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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第2期，第104—105页。（1981年10月8日在云南党政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40页。（《毛
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23页。——译者）
③ 前引书，第39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18页。——译者）
④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79—480
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62—463页。——译者）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 7月 9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
469—47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53页。——译者）
② 同上，英文版第444页。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年秋的反右运
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到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
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
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这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
向出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
思想中找到。
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
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
变化，是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
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
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
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
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
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
们，有谁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
观点完全相反，毛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
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年3
月，他宣称：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
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
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①
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其他许多反知
识分子的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
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
他仍力求在产生的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体，力求处置好诸如人民群众
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
社会等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1958年12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
在处理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
处。这份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
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
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
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
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
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
地否定了这一观点。②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
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
溉这种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
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
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
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
一乡有几个社的”。①
在1956年春到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
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
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
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
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
现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动以势压人。1958年
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
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
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
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
出后的第二天发布的（毛在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
进行之中）。①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
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
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
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
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
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②
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
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
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
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
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
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
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
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
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
世的梦想里看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
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
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
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
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③
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
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
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
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
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
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
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
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
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
体情况太不相同。①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
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
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
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
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
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
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
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②
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
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
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
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
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③
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它们与城市进行
了对比。在城里，人们需要“正规化”，还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
门。在号召拼命干、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
“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
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①
1958年9月29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
些认为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
人。②不过几个月后，即1959年7月，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指导失误，
导致了“全局性的混乱”，并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③
只是因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自由供给制，毛泽东实施着的
计划才被劝阻下来，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
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自由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④顺
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发动、并在3月的成
都会议上猛烈抨击了1956年“反冒进”的人，而周恩来就是这种抨
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他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劝阻毛，显然证明
了周的执著和威信。⑤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前是不现实的，
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
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
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
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
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
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①
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
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
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
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
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
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
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
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
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②
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
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
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
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
“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
和变革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
1958年9月，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
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
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
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
“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
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
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
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
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②
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
速地发展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
个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
令，同时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
盾中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
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
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
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6年重新采用“双重领
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一制度
在1958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致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党的干
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
们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
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①在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
信念，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
绝对必要的。反转过来说，这不仅强调作为专家对立面的人民群众
的创造性，而且实际上赋予全体“革命人民”（专家或至少是他们
当中的“红色”专家）无限的能力，去改造他们自身的环境。因而，
在那些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反映出了毛的观点的思想著作中，我们
发现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甚至是“主观创造客
观”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②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
毛就领会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
使这一口号名噪一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年夏，总
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
准。
1958年9月毛在进行形势总结时宣称全国的粮食产量差不多翻
了一番，并可望在1959年再翻一番。以致于很快就会发现，粮食太
多，即使喂了牲口也有余，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处理粮食的问题。③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
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全会召开前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中，再次
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计划工作中，
需要既热情又冷静，既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科学
分析。毛具体地说到，当他在预计1962年钢产量达到1。2亿吨时，
他仅仅是考虑到中国对钢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
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人民不应该把向社
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混为一谈，或企图先于苏联进入
共产主义。①
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里，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本人再
次陶醉在幻想之中。1959年3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
如果钢产量能像1958年那样达到1959年所订的目标，那么就可以
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②
到7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
负责。③不过，经济上取得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