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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
就这样，人们每日早晚便可听见武才人的寝室内传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八人俱……”的诵经声。刚开始，人们觉得有些不大习惯，后来也就慢慢地适应了。
武才人为了能够广种福田，祈望佛祖给自己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她在供佛诵经的同时，还把抄写佛经作为自己每日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按佛教的说法，佛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才可称为经，佛经在佛教中既是理解教义的依据，同时又是佛教所谓三宝（即佛、法、僧）中“法”的载体，是佛教供养和崇敬的对象之一。佛教还认为，佛祖释迦牟尼每说完一部经，便指使天神如天龙八部、金刚等护佑此经，并要求信徒广为传布。所以，抄写佛经是佛教提倡的善事之一，也是给自己播种福田的有效途径。武则天每日抄写佛经前，都要先沐浴或净手，而且抄写的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抄写几个字或十几个字。时间就是在这种抄写佛经时平静的心情中逐渐消失的。
这是她所追求的一种平静，因为她知道自己在皇宫中寂寞的日子还很长很长……。武才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了解太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情况，由于每日诵经念佛、抄写佛经，所以她较多地关心太宗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佛教的态度。
早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朝野对佛教的态度不一，排佛和存佛相互争论，不分上下，最后高祖皇帝采纳傅奕等人的意见，下诏沙汰僧尼。这不是彻底排斥佛教而是有限度的限制佛教。具体要求是凡僧尼中精勤炼行守戒律者，集中于大寺居住，并供给衣食；其他僧尼责令还俗。在决定沙汰僧尼的同时，高祖皇帝还诏令沙汰道士。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把教权控制在皇权之下，为李唐王朝提供更多的生产劳动者，增加朝廷赋税的收入。这是一个封建政治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唐高祖沙汰僧尼的诏书一下，使佛教徒深感惊吓，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该年六月，高祖皇帝退位，太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高祖皇帝关于沙汰僧尼的诏令停止实行，佛教僧侣们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太宗皇帝就停止沙汰僧尼专门发了一道诏书，明确表示僧尼道士宜依旧定，暂不改更。太宗皇帝即位后，所以不行高祖沙汰僧尼道士的诏令，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本为高祖李渊的次子，李渊代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各地战乱时，亲自率军出征，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后来他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后才做了皇帝。他即位之初的最大问题是不集各种矛盾于自己一身，需要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力求得到各种人士包括佛教僧侣的支持。这便是他停止实行沙汰僧尼诏令的真正意图。
上述情况，当然是武则天进宫后才详细了解的，她开始发现，佛教不仅仅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追求，佛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被帝王器重和利用的力量。
武则天想知道太宗皇帝更多的与佛教的联系，她想从其中领悟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太宗皇帝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一视同仁、三教并举的方针。他即位之初，便经常到朝廷的国子监去，那里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儒家的思想和伦理纲常。太宗皇帝亲幸国子监，表明自己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他还经常对臣僚说：下面人们的行为，都是从最上面的皇帝那儿学来的。过去梁武帝志尚浮华，喜欢佛教，数次舍身到同泰寺，并且亲自宣讲佛经，这就带动了百僚属官及普通老百姓尊崇佛教。所以，梁武帝为帝的梁朝，人们空谈佛教的苦啊空啊，都不以国家大事为正事，这样能不败亡吗？我做皇帝，当然要以此为鉴。我的志趣和重视的不是佛教，而是尧舜之道的周孔之教。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毕竟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尽管采取了三教并举的方针，但还是将儒家的学说放在了首要地位。
武则天还听说了一件事。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也就是自己入宫前四年。当时，太宗皇帝喜爱的长孙皇后有病，久治不愈，而且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说：“您病了以后，医药备尽，但尊体仍不愈，我心里非常难受。是否可以向父皇建议大赦囚徒并度人为僧。佛教说度人为僧可以致福，希望这样您能得到福佑。”长孙皇后反对说：“死生都是命里注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如果修福能够却祸，我这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如果行善没有效果，那又有什么福佑可以祈求的呢？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佛教也是你父皇经常忧虑的事，他经常说佛教是异方之教，不是东土的伦常之教。不能因我一个妇道人家而乱了天下大法。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建议。”这件事，从侧面说明太宗皇帝对佛教没有完全认同的基本态度。