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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贸商先来到中国以后，中国帆船至少在第十世纪时已开始在中南半岛与东印度群岛的港口进行贸易。早在唐代以前，朝廷史书提及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文字就愈来愈多。等到郑和于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二年间出使远征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商品已在东南亚与南亚各地甚至非洲东岸找到市场（见地图52）。一五八九年所载的二十多个向明朝进贡的小国，大致都是两条贸易航道上常到的停靠港，分布于马来西亚海岸至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以及经菲律宾与苏禄（Sulu）岛国至东印度群岛的航线。
中国贸易商当然就会在这些贸易港找定代理人或联络对象，逗留此地的人形成的华侨社区也就开始成长。到一八一八年，马来半岛的利革、巴达尼、宋格拉、丁加奴、彭亨、柔佛等停靠港，都在中国政府文献中以比较实际的用词登录为“未进贡的贸易国”，也就是指这些地方常有中国商人往返，但并不向北京纳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于十六世纪侵入东亚的时候，中国早已在此奠定广泛贸易圈的活动。
王赓武（Wang GungWu，1991）提醒我们，中国人居留国外的社群并不在中国官方管辖之下。对于华侨移民，中国朝廷不予鼓励支持，甚至不赞同。在中国境内，士大夫阶级不让商人阶级次文化像在十六世纪日本和欧洲那样成长。到了东南亚外邦，中国人感受到很不同于国内的地域性、官方
的、社会的限制。他们通常可以积聚资本，变成有自己一套生活方式的风险企业家。在英国、荷兰、法国的殖民区（缅甸、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中南半岛）里，他们的家族企业依欧洲法律行事，大感便利。在曼谷和马尼拉，他们更藉通婚进入当地望族阶级。在外邦，做善事和摆阔式的消费并不如在中国境内那么管用。反而发展经济比较受当地君主的重视。
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与功能，颇能令人忆起祖国士大夫阶级。因为他们在侨居地也成为介于欧洲来的统治阶级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阶层。华侨变成帮忙收税以及维修渡船与桥梁、主办市集等地方服务的中间人了。在殖民地社区里，他们通常都是一种安定力，人数少故不至于夺权，对于提供服务与经营本地商贸的获利则十分在乎。
华侨在马尼拉的角色是很好的教材。西班牙人于一五六〇年大军进入菲律宾，开始以基督教教义与大农庄菲律宾劳工为基础建立殖民地。此时西班牙人发现，明朝禁止海上贸易的规定已无效，与中国沿岸海盗有关联的日本海上探险剧增，都构成了威胁。明朝不准中国人从事海上贸易的禁令早已是空有其文，后于一五六七年解禁。西班牙人开始在马尼拉建设首府的时候，当地的中国人约有一百五十个。到了一六〇〇年，共有二万五千人，住在马尼拉一个另外划出来专供他们居住的区域之中（改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就不被制定居住此区）。华侨的两种社群从此便开始发展，一个是在华人都市内经营所有商店手艺的华商群，另一个是华侨与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基督教徒群，这一支日后即成为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领袖阶级。
华侨大都创组一些兄弟会或秘密结社，以便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组行会同乡会，里面设有关帝庙和天后宫。华侨贸易业并不是用具有投资及经营海外交易的大型公司来操控，他们用来载货的牢固而耐风浪的帆船都是私有的，载运的货也多属个人财物或家族商号的东西。有许多华侨很快就把当时的欧洲式经商技术搞得很精熟。
时日久长，海外华人贸商形成了“沿海中国”的活跃外围。沿海中国抗衡的，是明清两代以土地为基础、以农业为重心的作风。从更早以前，这儿的人就看惯了中国内陆河流运输在港市口岸和华侨那边来的船只相会。莱纳德·卜鲁斯（Leonard Blusse，1986）指出，尽管朝廷禁止海外贸易，在明朝与清初，每年约有一百艘大型中国帆船进行对东南亚的贸易。只要机会许可，这些船只都可以扩张到国际商业的范围。它们以福建的厦门为沿岸的主要货物集散地，这儿与广州和福州不同，这儿不是官方设置商船运输监督所的地方。
