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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俄国该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国人却认为它具有威胁性。由于北
京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联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也由于北京须对苏联军
方的能力和战术（常常是进攻性的）做出判断，所以它不得不增加军队的数量，
调整其部署，并改进其装备。这很快就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
期限被迫缩短；解放军必须既承担行政和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又负起训练和保
家卫国的职责；不得不把对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国的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
苏联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
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虽不及苏军的先进，但在数量上与苏军不相上下（尽管他们
直到1972年，即苏军开始集结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向边界地区增派了大批军队）。
①他们增加军事预算，②派大批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
建设兵团，③强化民兵组织，④开始进行应急性的民防活动，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
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洞的活动，⑤对省界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调整——包括把内蒙
古的很大一部分划归邻近各省（据说是为了防御）。①到1974年，这些变化已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969—1976年军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不过其主攻方
向已有变化。这表明苏联的威胁增大了，而美国的威胁减小了。为抵御苏联的威
胁，中国特别重视短程和中程导弹，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坚固的地下发射基
地中，放弃了原定的部署洲际导弹的计划。中国仍在继续实验和生产核武器。由
于原来就有喷气式轰炸机，加上生产能力有所增加，故而中国的空中运载力量有
了很大提高。②由于此类飞机散布在离中苏边界较近的大约200个中国空军基地
中，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亦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
一个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国摧毁。因此，到70年代中期，沿边界地
区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义重大的弥补。
对苏中两国军队部署的详情，我们很难作出描述与估计，因为详情是双方都
严格保守的秘密。部队的构成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据说到1975年苏
联共调集了45个师的地面部队，其中包括驻在蒙古的2—4个师和隶属于大贝加
尔湖军区、可以迅速增援边界地区的一些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大约1/3处于最
高战备状态。但是，考虑到苏联自1969年以后在后勤供应、建筑和武器装备的
贮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财力物力，调集的部队肯定远远超过45个师。中国方面
的情况大体相似。到1975年，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50个师，兰州军区有
15个师，新疆可能有8个师。和苏联一样，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承担了守卫边
界线的任务，不过，遇到紧急情况，更多的部队会被迅速从其他地区调往前线。
两国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以应付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苏联要关注东欧、西
欧和中东；中国要留意南亚、台湾海峡和朝鲜。两国（特别是中国）还保留了大
批部队以担负国内的任务。因此，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双方的军事
力量做出准确的估计。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中国军队的部署计划，也是导致莫斯科
和北京采取不同战略的重要因素。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的人口大都集
中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又由于这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距中苏边界不远，所以
莫斯科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在铁路以南靠近边界的地方。北京当
然把这种部署视为对新疆、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的一种威胁。由于俄国人在北
方除了冻土带和冰（或者滨海地区的海水）之外，别无退路，所以莫斯科只能采
取这种策略：防止中国军队入侵，拒绝中国提出的双方军队都撤离边界线的建议。
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对海参崴和伯力而言尤为突出，伯力与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岛
屿隔江相望。
中国军队不敢过于靠近边界，因为如果靠得太近，就有在新疆、甘肃和内蒙
古的沙漠中被苏军摧毁或包围的危险。此外，中国的居民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离边
界很远的地方。生活在边界附近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与苏联一侧的居民有血缘关
系。他们（如新疆的哈萨克族）试图与对方重新合并。中国的战略和军队的部署
情况是：主力部队留在后方保卫重要城市（如北京等）和军事基地（如罗布泊和
双城子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基地等）；向边境地区迁徙大量汉人以监视和压制少
数民族，这些汉人同时又是阻挡苏军进攻的准军事人员。他们通过散布各地的农
业移民，形成了一道抗击侵略者的长城；一旦苏军入侵中国，军队和人民（大部
分是公社社员）将联合起来，利用正规防御战术和游击战术（即“人民战争”）
来抵御俄国人。随着移民活动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军队可能推进
到了距中苏边界更近的地方。与此同时，边防部队增加了具有挑衅意味的巡逻和
监视活动，这也许是为了预防入侵或对苏联可能的进攻给予警告。
