于郭威帐下。这是赵匡胤从军的开始。郭威建立后周王朝后，赵匡胤又做了滑州副指挥。直到后周柴荣时代，他又做开封府马直军使，柴荣正式即位后，赵匡胤开始典禁兵。
赵匡胤在往北寻求立身机会时，路上碰到一个人，这人是王彦超。
王彦超，字德升，五代及北宋初年的名将。战功显赫。官至右金吾卫上将军，封邠国公。“杯酒释兵权”第一个领会赵匡胤深意的就是此人。
有意思的是，同样在凤翔，这段子却有两个不同版本。
一个版本说，王彦超与赵弘殷有旧交，于是赵匡胤便来到陕西凤翔找时任后汉节度使的王彦超。不想王彦超不留，太祖转赴洛阳。疲惫之极，便枕在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上昼寝。有藏经院的主僧看见一条赤蛇从太祖鼻子里出入，很惊异，知道这位不是凡人。太祖醒了以后，这位主僧问他要到哪里去。太祖说：“我要到澶州去见郭太尉，没有盘缠。”这里说的“郭太尉”，就是后周的郭威，此时，郭威还没有做皇帝。僧人说：“我有一头驴子，你可以乘它去。”还给了赵匡胤一些银两。这样，赵匡胤才有了进身的机会。
另一个版本说“太祖微时”，往凤翔见节度使王彦超，“得钱数千”。这一次赵匡胤到了原州，“卧于日间，而树阴覆之不移”。据说这种树到多年后还存在。人称“龙泉木”。
两个版本记录不同，虽然记录者都是宋代人。
第一个故事见于《邵氏闻见前录》。这书是北宋中期邵伯温所撰。伯温是邵雍之子，少时曾与司马光等交游。伯温之子邵博又有《邵氏闻见后录》。显然，这里的记录与正史记录很相似。
第二个故事见于《鸡肋编》。这书是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庄绰所著。庄绰之父与黄庭坚、苏轼、米芾等人交情不错，有来往。
赵匡胤做了皇帝后，有一次与王彦超设宴围猎，酒酣时道：“朕昔日来投你，你因何不接纳我？”
王彦超听了立即降阶顿首道：“我那一点小水洼子，怎么可以安顿神龙？万一那时候要是留止了陛下，岂有今日之事？”
宋太祖听完一笑，并没有为难王彦超。此事可以考见王彦超的机敏，也可以考见赵匡胤的襟怀。
据《曲洧旧闻》载：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兵戈不已，人心思治。有一老和尚佯狂，为人算卦，预言多有应验。他对人说：“你们盼望太平日子太急了点，太平日子，要等‘定光佛’出世！”谁也不知道这个“定光佛”是哪路神仙。百年战乱，那个时代不难想象士庶渴望太平的心态。等到赵匡胤统一天下，人们都认为老赵就是定光佛，要不就是定光佛的后身！
赵匡胤的迁都谋划
赵匡胤生于洛阳，对此地风土很有感情，很早就有迁都洛阳的意思。这一次，趁着西幸，将迁都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有司做迁都准备。
但他的迁都意见，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
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李符上书，陈说迁都有“八难”。他说：“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
老赵认为“京邑凋敝”，迁都之后，正好带动繁荣，不难。“宫阙不完”，可以慢慢修建，不难。“郊庙未修”，修起来就是，不难。“百官不备”，朝廷在此，就会详备，不难。“畿内民困”，不加赋税，就会富裕起来，不难。“军食不充”，依洛邑天险，可以减少兵员，不难。“壁垒未设”，在必要的关隘之处，有所设置即可，不难。“千乘万骑”可以不必“盛暑从行”，择日可也，不难。故没有接纳李符的意见。
合祭天地之后，老赵甚至有了久居洛阳的打算。群臣看到老赵这么坚定，都不敢再劝。这时，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找到一个方便的时间，对老赵说：“东京有汴渠漕运之便，每年可以从江、淮运来米粮数百万斛。汴梁有兵数十万人，都靠这个漕运供给。陛下如果居住洛阳，大兵也要转移至此，米粮从何而来？况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军政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如匆促迁都于此，臣实未见其便。”老赵还是不接受。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迁都了。
这时，晋王赵光义又找机会对哥哥赵匡胤说：“迁都未便。”
老赵说：“迁洛阳还不算完，以后还要迁都长安。”
赵光义叩头切谏不可。
