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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主意:三下江都。自此全国政局已经不在皇帝掌握之中,在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隋朝,以江都遥控大兴和洛阳,那是痴人说梦。
第四个主意:请皇帝厚待三个儿子。这个主意使得杨广重新起用宇文化及,并委任其为右骁卫将军,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最后弑君。
四个主意,四个馊主意,馊率达到百分之百,真可谓“宇文述出品,必是废品”。
在宇文述的建议下,杨广决定先回洛阳,择机再回大兴,然而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去。
抵达洛阳之后,杨广开始慵懒起来,以前“言必行,行必果”的皇帝变得言而无信,原本在雁门郡作出的承诺基本都不作数了。
按照在雁门郡的承诺,将士们只要认真守城,皇帝全部重重有赏。守城有功的人,无论平民还是士兵,直接升为六品,赏绸缎一百匹,有功的官员按品级逐级升迁。现在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杨广却变得小气起来,当时参加守城的士兵总共有一万七千人,全部兢兢业业地守城,然而杨广却只给了一千五百个嘉奖的指标,嘉奖率居然不到百分之十。
就是这一千五百个士兵也没有得到当初约定的赏赐,杨广规定:第一次作战建功的升官一级,原先不是军官的此次只能升为从九品的立信尉(当初承诺是六品),累计立三次战功的可以升为从八品,参加作战但没有立功的,累计参加四次战役才能官升一级。
本来不能按约升官已经让将士们非常郁闷,令他们更郁闷的还在后面,皇帝居然赖账了!每人赏绸缎一百匹的承诺居然作废了,一千五百人连个布头都没得到!
仅此一项,杨广省下了十五万匹绸缎,却寒了全军的心。民部尚书樊子盖还在坚持给士兵赏赐,结果被皇帝一句话噎回去了:“难道你想收买军心?”
“收买人心”,这帽子太大了,樊子盖万万戴不起,只能叩头请罪,仓皇离去。
雁门承诺已成泡影,四征高丽却又成了皇帝的话题,自此皇帝威信日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却成了将士们议论的话题。
士气可鼓不可泄,自此民心渐失,军心已远。
剿匪的N种方法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却高兴不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而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一种是贺岁代表还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的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则是见人都打。
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斩草除根,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样就可以斩草除根,没想到适得其反,本来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个方法就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也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这种方法。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而且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然而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而乱民同样也能变成良民,良民与乱民之间只有一个模糊的界限,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百姓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已经民不聊生,那么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因此良民最终会选择造反。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根红线,那么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良民与乱民的区别,也不知道冥冥中还存在这样一条红线,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相比之下,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有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无耻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要么说实话,要么说鬼话,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
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因此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
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苏威一看躲不过了,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杨广一听,愣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看皇帝没有反应,苏威接着往下说:“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都当了乱民?我认为各地报来的民变数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乱民怎么可能消失?”
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话来辩驳他,只能恨恨地看着他:“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大臣们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尚书》。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也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
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两者就如同猫和老鼠,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有苏威这样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着苏威送皇帝《尚书》,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很快让他们找到了把柄。
《尚书》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子之歌》,记录的是夏朝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唱的五首歌,歌的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佞臣们就把《五子之歌》与苏威联系到一起,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最后得出结论:苏威指责皇帝跟姒太康一样暴虐,献《五子之歌》绝对是不怀好意。
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又过了一段时间,杨广命苏威做一份“四征高丽”的计划书,苏威接过话头,想借此机会让皇帝知道国内的民变到底有多严重。
苏威说,我认为这次征高丽朝廷根本不用出动军队,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赦免全天下的变民,让他们戴罪立功,那么马上就会有数十万的军队,就用这些军队打高丽,高丽没几天就完了!
杨广一听又扯到了国内的民变上,脸上已经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苏威见状只能点到为止,告退出宫。
苏威走后,杨广的怒气还没有消,御史大夫裴蕴开始劝慰皇帝:“这个人说话实在不靠谱,天下变民哪会有那么多,这不是让皇上操心吗?”此时的杨广长出了一口气:“老家伙,我忍他已经很久了,我真想当面抽他一顿!”
话说到这个分上,近臣裴蕴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不就是整人吗?简单!
在裴蕴的指使下,苏威很快被控告“随意任用官员,临阵畏敌”,有这么几条,苏威就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又过了一个月,苏威又被控告:“勾结东突厥”,这可是一顶铁帽子,谁戴上,谁就是铁帽子“亡”。
经过审理,苏威被判处死刑,百口难辨的苏威只能拼命地叩头,一直叩出了血,嘴里反复为自己的罪过向皇帝道歉。(到底谁应该向谁道歉!)
还好,皇帝杨广网开一面,听说苏威认罪态度良好就把苏威给释放了,并让人传话说:“不忍心诛杀!”真是皇恩浩荡,热烈鼓掌!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连同孙子这一代,苏威一家被剥夺三代公权,有点剥夺三代政治权力的味道。耐人寻味的是,从此之后的苏威在历史上再没有留下实话,留下的都是鬼话。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苏威说的都是鬼话,没有一句实话,总之什么好听说什么,就是不说实话,李世民厌恶苏威光说鬼话,将他永久搁置,于是苏威就在冷落中了此一生,在家终老!
人为什么不说实话了?环境逼的!