中苏两国战略的中心是双方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莫斯科的核武器很多，足
以对中国的任何入侵活动给予严惩。然而，1969年的边界冲突发生之前，这仅
仅是一个背景因素，而且，即使在1969年以后，核武器的使用在通常情况下也
并不是一种可行战略，只有在最严重的关头方可使用。尽管可以谈论苏联会采取
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和实验场所、火箭和核武器贮存处及空
军基地，但实际上这是不大可能的。①不过，一旦苏联的地面部队全面展开，中
国军队的整个防线就会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受到威胁，因为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
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当时，苏联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
几乎所有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
领土，包括首都北京在内。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其中包括邻近国家的
许许多多人。但是，由于核战争会使邻国遭殃，加上苏联因此将会在战略上远逊
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肯定会形成反苏联盟，上述惨景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
然而，中国人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可能性，并相应地调整其军事和外交立场。
北京还得面对另外一些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苏联可能介入中国国内为争夺
毛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支持军方的某一派别，帮助建立一个亲苏联的政府。
如做不到这一点，苏联军队也可能乘领导层争夺继承权时期中国虚弱之机，侵入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黑龙江等边界省区。虽然苏联方面认为不存在这些可
能表1
中苏两国军队的数量（1969—1971年）
性，并马上否认有任何发动进攻的意图，但中国人只能从最坏处做准备，因
为他们估计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且有猛烈抨击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诸项政策的
传统。因此，正是强大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苏边界附近的核力量，迫使中国加强
了边界防务，在70年代初增加了国内常规武器和中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份额，
把解放军从政治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解脱了出来，部署在更靠近中苏边界
的地方，还中断了红卫兵的革命活动，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分派到了边界附近的生
产建设兵团。
到1975年，中国在弥补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把
一个步兵师改建成了装甲师。这至少表明北京有进行此类改建的生产能力。北京
拥有充足的核报复能力，足以威慑苏联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可威胁到苏联欧洲部
分的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在内），因此，中国原来微弱的威慑因素已经发展为
以分布在各处的地下掩体的导弹（弹头瞄准苏联国土）为基础的威慑战略了。
中苏两国军队构成和部署变化情况，详见表1和表2。①
表1显示了两国地面部队的总数和构成。1969—1975年间，中国陆军的数
量大幅度增加，大约增加了30万人。地面部队从118个师增至142个师，净增
24个师。1975年以前增加的人绝大多数是从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行政管理事务
中脱出身来返回部队的官兵。这批官兵有将近20万人。仅此一点就可看出解放
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国内非军事性事务的程度有多深。此外，官兵返回部队
的时机与外国旅游者观察到的解放军在工厂、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时间是基本
一致的。
苏联军队部署和构成情况的变化也可从表中看出来。1969—1975年间，中
苏两国军队数量的变化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中国相比，苏军总数净增27。5
万人，而陆军又净增32万人，摩托化步兵师从90个增至110个，净增20个。
这些新增的部队都用于抵御来自中国的威胁。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的数目几乎没
有什么变化，这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当然，不同之处是苏联的这两种部队原
来就比中国多得多。这表明苏联的工业基础更雄
苏中两国军队的部署（1969—1976年）
表2 （以师为单位）
厚）。苏联边防部队增加了大约6万人，这些人可能都被用于巡逻中苏边界。
不过，苏联边防部队的总数约有30万，与中国边防部队的总数相等。总之，中
苏两国军队新增加的人数是大体相等的。考虑到双方都把对方的威胁看得十分严
重，而双方军队新增人数都不很多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许表明，双方战略的
实质都是防御。两国军队增加的人数大体相等表明，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一
方大规模扩军会使另一方急起直追，从而促成一场双方都得付出极大代价的军备
竞赛。
双方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部署情况，可作为这些结论（有少数例外）的佐证。
表2显示的是1969—1976年间，每年驻守在有关地区的中苏两国军队数目的变
化情况（以师为单位）。原来，中国在北京、东北、内蒙古、兰州和新疆等边界
地区部署的军队比苏联在远东部分和南部有关地区（如土耳其斯坦地区）拥有的
军队要多。到1968年，中国在这些地区有47个地面师，苏联在上述地区可能有
22个师（远东部分15个，南部有关地区可能是7个）。表2清楚地表明，70
年代初苏联军队的集结速度非常之快，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军队只略有增加。到
1973年底，苏军的集结已大体完成。此后增加的主要是后勤供应部队和武器装
备，此外还提高了现有战斗部队战备状态的级别。中国军队到1973年才开始大
举增兵，在18个月中从47个师增至70个师，1975年中达到了78个师。中国
军队动作迟缓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直到
1971年底林彪的问题解决之后，毛及其追随者才得以调集部队，更换将领；①直
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后，北京才感到南方的安全有了保障，可以把驻守在与
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前线的主力部队调到北方了。1972—1974年间调兵活动比