欧洲贸易公司与广东贸易
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加快了沿海中国成长的速度。英国人与荷兰人在大约一六〇〇年前后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势力雄厚的法入团体，以合股投资者累积资本，而且分别由其国王授权垄断贸易并治理国境以外的领土。这种极强势的商业扩张工具，开辟出英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国对中国发展的大宗贸易，中国输出品包括茶、丝绸、瓷器，输入品包括白银、羊毛织品，以及后来从印度来的鸦片。起初是循固定路线，用中国帆船贸易业的人领航。国际商业活动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形成一个以贸易为核心的社群，也变成近代第一个中西交会点。
虽然厦门是中国对东南亚贸易的主要中心，位置也在海岸上，一七五九年以后却是广州被定为对欧洲人开放的唯一港口。西方人所知的广州贸易（Canton trade），是按典型中国式的行事方法进行的：政府委托一些中国商家来担任监督外商的经纪人。每一艘西方货船由一家中国商行负责，作用形同担保商。这些担保商人组成行会，叫作公行（Cohong），全都听命于皇帝钦派的广东区海关总监。这个官职通常是北京内廷的内务府的旗人出任，外国人称他们为Hoppo。公行和总监便负责征收外商输入货品的关税，尤其要对其输出的茶和丝绸课税。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八三四年丧失其独占对中国大宗贸易的“皇家”地位，在此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配合广州贸易的特有方式。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来的押运人员，在十至二月的贸易季里，住在广州首府外江边的英国商馆。过着阔气的生活。四至九月的淡季里，转至澳门的葡萄牙租界休假。
由于海关监督向来惯于压榨行商，向他们勒索规费，行商经常会拿不出钱来买茶丝等装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货。按契约行商必须供货，不买货就是对英国人负债。海关追讨税费使这些有执照的公行一直负债，甚而破产，又引起英国人抱怨公行专办贸易的效果不佳。短缺购买茶丝货回英国的资金，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长期困扰。
中外贸易行为中的另一个要素是，十六、七世纪持续不断的白银输入，其来源以日本与美洲为主。据估计，每年约有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白银流人中国国内贸易。这种大量流入的情形导致物价上涨、铸币量增加、商业更趋活络。然而，十七世纪中期时，日本、西班牙、中国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有
些人称之为“十七世纪危机”的结果，使中国白银进口减少。其影响极惨重，物价全体因而骤跌。中国便是这样在没真正参与之前就被拉入了国际贸易界。
帝制中国晚期的外贸居于从属地位，却是重要角色，除了进口白银，也刺激了出口货品的生产。据一项统计，一七五九年以后的东印度公司高峰期内，该公司收购的中国茶叶占送上市场总量的七分之一。一七八四年的“减刑法案”扫除了走私茶叶到英国市场的欧洲私货业者，东印度公司没有了竞争对手，英国自己的税律也降低，更是其业务的大好时光。
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为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九三年派了一个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这件事算是日后发展的一个兆头。该团由马戛尔尼（Lord Gee Macartney）带领，随行一百人中包括科学技师和画家等，搭乘有六十六门炮的军舰，另有两船满载英国制造业技术的成品。清朝指此为“英国贡使”。工业革命这时候正势不可当地发展，衰老的乾隆皇帝却毫无所闻。英国要求在公布税制的情况下放宽贸易限制，并要求在北京设外交机构，这些都是邀请中国加入刚诞生的近代世界的行动。清廷礼貌而自大地全部予以拒绝。二十三年后，阿美士特勋爵（Lord Amherst）带领的使臣团却遭到无礼的对待而被斥回。这时候，英国和英属印度已经在开放中国的国际贸易门户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了。很不幸，清朝对于东南沿海的活动漠不关心，也不了解不久就得应对的外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朝廷关注的是，维持在境内与在沿海内陆边境的统治权威。十九世纪初叶时，广州正有纷扰蕴酿之时，内亚细亚却爆发了争夺中国边境外族统治权的兵乱。
