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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
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
首的职业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
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
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
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
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
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
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
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
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
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
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
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月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
①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
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②因此，他让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
职业军人在党委会上或在文章中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
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及1965年秋初印度
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性的逆转，③使得中国较容易地解
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12月初林彪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①
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
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
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
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
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界农村”，②但它绝对不是反对发达国家
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国家环
境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
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③然而，联系文化大
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在
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战争。因此，文化大
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
二是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
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
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
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
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官员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
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恢复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激进主义。⑤不过，
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扩
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认为
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
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
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
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
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
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
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①表面看来，中国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1963年末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
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
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
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
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
视，准备在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第二
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
议，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
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
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
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
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
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
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
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
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
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
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
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②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
家首脑们的谴责，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
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
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
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
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
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
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
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
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
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③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
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
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④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
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
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
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
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①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
难，这些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
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
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
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
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
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②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
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
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
声誉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
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
力不足，难以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
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
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
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
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
政策困境中退回来的借口。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裂和国家从“大
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
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
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①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
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
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
——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
的世界革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
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
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②第二件，古巴领
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
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
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
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
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③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苏
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在这
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
为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④他的继任者
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
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
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
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
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
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
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
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
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
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
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
了。
① 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
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
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② 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 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① 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
后毛 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 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
里克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
多雷 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
《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②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
《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③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
月 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
育 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③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
年 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
第 6章。
②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
日）， 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
第17— 23页。
③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④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
清： 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
月）， 第66—67页。
②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
《中 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
写的章 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
刊》第49 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
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
—350页。
③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
共产 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
阅1966 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
—8页。
④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１，《红旗》1965
年第 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②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③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
144— 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
页。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
—30 页。
②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
189— 204页。
③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④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
报》， 1965年11月10日。
⑤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
军的 政治》。
①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
京对 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②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①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
年9 月1日），第l—11页。
②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 194
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 7
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 （1965
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
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