较频繁，在这之后的两年中，中国只向边界地区调遣了8个师的地面部队。这期
间，中国还通过扩建生产建设兵团、训练更多的民兵和加强民防来弥补不足。
虽然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和部队的部署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到1975年中苏两
国在边界地区的军队数量大体相等，但我们不能就
表3 苏联和中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1969—1976年）
此得出结论，认定两国军队的构成和火力强弱也是相等的。表3罗列了中苏
两国军队拥有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数目。苏联的核武器运载工具远远多于中国，
核弹头也比中国的多。虽然苏联得保留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用于遏制美国，或者在
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战争，但所剩的用于对付中国的核武器仍然
非常之多。这意味着（假定每个运载工具运载的核弹头平均超过一个）苏联拥有
非常可怕的破坏力量。到1975年，中国拥有大约430件核武器运载工具（不包
括米格…19、米格…21和F…9型战斗机，它们是用于拦截、侦察和战术支援的），
而苏联则拥有4735件（不包括数量很大的喷气式战斗机，其中很多是可以携带
核武器的）。只要把其中的20％用于中国战场，也有大约950件之多。苏联拥
有强大且分散的防空系统，足以拦截和摧毁中国的大部分伊尔…28和图…16型飞
机。还有一点，苏联的每个地面师都拥有核武器，如地对地导弹或小型的班携战
术核武器。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70年苏联拥有此类核弹头3500枚。
假定这些核弹头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和红军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1975年
166个师中有43个师用于对付中国，约占26％）大体相当，那也有880枚之多，
更不用说莫斯科在常规武器、火炮、装甲车和战场上的机动性方面均占有绝对优
势了。因此，到1975年为止，苏联的军事力量一直占有很大的优势。
① 《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24日，第4页；《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
《纽约时报》1969年8月7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2日，1970年4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
1970年4月30日，第112—114页；《纽约时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
第359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月4日；亨利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外交事务》第5
卷第3期（1972年7月），第545—553页；《经济学家》，1972年5月6日，第49页；《纽约时报》1972
年9月1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9月10日、14日；F。O。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在俄罗
斯东部地区看世界第三大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第424—428页；《世界报》（德国）1969年
7月10日；《洛杉矶时报》1969年9月13日；《纽约时报》1969年11月30日、12月30日，1971年10
月7日，1972年5月6日、9月10日，1974年2月24日；《世界报》（巴黎）1970年9月5日；《航空航
天技术》，1974年5月20日，第64页。
② 《纽约时报》1969年8月16日、10月28日、12月7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
年2月26日，第18—19页；《红星报》，1970年3月5日，第4版；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1971年2月
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5月9日，R6—7）；《苏联动态》，1974年6月17日，R19—22；《每日电
讯报》1974年6月15日；《巴尔的摩太阳报》1974年8月5日；《明报》第103、104、105期（1974年7、
8、9月）上刊登的黄辰时（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年4月23日。
③ 《纽约时报》1970年2月3日、5月19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动态》，1974年3月20日，V1。
① 《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8月17日、30
日，9月12日，11月30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6日；《纽约时报》1970年4月12日；《远东
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第359页；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世
界报》（德国）1969年7月10日；《纽约时报》1972年7月25日；《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15日；《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7日。
② 《红星报》1972年2月25日，第3版（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4卷第9期〔1970年3月29日〕，
第1—4页；《纽约时报》1972年2月26日）；《新时代》（莫斯科）1972年11月30日，第16页；《远东经
济评论》，1972年8月5日，第23—24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3月23日；《中国动态》，1973
年12月13日，A4—6；《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3月11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年4月8日，
A12—13；《苏联动态》，1974年7月16日，C1。
③ 据1970年10月17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35—36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有60万人，内蒙
古有20万人，黑龙江有20万人，青海有10万人；《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11月7日，1970年1
月28日，3月1日，7月22日；《中国动态》，1969年9月30日，G1；《北京周报》，1972年6月23日，
第22—23页，1973年6月2日，第14—15页；《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3月26日，第5页。
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