新疆回乱，一八二六——一八三五
贸商从新疆古代丝路上的绿洲城市出发后，需越过帕米尔，尤其是喀什噶尔与葱岭以西的浩罕国这一段。十九世纪初叶，这儿的边疆出现了危机。研究中亚的约瑟·费莱辙（Joseph Fletcher，见CHOC 10）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或其它早期宗教领袖后裔的家族，对百姓影响力很大。清朝于一七
五〇年代平定新疆之前，新疆曾被这种圣裔家族统治过一个时期。流亡到帕米尔西部的浩罕以后，这些家族的人怀着复位的意图，不时带着骑兵翻山越岭，进入喀什噶尔骚扰。
圣裔之一的张格尔（Johangir）成为道光皇帝于一八二一年登基后的第一个大问题。张格尔对清朝发动的圣战，导火线是宗教信仰与商业的结合。简单地说，喀什噶尔往西的贸易操于浩罕商人之手，浩罕国王向清朝进贡，此乃是打通外贸路径的惯用策略。浩罕既是进贡国，便拘禁了张格尔，清朝每年赏赐丰厚礼物以酬佣这份忠诚。等到浩罕商人在喀什噶尔主要市场上的影响力扩大以后，浩罕就要求享有特权——贸易税降低、派浩罕人去监督喀什噶尔的浩罕贸商。
一八一七年，这些要求被驳回，浩罕便释放了勇猛急躁的张格尔。一八二六年，张格尔以横扫之势侵入新疆。清朝派出二万二千名救难的远征军，穿越沙漠走过绿洲，终于在一八二七年夺回了喀什噶尔。张格尔被盟友出卖，清军将他押回北京。道光皇帝先举行在祖庙献上张格尔以告慰先皇的仪式，再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清朝恢复了在新疆的统治权，但是浩罕已经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商业实力和军事威胁力。北京随后派来的使者以逐步谈判的方式达成一八三五年的行政协议，内容包括：（1）浩罕在喀什噶尔设政治性的代表，其下的商务代理分设五个城市内；（2）这些官员对于当地外籍居民（大多敷是浩罕人）有领事、司法审判、警察等权；（3）这些官员应对这些外籍人的货品课征关税。此外，交战期间被清朝逐出的贸
商将获清朝赔偿。
继续看本章以下的部分，会发现这次事件乃是道光皇帝以后应对广州闹出来的英国人问题的参考依据。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二年间的清朝对英政策，来自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五年清朝处理中亚边境贸易的经验，乃是极自然的事。清廷与浩罕的一八三五年新疆协议，乃是在办理夷狄事务，地方商务上的让步与一些赔偿不是换来了边疆平静吗？
鸦片与广州新秩序之争，一八三四，一八四二
一七五九年以后，由公行与粤关监督负责的广州洋商贸易，一如往常是当作赏给进贡国的恩赐而进行的。鸦片进口将于此时突然引发剧变。
鸦片产于印度，在英国官方赞助之下在印度拍卖，再由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止）的东印度公司发给执照的英国与印度私营贸商运往中国。在兴旺的印、中、英三角贸易中，售往广州的鸦片抵付了运往伦敦的茶叶钱。为支付输入量不断增加的鸦片而导致银子大量流出的情形，开始令清朝官吏警觉了。百姓必须用铜钱兑买银子缴税，而银价正在上涨，使政府税收与百姓生计都蒙受其害。林满红
以极详尽的研究报告（未出版）分析了清廷对这种货币危机的反应。官吏们明确指出为购买鸦片造成银钱流失，却都浑然不知中国财政与世界贸易的关系已经有多深。相关的许多变量——如自日本进口白银、拉丁美洲白银生产、中国的铜币制造、铜币贬值、囤积、世界贸易衰退，官员们都没有看见。
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独占对中国贸易之权，并派遣一位英国官员来监督贸易。中国因而面对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如何遏止鸦片贸易，一是如何应付这位英国官。
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贸易制度下曾充分与行商合作，由行商经手一艘一艘船的贸易，并且替海关监督收税。但是，一八三四年自由贸易突然展开以后，诸如一向在进口鸦片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之类的英国私营贸易行，现在也开始做起东印度公司出口中国茶丝的生意。英国官来了以后，不肯依贸易行的老样子和行商打交道，一定要以外交对等身分和清朝官吏见面。他这是在藐视进贡制度的规矩。
