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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页。
① 《一场大审判》第182、183页。
① 关于清洗率，见贝内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届党代表大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唐
纳德 W。克莱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中国季刊》第45期（1971
年 1—3月），第37—56页；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
导 层》。
② 理查德K。迪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杰出人物的影响”，载《中国季刊》第42
期 （1970年4—6月），第65—87页。
① 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② 《一场大审判》，第21页。
③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在苦海中生存》，第348页。
①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页、222—224页。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
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
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
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
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
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
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
赖和互相渗透。①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
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
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
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
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
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
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
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
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
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
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
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
中的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
效地参加各派之间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年代中国政治的
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
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
方面面临的困境，从反面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
重大影响。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
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
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
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
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说，它又是
一个新的起点。①
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
出评价。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
极，参与得更多。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
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
（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
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其规模已大为减
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活
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
乱，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
暴力活动后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
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
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
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从1969年以后，这些事
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类事件“不再重
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
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
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
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
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
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①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
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
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
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
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
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有关的中国国家利益
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决
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则时，它付出了多么
大的代价。
① 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
尔 曼编：《中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
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
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页。
① 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章； 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
年 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
的政 策演变》；罗伯特萨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① 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
先，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
识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
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
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
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
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
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从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
始，到毛泽东得出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正在走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
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之路的结论为止，其间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但
也是清晰可辨的。①毛认为，苏联外交政策走上了这样的歧途——对
美国实行和平共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和对中国奉行沙文主义、
分裂主义和全面敌视——其原因是以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
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蓄意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60年代初，中国在九篇
论战文章中把上述问题都明确地列为克里姆林宫的罪行。②
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得出逻辑
上的和经验主义的结论的话，中苏之间的论争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
问题。按照毛的逻辑，苏联一贯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必定有其马克
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实质性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犯这样
的错误，所以，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已逐步复辟了
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因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团体，
具有以垄断国家财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的阶级的所
有特征。由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又由于个人不
可能把莫斯科引向资本主义，所以，苏联倒退的原因必定是，在工
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政治的、
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即俄国过去的）对经济基础的重大
影响。由于苏联是第一个因而也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
就有机会在那里泛滥。若果真如此，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
能发生同样的倒退，其表现特征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
虽然其程度要浅得多。具体来说，修正主义的迹象在中国也该显现
出来了，因为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十多年了。
毛泽东一直是个信奉实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上
述逻辑推理（其证据在他的著作及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中央文件中随
处可见）后，①即转入经验主义的领域以求得证实。他自然找到了要
找的东西，并确信他的同事们——他们负有发展地域广阔且地区差
别很大的国家的重任，而运用的是极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组织方法—
—平时的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的及思想意识的行为就是修正主义
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即
是说，毛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修正主义。我们可以从他对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和党的几乎所有领导人（他的妻子江青、林彪以及其他少
数几个除外）的行为的日益不满中，追寻出他的这种看法的轨迹来。
①
1965年初，毛断定只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才能拯救中国和
中国共产党，而且发动得越早越好，以免党内的资本主义势力变得
过于强大。毛确曾准备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成为文化大革命。②
为此，寻找个人的或阶级的盟友、确认国际形势对中国仍然有利等，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为实现第一个目标，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疑对
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责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
他们的忠诚；让国防部长林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负
责编印毛主义语录——“红宝书”，并帮助组建红卫兵；开始把贫
苦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变成进行阶级斗争的一支特殊力量。③这一
切都需要时间。实际上，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些活动上。
然而，在毛处心积虑决定把中国推向极端的时候，国际环境变
得越来越险恶了。自肯尼迪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南越政府以来，
越南的内战日趋激烈。1964年夏末的北部湾事件和美国对北越油库
和海军基地的报复性轰炸，使战争进一步升级了。林登约翰逊宣
称不进一步扩大战争，而是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此，他于1964
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如此，当越共军队在波来古成功地袭
击了美国顾问的住处并摧毁美国飞机后，美国总统乘机恢复了对北
越更为猛烈的定期轰炸，并增加了美国在南越的地面部队的数量。
轰炸持续不断，美国似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对中国而言，最急迫
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美国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像
它曾向世界表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地面部队开战（像在朝鲜那
样）？①
果真如此的话，不管毛认为他关于发动内部革命的想法对拯救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多么重要，都必须把这种想法搁置一边。第二个
重要问题是，如果要共同保卫北越，中国需要（如有可能）苏联多
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时间，尤其是1965年2月美国发动空袭之后，
俄国人一直在强烈要求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
保卫北越。②如果毛同意苏联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是最低
限度的要求，但仍足以使中国降低反苏的调门），他自己贬低克里
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国国内刚刚抬头的修正主义的双重战斗
将遭受严重挫折。
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国人的敌对状态，更何况自1960
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领导权。1965年初，苏联召集的有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
因故失败（遭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抵制），而中国
发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苏联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个万隆会议）
在阿尔及尔即将召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成功似乎已近在
眼前。③为此，中国必须既坚持反苏，又援助越南反对美国。其中的
关键有两点：一、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或默许：在继续空中轰炸的
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二、有效地武装越南人，以此抵御美国
的军事压力。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对于美国空袭的升级，中国在外
交和军事上都作出了特别的反应。这导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
①美国的保证就是从这项默契中得出的。虽然到1967年才得以完全
确认美国不会入侵北越，但在1965年夏，这一点就比较清楚了，即
美国很可能会把地面行动局限在南越，华盛顿已理解并时刻留意着
中国发出的警告。②武装越南人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中国需在华南新
建机场，提高军工生产，把产品运给北越人，帮助河内进行军事训
练，与河内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把配备防空师的解放军的5万筑路
部队派往越南等等。③不过，这些承诺最终都实现了。
当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后，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一边
与克里姆林宫作斗争，一边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时
间表无疑被美国的军事干预打乱了。本来应该在1965年夏天就发生
的事情（如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至11月份才得以发生。内部两个
方面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事态同时交织在一起，使人们难以按时间顺
序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内部，当中国领导层在为怎样对美国的挑战和与苏联签订一
项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条约的要求作出最佳反应而争论不休时，毛
则希望看到党内的对手们如何执行分配给他们的实施“二十三条”
的任务。④由于同一班人马同时卷入了两个方面的事态，自然易于混
淆甚至中断正常的工作任务。这使毛更加相信他在党内的对手在为
苏联的修正主义事业服务。
在外部，因越南冲突的发生和苏联成功地使河内在中苏争论中
回到了中立立场，反苏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中国率领新近摆脱殖民统
治的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①此外，1965年秋，
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阿尔及尔、雅加达和许多北非国家的惨重失败，
使人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各国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并肩前进的论
断产生了怀疑。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进一步推迟了文
化大革命的发动时间。
学者们已经对中国领导层1965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争论进行
了许多分析研究。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②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确实发生过争论，但有迹象表明，毛在1965
年夏就可能已经确认：中国无需担心美国对北越的入侵；传统的人
民战争模式是可行的，定会在越南最终证明它是成功的（虽然增加
了诸如防空武器等现代化装备），因此，北京无须对莫斯科作出重
大让步。③
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
冲突、以民用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
联提出的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
了。④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把国内的反修防修
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充
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青年的模范军），并
使之仅仅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战争理论放
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情
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
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