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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②
到7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
负责。③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很快朝着更加现
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仍
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
此，在1959年7月对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负有
责任④的毛，赞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在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毛
又带头在公社实行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1959年3月，在调整
有关核算与分配的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
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的解决办法。⑤（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
产队”，通常译为“Production team”，这意味着在1959年，现
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坚持要把后来
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反对
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的说明，参见《剑桥
中国史》第14卷第8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年春
和初夏的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①或许他认为，由他亲自动手修正
他以前设计、或者说至少由他推广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党内
可能对他的批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也实在是太失望了。
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和其他人公开
抨击了大跃进的一整套政策。②
这一冲突对于庐山会议，不仅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
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难以作出过高的估计。
正如1957年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
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
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
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
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便不是彻头彻
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③
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
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成分
毛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的产生，势必产生另一个二元性的问
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自50年代后期起，这一
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日益突出。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带有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
比的意图。他还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
二是十月革命。”④他明确表示把这一说法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
什么评论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年以
来的苏联经验中学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
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当
初提出时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1949年的中国人民
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们
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
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年3月，毛说：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
可以有民族风格。”①在这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
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
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以
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
现阶段革命中处于首位的“生身父母”。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
点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他多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
你们是洋哲学家。”②
在1964年和1965年，毛声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
土长”的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
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
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在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
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
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
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
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
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
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
的一个笨拙的东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
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
它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
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
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年代
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
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
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
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
之否定），但在同时，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
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之上。①诚然，毛在1957年1
月的讲话中引了一段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
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但毛马上接着说：“这样就会抓住辩
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②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倾
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精髓。
1938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列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
本特征”：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
化之中；发展的方式是从渐渐的量变导致质变或“飞跃”；矛盾是
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
内容”。①
1957年1月在同党委书记们的谈话中，毛明确地就这一问题对
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评了斯大林四个方面的分类在
哲学上是不恰当的，也批评其在政治上的含义：
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
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
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显然，这里指的是1938年以后斯大林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而在
这个阶段，毛并不愿把阶级斗争激化到同样的程度。但是随后他继
续论述了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与斯大林的区别：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
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
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
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
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与死也在不断地
互相斗争、互相转化。②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
为被统治者？……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
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
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
在第二个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文
中，用极为类似的措辞，重复了许多对斯大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批
评。他说，斯大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辩证法，但是是相当缺乏辩证
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毛的总结是，斯大林
70％是个马克思主义者，30％是个非马克思主义者。②
虽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但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6个月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不管怎样
说，哲学的含义多少是更加晦涩难懂，或至少是更模棱两可。关于
生与死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无疑使人想起了论述自然界盛衰枯荣
的古老的道教辩证法。但是，毛在1957年4月说，“辩证法不是循
环论”。③
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
毛对辩证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
法的同时，又依然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
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在面对它时，
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
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
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
普遍存在的。”①这里所说的“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
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
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于这样
的设想，对照其6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道，毛在1958
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②
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
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
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造。③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
细致辨析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
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
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
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
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
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
要问题。”①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
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
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
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
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
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
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
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
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
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
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的意
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
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
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
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
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
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
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看来，一切事物都是
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
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
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
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
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
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
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
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
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
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
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
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
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
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
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
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
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
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
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
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
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
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
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
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
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
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
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
定。①
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
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
是对立的统一。②
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
认为，在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
观点。③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
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
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
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①而
早在1938年，毛就开始采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
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
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回答20世纪的问题的反动
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
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