忠臣用不了,实话听不进,杨广的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行越迷茫。这一年的五月一日,发生了日全食,在古代,这是不祥的征兆,虽然是迷信,但当时的老百姓都信。
这一年的五月九日,杨广命人寻找萤火虫,总共找到了数斛之多,等到黑夜外出游山的时候,杨广命人放掉所有的萤火虫,刹那间,萤火虫漫山遍野,萤火布满高山深谷。这一刻,最是浪漫;这一刻,也是迷茫。
萤火虽多,却点不亮山谷,萤火虽亮,却照不亮皇帝前方的路。
不能解决,那就逃避
国内剿匪形势依然没有好转,征高丽也遥遥无期,对于皇帝而言,现在的他已经无所事事了,在洛阳实在憋闷坏了。根据统计,在杨广统治的十四年里,他停留在大兴和洛阳宫中的时间总计只有四年多一点,剩下的时间他都在路上,而他的心,也是驿动的心。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江都新建造的龙舟运抵洛阳,皇帝的心又动了。大忽悠宇文述又一次看出了皇帝的心事:想去江都了。于是宇文述提议,杨广批准,三下江都就这么定了下来。
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大兴和洛阳,禁军士兵的家属也都在洛阳和大兴,除了皇帝,没有人愿意远行,然而谁又能阻挡住皇帝驿动的心?
左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说,如今民变四起,国内已经政令不通,请皇帝速回大兴,安抚天下百姓。话是实话,情是真情,只可惜已经慵懒失去锐气的皇帝不想再去想这些烦心的事了,洛阳已经让他拘谨,大兴会让他更加紧张,对于已经丧失斗志的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天地伟业,而是“哪儿舒服哪儿待着”!
对于大兴和洛阳,杨广作了相应的部署:年迈的卫文昇协助十二岁皇孙杨侑留守大兴,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协助十三岁皇孙杨侗镇守洛阳。此前镇守洛阳的有功之臣民部尚书樊子盖于七月八日病逝,在杨玄感之乱中力挽狂澜的樊子盖不在了,下一个樊子盖又在哪里呢?
七月十日,告别的时刻到了,皇帝杨广作诗向洛阳的宫女告别,诗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这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吗?或许是吧。
此时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在作最后的努力,这个人是从九品奉信郎(初级巡察官)崔民象。崔民象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执著地阻止皇帝出行,执著程度堪比当年阻止杨坚出行的章仇太翼。
然而执著并没有感化皇帝的心,皇帝却发怒了,前几天已经在朝会上当场打死一个正六品任宗,也就不差你崔民象这一个了。杨广下令,用刀砍碎崔民象的面颊,拖出去,斩了!
从七月十日起程,皇帝杨广一路在反对声中前行,一路走,一路砍,砍得差不多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了。
在朝会上打死正六品任宗,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斩从九品崔民象,在汜水斩从九品王爱仁,在梁郡(河南商丘)斩一群劝驾回大兴的梁郡人。
每一个牺牲的小人物都永垂不朽,而大人物杨广却遗臭万年。
皇帝杨广顺利抵达江都,这是他三下江都,也是最后一次。公元600年他从这里出发到大兴开始他的储君生涯,十六年后,身为皇帝的他又回来了,江都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他的人生就是围着江都画的一个圈。后世的人无法想象杨广当时的心境,已经心灰意冷的杨广三下江都究竟是为了东山再起,还是为了彻底逃避呢?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隋唐交接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
这一年剿匪英雄张须陀阵亡,剿匪颇有功绩的大将杨义臣因为被皇帝猜忌而被解除兵权,民变形势不可阻挡;
这一年十月六日,大忽悠宇文述病逝,哀痛之下的杨广起用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担任右屯卫将军,皇家杀手横空出世;
这一年,被杨广赶出仪仗队的李密辗转与翟让联合,江湖声名鹊起;
这一年,右骁卫将军李渊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有地有兵有权有谋有胆,李老虎从此插上了翅膀(此前山西抚慰特使只是皇帝任命官员的全权代表,而太原留守则是地方全方位的一把手)。
人这一辈子,无论是福是祸,其实都是自己种的。
第十一章
问天下谁是英雄
英雄辈出的年代
皇帝三下江都,大兴和洛阳交给两个年幼的皇孙看管,此时的隋朝已经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因为皇帝的政令已经不能通行全国,隋朝版图民变四起,数人称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窦建德和李密已经各自拥有了数万兵马,势头压过其他的起义军。
窦建德的经历显示,其实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窦建德,河北人,年轻时胆量和膂力都超过常人,行侠仗义,救危济困。有一次他正在田间耕地,遇到一个同乡丧亲无力安葬,窦建德一声叹息,随即解开自己的耕牛对同乡说:“把这头牛卖了吧,好好给老人家安葬!”自此,同乡们对窦建德有了新的认识。后来窦建德父亲病故,同乡一千多人前去送葬,场面宏大,然而送葬过后,一千多人赠送的安葬费都被窦建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只许他帮别人,不许别人帮他,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侠吧!
不过好人在窦建德那里能得到好处,坏人在那里得到的就全是苦头了,一伙盗贼就在窦建德家里遭遇了有来无回的结局。
这伙盗贼一起到了窦建德的窗前,窦建德早就察觉,却不做声躲在窗户下面,三个盗贼相继从窗户跳进了屋内,结果三个人都有来无回。剩下的同伴被吓破了胆,不敢再进,只能哀求窦建德把三人的尸体还给他们,窦建德从屋里喊了一声:“扔绳子进来往外拖!”
盗贼们把绳子扔了进来,过了不久,窦建德又喊一声:“拖吧!”盗贼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刀用力往外拖,正拖着发现不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