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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由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签订
的第二个因素。1971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享利基
辛格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
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
外交关系，北京即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
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
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标志——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
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
态。①
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年
曾提出过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②1972
年3月20日，伊利切夫返回北京。这项建议显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③1971年12月6日开始的边境河流航行谈判未
达成协议，于1972年3月21日暂时中止。④中国方面更换了首席谈
判代表，以级别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接替了乔冠华。⑤苏联代表
团无事可干，又对中国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访问旅行。⑥9月，伊利
切夫回国“度假”， 10月17日才回到北京。⑦双方的宣传攻势在这
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
认或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
待观望的一年。
1973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
继续借助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
态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更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导致该会召开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各
种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
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
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谈。水门事
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
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
重大的也许是越南战争：1972和1973年，由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脱
出身来，由于中美和苏美和解都取得了进展，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
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
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
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
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迟达成协
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
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
北京，或者至少防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
—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
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立这
样一个联盟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
国际形势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①关于越南问题的
巴黎会谈开始时，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谩骂，试图促成反对
美国的中苏联合阵线。②中国指责莫斯科正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③柯西金对此予以否认。《真理报》发表了“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
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签订互
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中国人拒绝。（苏联领袖哀叹道，中国人“甚
至懒得作出答复”）。①
1月5日至3月5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
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②苏联代表团又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一
圈。③7月19日，伊利切夫回国度假并接受指示。但这次他在国内整
整待了一年。④所以，谈判实际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
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
申，只要苏联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
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
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
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
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⑤10月底，在周会见C。L。舒尔
茨伯格时，⑥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发给最高苏维埃（不是给苏共
中央政治局）的贺电中，中国方面都重申了这些观点。⑦
第三阶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
直到1974年6月20日他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①1
月，北京驱逐了几名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人；3月发生了直升飞机事
件；中国在离南越不远的西沙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双方还在卡扎
凯维切瓦水道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由于上述事件，当时的中苏关系
已进一步恶化。前两件事显然是造成伊利切夫1974年初无法返京的
原因，因为他在莫斯科参与了使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安全获释的努
力。②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国总的边界政策的
体现。③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
道）问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
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
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
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④照会对中国提出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
能航行时，中国船只可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要求给予
有利的对待”，但首次提出中国船只每次通过前均须预先通知。照
会称苏联方面有权这么做，其根据是“中俄条约的有关文件”，可
能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有关文件。①中国人立即
拒绝了苏联的观点，②但是他们无法在枯水期驾船驶过流经伯力的江
面，因为1967年以后，苏联在通江和黑龙江的分岔处一直配备有炮
艇。③苏联人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其动机是很明显的：促成直升飞机
机组人员的获释，促使中国人同意全面恢复边界谈判；反驳中国援
引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原则而提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大部分岛
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的主张；④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新的界河航行年度
协议（界河航行谈判已于3月21日再次停止，无任何成果）。⑤
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年6月底
重新开始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
京不久又于8月8日启程前往莫斯科。⑥考虑到过去的谈判一无所获，
我们有理由相信，谈判从此以后不会再恢复了；由于北京把谈判作
为对付苏联的权宜之计，故危险期度过以后，谈判有可能被完全放
弃。8月，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解放30周年纪念大会，
柯西金、李先念——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之一——和余湛都到了布加
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想乘此机会居中斡旋，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
是促成双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⑦
然而，11月6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
（或者也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
转机）。这一天，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
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贺电中，中国指出：
中国政府一再建议双方真诚地进行谈判。……首先需要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