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太宗皇帝对佛教还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能够给予一定的扶植，并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这一点，武则天也了解的比较清楚。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为秦王时率军破王世充，得到了少林寺僧人的大力帮助，即所谓十八僧棍救秦王。后来李世民做了太宗皇帝，他特派遣使者持书告少林寺住持，邀请当年立功僧进京晋见，这些僧人坚决推辞而不受邀，太宗皇帝为了笼络这些僧人，随后给少林寺赐黄锦千段，并诏封少林寺僧人昙宗等人为大将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于起兵兴唐以来各交兵处各建佛寺一座，费用由政府财政开支。按照这一诏令的旨意，在太宗皇帝当初率军击破农民起义军和各割据势力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计有：幽州破薛举立照仁寺，台州破宋老生立普济寺，晋州破宋金刚立慈云寺，汾州破刘武周立弘济寺，邙州破王世充立照觉寺，郑州破窦建德立等慈寺，洛州破刘黑闼立弘福寺。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还诏令为那些被他亲手杀死的人设斋行道进行超度。他还不时接见高僧大德，延请名僧入殿行道，为皇太后祈福。有时还请高僧祈雨禳祸等等。太宗皇帝即位初对佛教的宽容和扶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他想以自己为表率，激发臣下和普通老百姓的宗教热情，用佛教作为统治的纽带，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使更多的人支持他，使更多的社会集团拥护他。这是武则天通过思考而发现的其中奥秘之所在。
武则天还发现，太宗皇帝在即位后的一段时间，根本不信佛教。有一次，太宗皇帝问大臣傅奕：“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可你一直激烈反对佛教，其原因何在？”傅奕回答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历史上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使百姓丢失伦常；于国家统治有害，因为佛教摒弃父母，出家为僧后又逃避国家的劳役，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佛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允许佛教存在，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这些观点，太宗皇帝颇为赞同。他没有断然禁佛，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提倡，表现在他曾下诏要求一些高僧大德组织翻译佛经，并命朝廷官员协助勘定，他有时还听从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有用的建议。
使武则天感觉最深刻的映象是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每时每刻都没有放松对佛教的防范。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刚即位就派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即清肃佛教中非滥之成份；同年，他又下诏，凡老百姓私自剃度为僧者处以极刑；次年，他又要求搜括义宁（隋恭帝年号，公元617年）私度之僧，不主动坦白者处极刑。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国人随便落发为僧，这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尤其是为了控制直接生产者，以便给封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和力役。唐初，人口锐减，原因之一即是一部分人归附寺院落发为僧；另外，唐初实行的均田制规定凡和尚给田30亩，尼姑给田20亩，这就等于承认佛教寺院拥有田地的合理性，佛教寺院经济由此形成，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争夺田产和劳力，必然要与世俗政治统治发生矛盾。太宗皇帝针对这种状况，不但在政治上用世俗王权控制教权，在经济上也要兴利除弊，以发展社会生产。他即位之初，就搜括私度，目的是使佛教处于朝廷的有效管理之下，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基于这种目的，太宗皇帝还诏令朝廷的祠部掌管佛教，并规定全国的佛寺有一个定数，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每座佛寺都要推选出三纲僧官，由资历深的的僧人充任；凡僧尼必须登记入僧籍，僧尼簿籍必须三年一核对，从根本上严防私度僧尼。
武则天还了解和感觉到，太宗皇帝在防范佛教的同时，特别注意不允许佛教及与佛教有关系的人利用佛教来触动自己的权威和统治。还是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早些时候被高祖皇帝恩幸，可以随便出入两宫。这时，太宗皇帝下令不允许他继续随便出入两宫。法雅和尚遭禁后，胡说了一些诋毁太宗皇帝的话，被太宗皇帝得知后，即令问罪伏法。法雅和尚在审问时供称，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妖言是从宰相裴寂处听说的，太宗皇帝马上将裴寂召来审问，裴寂称法雅和尚只是说了一些要流行疾疫之类的话，太宗皇帝为此免了裴寂的官，并将他放归故里。后来，又因一个狂人给裴寂的家僮说了一句“裴寂当有天下”的话，裴寂差一点被太宗皇帝杀头问罪，最终以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了结。裴寂这个人是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唐王朝建立后，他位居三公，但只因法雅和尚的供词牵连到他，即被罢官免职，后终遭流放。
生活在深宫中的武则天，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到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她觉得，太宗皇帝可能有些过于紧张了吧。崇信佛教是一回事，利用佛教搞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佛教，自己怎么能度过这深宫中的漫漫长夜呢？当然，她也觉得，像自己这样对佛教的崇信，每日诵经拜佛，为自己的未来或来世祈福，寻找内心的慰藉，根本不是太宗皇帝所关注的。
因为太宗皇帝所思虑的是国家和社稷，佛教是太宗皇帝巩固统治的工具。这也正是自己的悲哀所在。
自己的悲哀就是不自觉地与佛教结缘。