接受英国的外交对等地位，就是摧毁清朝皇帝在所有外国君主之上的地位，而“君临天下”是中国皇帝维系地位的一个要素。至于鸦片贸易，如果再予以容忍，不但会把铜币兑银的恶况加剧，而且会伤害到皇帝的道德威望。鸦片烟瘾虽然不如现代他类毒瘾厉害，却是一个足以毁掉吸食者及其全家的社会祸患。土地浪费在种植鸦片上，鸦片烟属违禁品的高价格也导致走私者诉诸暴力与官吏舞弊。与现今美国市中心贫民区颇相似的阴暗陋巷角落中，鸦片烟的需求只增不减。这桩庞大的社会罪恶，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嗜利贪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受贿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合力触发的。今天的美国人对这种合作模式会感到眼熟，也感到怵目惊心。
清廷为此争议好几年都拿不定主意，只因为没有把握铲除国内的鸦片私运网，也怀疑自己能否对英国贸易实施禁令——英国的新式蒸汽动力炮艇可是机动火力之中的上上者。一八三六年间，曾有人主张令鸦片贸易合法化，反正根本禁止不了。坚决反对姑息的另一派人，由一些有整顿雄心的官吏领导，以北京一个诗社为集会处。按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1992）新近的研究，这一派人的机会主义式道德正义后来占得上风，道光皇帝于一八三九年派廉明正直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要强制洋商停止运鸦片来中国。林则徐查禁了广东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并且封锁商馆，勒令洋商将现有的鸦片存货缴出。洋商却知道，有更多鸦片——现在价格也更贵——正在印度运来的途中，英国政府也可能补偿他们被没收鸦片的损失。
林则徐正当的禁鸦行为陡然引发了战争，英方极大部分为的是商业利益。怡和洋行老板买丁（william Jardine）跑到伦敦去帮英国外相帕默斯顿爵（Lord Palmerston）谋划战争目标与策略。怡和洋行出租船只给英国舰队，借领航员和翻译员给英军，尽地主之谊并提供情报，凭军需账单向伦
敦支款。但是英国派了以新式桨轮汽艇带队的远征团，目的地是广州以及广州一路海岸，以谋求按西方对等基础进行外交及一般商务往来的特权，并不是专程为扩张鸦片贸易而来。但是鸦片贸易却迅速自行扩张，而鸦片泛滥只是中英国际关系规划间普遍敌对之中的一个摩擦点。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中，双方在东南沿海交锋六、七次，英国炮艇便打赢了，并且让清朝签下了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条约。
费莱辙指出，中英南京议和以及后来的议和，都是按照一八三五年浩罕议和的范例来办的。南京条约内容包括：（1）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这是将旧例升级；（2）赔款；（3）适度课税，外人直接与关税司员接触；（4）最惠国待遇（中国对所有外人“无偏见之善待”（impartial benevolence）之意）；（5）可自由与任何来人贸易，不可垄断（这也是喀什噶尔早已实施的）。此外，指定开放通商口岸也是中国一向的边疆政策，见皇帝不行三跪九叩礼的平等关系，是浩罕及俄罗斯边界一带都已通行的。
清朝在陆海边境运用的策略是连贯一致的，但是陆海情况却大有不同。第一，英、美、法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侵略成性的海上势力。那是一个往海上做生意作战的世界，受法律与条约权利支配。对他们而言，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的第一次议和只是逐步侵占的开始。第二，清朝用优惠让步，便可稳定遥远中亚地区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同样的办法用在中国本土上，只会损毁清朝的威望。满人入主中国的时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地位，令使外邦称臣纳贡乃是天子的本分。因此，不平等条约就代表失败。这种失败以后将每下愈况。
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怒气，清朝把荒岛香港割让了，并且开五口通商。清朝的首席和谈代表还乘英国炮艇去了一趟香港！但是中国并不完全接受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包含的原则，而英国人又觉得条约给予的特权还不够。因此，条约制度之确立，要等到英法两国再与清朝开战并且在一八五八年订定天津条约之后。甚至那时候清朝仍不愿承认新秩序，直到一八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