武力的条约，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
后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
为什么这时候中国人同意了苏联人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议
呢？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人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否严肃，还不十
分清楚，因为这一条是连带其他建议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东西；
某些建议（如苏联撤出北京声称其拥有主权的那些地区等）过去已
遭莫斯科拒绝，现在也不可能被接受；而且所有这些建议——包括
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内——都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提出来
的。第二，由于中国在此之前拒绝了苏联的所有建议，所以需要策
略地重申本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
作为夺回一直掌握在莫斯科手中的外交主动权的一种手段。第三，
有迹象表明，中国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更多地是为了引
起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的注意。中国人发现，美国人只想让中美关
系处在互设联络处的阶段而不想进一步改善，因为当时华盛顿在北
京和台北都驻有大使级的外交代表。毛泽东向苏联迈出一小步是为
了让华盛顿知道，美国不能指望借中苏冲突来迫使北京改变反对美
国承认并保护台湾的一贯立场。北京似乎是在告诉华盛顿，中国和
美国一样，也可以利用国际政治的大三角关系新格局为本国谋求利
益。
致使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这些原因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
是中国争取主动权的作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达到了预期的目
的，至少对莫斯科来说是如此。开始时，苏联的反应很谨慎，态度
不明朗。①随后则是坚决拒绝。 11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兰巴
托解释了中国11月份的电文不值得苏联作出积极反应的原因：
实际上，北京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苏联边防军撤出一些所谓的“争议地区”。这些
地区本来属于我国，中国领导人对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并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北京
公开声称，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会同意举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
这一立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②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在致中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说：
你方在今年11月6日的贺电中表示要解决中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各
种先决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以前所持的立场的重复，当然不足以作为达成谅解的基础。③
后来，苏联的反应发生了变化。1975年2月初，莫斯科派伊利
切夫来到北京，边界谈判再次开始。④苏联的目的在于察看中国的立
场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电文，他们私下里的反应不同于
公开的反应。⑤另外，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发表的讲话中关于边界问题的说明，有寻求和解的倾向。周对莫
斯科数次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以互不侵犯的原则为基础的条约作
了区分，据称，后者是1969年他和柯西金机场会晤的成果。虽然周
和往常一样把它与苏联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联系了起来，但他
确实呼吁俄国人“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
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①莫斯科听信了周恩来的话，派伊利切夫到
北京观察情况是否确有变化。
事实上，情况并无多少好转。中国人表示要审讯苏联直升机机
组人员。若果真如此，必会招致苏联的严厉报复。②12月，《历史研
究》杂志复刊，其中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了苏联的边界政策，要求
俄国人撤回驻在蒙古的军队，停止在边界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把边
界地区部队的数量减至1964年的水平。③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的新宪法正式把反苏主义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④莫斯
科则继续展开对北京的宣传攻势，指责中国没有对苏联的一系列建
议作出反应，并谴责中国领导层以毛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
国家的指导思想，⑤还呼吁中国人朝边界问题的解决迈出“真正具有
建设性的步伐”。⑥
尽管如此，伊利切夫和新上任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他接
替了生病的余湛）还是于1975年2月16日举行了会晤。⑦除了程序
和外交礼节问题外，苏联可能还想把直升机机组人员和黑龙江—乌
苏里江交汇处的航行问题引入议事日程，因为这些问题已对边界问
题的谈判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干扰。然而，谈判和前几年一样，不
易获得进展，故苏联代表团不久（4月份）又游览中国南方的一些城
市。①1975年中，人们甚至不清楚，这种时断时续的谈判是否仍在继
续。
这样，自1964年双方初次会晤后的12年中，边界谈判没有取
得明显的进展。争端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谈判大厅以外的事态发展，
特别是毛泽东的长寿和中国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政治斗争格局。不过，
1969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并未白白流逝。中苏双方都明晰对方的立场，
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双方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但
至少在随后的15年中，这种结局没有出现。
①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1970年11月19日；1972年12月11日；《明报》，
1970年1月19日；《新时代》第36期（1973年），第19页（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
151次“军事演习”，蓄意进入蒙古境内15至20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
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共青团真理报》，1972年1月12日（见《苏联动态》）；
《洛杉 矶时报》，1972年12月11日；《苏联动态》，1972年12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
言报》，1972年9月19日；《土库曼火花报》，1974年2月15日（见《苏联动态》，1974
年2月15日，《苏联分析家》，1974年11月28日，第2页（刊登了一位前苏联公民对中蒙
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战斗）；《每日
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7日；戴维弗洛伊德报道
说11月份在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
年12月19；《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9日，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
“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远东问题》，第4期（1974年），第6—29页。他
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超过边界，砍伐树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
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28日，第18—19页）详细报
道了1970年 6月2日、1971年5月26日和1973年4月20日中国侵犯中蒙边界的事件。
② 1969年 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
北地 区），成员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
③ 这项“建议”只是重申了前5个月中中国政府在几份照会中所持的立场，与苏联的建议
实际上没有差别。中国后来又提出，两国军队均先从边界线附近后撤一定的距离，欲以此
作为达 成协议的先决条件。
① 《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真理报》，1974年12月20日；路透社和法新社
消息，1974年12月17日，（见《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8日）；塔斯社消息，1974年
12月19日（见《苏联动态》， 1974年12月9日）。
② 新华社消息， 1974年1月19日，见《苏联动态》， 1974年1月23日；《纽约时报》，
1974年1月20，21，24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3日；《基督教科
学箴言报》，1974年1月25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5日；《经济
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中国人声称他们“捕获”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桥下
向一名中国人提供间谍器材的两名苏联外交官。那个中国人坦白罪行后，中国即驱逐了那
两名苏联外交官。苏联方面接着也驱逐了一名驻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中国指责苏联在远
东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参阅《阿特拉斯世界报刊评论》，1975年2月，第15—20页（转
载了《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① 苏联直升机于3月14日降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国领土上，《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