老赵叹气道：“吾将西迁者无他，就是想据此地山河之胜而去冗兵，遵循周朝、汉代经验，以安天下啊！”
然后，老赵应该向兄弟讲述了洛阳、长安的形势远胜开封的理由。这洛邑北有邙山，南有伊阙，西接秦岭，东望嵩岳，四面险阻，可以当得多少兵卒？长安关中之地被山带河，险阻之胜，更逾洛阳。据有关中，万一天下猝然有变，函谷关闭，中枢可以无虞。且长安背靠巴蜀，百万之众不难召集。关中之形胜在于：西、北、南三面无须设防，只要在东方一面控制天下，进出函谷在我。若关外藩镇有变，沿黄河、渭水，顺流而下，一举可靖山东。有此险阻，冗兵之费可省，天下赋税必轻。历史经验也证明：西周、大汉、大唐都长安，得数百年不拔之基；东周、东汉、魏晋都洛阳，也曾各领中原风骚。故洛阳、长安凭据天险，实在是吾土可以“安天下”的两个最佳京畿之地。
晋王赵光义言：“安天下，在德不在险。”
“在德不在险”的话头，来自遥远的战国时代，是魏国的西河郡守吴起的名言。魏武侯与吴起一起泛舟沿黄河顺流而下，魏侯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啊！这是魏国的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德行不修，没有信义，所以被夏禹所灭。夏桀时的国土，左临黄河与济水，右靠泰山与华山，伊阙大山在南边，羊肠坂道在北面。但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殷纣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他无道，武王杀了他。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百姓，不在于形势之险要。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船之人也会成您的仇敌啊！”
战国魏国的首都就是开封。
赵光义此言一出，老赵有了动摇。他忽然意识到：这位老弟正在做着开封尹，他的根本在开封，所以他实在不想迁都，未来的皇位又是由这位兄弟来做，想想也不愿意拂逆兄弟的本意，就对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晋王之言说得不错，现在就暂时听他的意见。但是，我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会因为冗兵而用尽了！
后来的事实果然被老赵说中。
迁都的远见宏识
到了王安石时代，已经开始深切地感觉到了“冗兵”的沉重负担。老赵也许确有神秘的预见性。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太宗开国所用将相，都是北方人，说太祖为此还刻石立在禁中，石上有铭文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不许用南方人做将相，不许用宦官执掌兵权。后来用了“南人”王安石、章惇等人，国势渐衰，就现象言，是事实。以至于邵氏慨叹道：“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汉高祖谓吴王濞曰：‘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无反。’已而果然，艺祖亦云。”是说当年汉高祖在吴王刘濞很小时，就看出他五十年后有可能东南作乱。果然，景帝时有了吴楚之乱。艺祖赵匡胤的预见与刘邦似有一拼。
赵匡胤拟迁都，是宋史中的一大命题。此事关系对大宋王朝政制设计的解析，甚至含有对大宋帝国命运的解码性质，故历史上很多人对此有过议论。
简言之，开封无屏障，建都不利于捍御北境南侵。历史上来看，就地缘安全而言，京师应该有足够险要的“畿辅”，也即京师周边形势必须在外敌来侵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和时间。开封的“畿辅”就是河南，它唯一的险阻是黄河，但黄河在开封一带水势平缓，一般的小船即可渡过。而黄河以北，则无险可守。更现实的是：河北作为河南的“屏蔽”并不稳定（后来的金王朝已经奄有河北，就是实证），燕赵之地带给汴都的祸害不是一次两次了。草原铁骑从河北到黄河边，只需要几天时间。无论就回旋空间还是时间考察，开封都不具备作为理想京师的条件。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开篇《序》即言：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弱；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