为什么要用佛教来宽慰自己寂寞的心灵呢？为什么自己要在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归宿呢？什么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归宿？难道仅仅就是佛教吗？
带着这些疑问，武则天想了许多、许多……。
她发现，解决这些疑团的答案是明确的，这就是命定，无法摆脱的命定。可能是佛教讲的业报吧。她顺着这条线索思考，觉得是自己前世因缘造成的，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悲哀，可能是人生的悲哀。
她还是继续了解和领悟太宗皇帝对佛教的一系列举动。
武则天清楚地了解到，太宗皇帝对佛教的防范，采取了抬高道教以抗衡佛教的策略。为此，太宗皇帝诏命高士廉等人以当时官爵高下作等级，编修了一部《氏族志》，该《志》以李姓冠首，并且明确宣称李唐王朝的皇帝与道教始祖李聃（老子）同出一源，是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样，既抬高了李唐皇帝的地位和身份，又找到了抗衡佛教的有力工具。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高祖皇帝即下诏定三教先后，决定先老、次儒、末释的基本政策。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也就是武则天入宫的那一年，太宗皇帝又下诏说：“佛教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非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所以，为众妙之先，而诸夏之教翻居佛乘之后。今天下已定，宜有解张。”太宗皇帝想把佛教放在应该放的地位。不久，他又下诏说：“道教之祖，乃帝室之先系。今后凡供斋时，道士女冠（道姑）皆应在僧尼之前；今后凡讲经论法，皆以道士女冠为先，僧尼居后。”太宗皇帝的诏令说的很明白，道教的始祖和我皇帝是一个祖先，所以道先佛后。此诏令下后，佛教中的一些和尚非常不服气，如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直接向太宗皇帝上陈佛教应在道教之先的理由，并且面见太宗皇帝据理力争。太宗皇帝并没有更改，而是令人宣敕严诫，再次申明道先佛后不可更改。这些和尚只好饮气而还，唯有智实和尚不屈，长跪不起，太宗皇帝令杖责放还。
其中的法琳和尚饮气而还后，认真思索了一番。觉得道先佛后的理由不就是皇帝和老子是同一祖先吗？他马上博引旁证，撰写了一篇名叫《辩证论》的文章，对李姓远祖作了一番考证，他的一管秃笔居然写出了两个李字！据法琳考证，李姓远祖有两个系统，一是代北（今山西雁门一带）李，一是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李。代北李与当朝皇帝是同一祖先，陇西李才是老子的后裔。当朝皇帝与老子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太宗皇帝也就没有必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先。法琳的《辩证论》出笼后，被人奏闻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闻听后勃然大怒，下诏诘问法琳，并斥责法琳说：“你这个和尚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谤和诋毁我的祖先，罪大不赦！”于是就把法琳和尚抓了起来，欲杀头问罪。太宗皇帝对法琳说：“你在自己写的一部书里说过，念观音菩萨可以刀枪不入，我现在给你七天时间，让你天天念观音，到第七日临刑时，看看观音能不能使你活命！”七天后，太宗皇帝使人问法琳：“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就要杀你的头，你的观音念得怎样？”法琳和尚回答说：“七天以来，我并未念观音，只是在念皇帝陛下。”太宗皇帝听了之后又使人问法琳：“叫你念观音，你为什么不念观音而念陛下呢？”法琳和尚回答说：“皇帝陛下就是当今观音菩萨！”太宗皇帝听后，大为欢喜，于是就赦免法琳一死，而改为流放。后法琳和尚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发生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武则天已在皇宫之中，并耳濡目睹了此事。
武则天觉得，太宗皇帝在处理这件事上，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对佛门释子的忠心也应该有所觉察吧！武则天的感觉并没有错。
次年，太宗皇帝亲自去长安名刹宏福寺进香，召集了佛教的五名高僧大德，一起聊天，充满了亲切和热烈的气氛。这是太宗皇帝为了缓和自己与佛教紧张关系的举动，武则天看得非常清楚。太宗皇帝对这些高僧大德们说：“老君是朕的先祖，尊祖重亲是有生之本，所以朕才使道先佛后。你们可能对此大有怨恨，这种心情朕是能理解的。”这几位大德高僧连忙回答说：“陛下尊重祖宗，是天下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我们怎么敢有什么怨恨呢？”太宗皇帝又进一步解释说：“我大唐王朝自立朝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大行修造道观，而是把修建佛寺作为重点。朕本人对佛教也是颇有好感的，只不过是那些道士和宗师学习的是朕祖先之教，所以应该在前。今天是李姓当国，老子之教就必须在先；假若是释迦牟尼佛祖今天来这里当国，那当然是佛教在先。这便是朕的态度。不说出来恐怕你们也很难知道。”
太宗皇帝为了防范佛教可谓费尽心机，他软硬兼施，先来硬的，后来软的，两种手段齐施并用，自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武则天从其中看出了帝王统治之术。
太宗皇帝在抬高道教地位抗衡佛教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道教的防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而得到太子李承乾的宠幸，太宗皇帝得知后大怒，把秦英、韦灵符等人全部抓起来杀头问罪，连坐被杀头的人也有不少，还严厉地斥责太子，要太子以此为戒。可以看出，太宗皇帝抬高道教只是为了平衡道佛二教的势力，并不是怂恿和放任道教，在太宗皇帝的心目中，道教的发展也不能干扰他正常的统治秩序。此后不久，太子李承乾觉得自己已经失宠，便与手下人联合起来结成死党，企图谋杀太宗皇帝。事情败露后，被太宗皇帝废为庶人，并使与太子谋反的高祖皇帝的堂侄汉王李元昌自尽，斩杀了大臣侯君集。同时，又降争夺太子嫡位的魏王李泰为东莱郡王，再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这一年，武则天已经20岁了。太子李治刚满16岁。历史的发展已经给武则天将来的命运安排了客观前提。
太宗皇帝防范佛道二教的方针和策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要彻底解决佛教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