河南，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四战之地”，也即四面都要有所防卫的战争频发之地。只要想取天下，河南就是必争之地。等到天下安定但是守在河南，则有了岌岌可危的走向败亡的趋势。历史来看，西周东迁，到了河南而衰亡；西汉东迁，到了河南而疲弱；拓跋氏的北魏南下，到了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大唐后，在汴梁称帝，勉强延续了五个帝王而败亡，也是因为将河南而不是陕西视为大本营的缘故。到了宋太祖这里，以他那么出色的雄略，也不能改变这个历史惯性，只好在汴梁建都。建都在汴梁，犹如位于人的肩背那样的忧虑就在河北！有见识的人，早就对此有过深深的忧虑了。
这是冷兵器条件下，对周秦以来河南形势的最出色分析，是被反复验证了的中国舆地大势。河南作为京师畿辅，自古以来，祸事连连，而祸事之起，源于关中、河北者，十分占有九分。
开封如此不安全，为何还要都开封？
后来的大宋宰相张方平曾论此事，他的意见是：现在的京师汴梁，是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于汴梁，到石晋割幽蓟之地给予契丹，河南，汴梁，开始与四周强敌共有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在于汴梁畿辅没有屏蔽之险，是京师本根没有庇护之地。太祖太宗立国之初，不是不讲求规模，之所以没有遵循周汉之旧，建都洛阳或长安，实在是“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来说，原因在于：汴梁有利于漕运而供给军旅，可依赖重兵而捍卫中原也。所以，造就几代人建都汴梁根本原因是：“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汉代兵甲在外，京师只有南北军，加上御林军等，不过是用来做天子扈从，相当于卫戍军，几万人而已。唐于京师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四万人，也相当于卫戍军。五代以后，京师甲卒动辄十万二十万，大宋禁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万，《水浒》中说豹子头林冲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数字不是虚言。这种集重兵于京师，与古来重兵分驻四境不同，又是因为藩镇！唐以来的藩镇造反太过频繁，尤其以河北、河东的大藩叛乱最多，灾祸也最为严重。故历来中原王朝对此不得不防。
将重兵集于肘腋之下，京师之内，“势有所不获已者”在此。
赵匡胤要改变的，就是“国依兵而立”这个因循而来的基本结构。他等于在给一个重病患者动一个大手术。危险，但确有必要。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迁都洛阳或长安，是正确的战略决策。大宋王朝，建议迁都洛阳的人物，除了赵匡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仁宗朝的范仲淹。范仲淹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最后准备迁都，与赵匡胤可谓隔代知己。但赵匡胤时，因为诸臣“畏难因循”；范仲淹时，因为大臣“偷安苟且”，终于“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钱穆《国史大纲》语）
都汴梁，由于畿辅之地过于开阔，在战马相当于坦克的冷兵器时代，西北、东北之铁骑占有绝大优势。北攻南，取俯势；南攻北，取仰势。二者难易可知。顾祖禹知道这个道理，他说：“然则河南固不可守乎？”难道河南就不能守卫了吗？他的回答是：“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要想守河南，就要守陕甘、守河北。守住关中、守住河北，就是守住河南。这就是北宋不得已都汴梁后，又不得不拼全国之力经营西夏、北辽的原因所在。
但“仰势”北征，难度太大，故终大宋三百二十年，北征成就不大，反而被南征的女真、蒙元两次亡国。这两次亡国，“都汴梁”，实是一大不可规避的战略选择错误所致。就这个意义说，太祖赵匡胤、文正公范仲淹是大宋最具远猷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军事思想家，而太宗赵光义不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