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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明确鼓励全国青年做他的革命事业的先锋，但要他把党和国
家的领导权交到被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手里，似乎决无可能。然而，
毛当初利用群众不只是要攻击当权派，而且是要真正把当权派推翻。
一些人认为，他的这一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特征，毛发动文
化大革命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当然，对于一位党的领导人来说，允
许非党群众以这种方式来参加权力斗争是前所未有的。1967年1月
以后，群众在日后掌权的希望逐渐受到伤害，并产生了失望。正是
这个问题使运动重又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
但是，人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全国已经起来的造反力量在从
当权者手中夺权后，毛究竟打算让他们分享多少权力；毛重建政权
机构的计划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派系斗争和一月风暴后官僚主义
的抵制。很可能，毛当初只想指出大方向，并把群众运动引向那个
方向。同时像他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根据“群众运动规律”，一
面沿着那个方向走，一面考虑朝那个方向发展的细节。因此，1966
年8月的“十六条”确实号召建立一个以巴黎公社为模式的永久性
的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第九章）。但一
月风暴后，所面临的任务已不仅仅是建立群众组织的问题。因而毛
选择了一条更为“保守”的道路，把反对“极左”路线的发展作为
一项基本工作来抓，并把这作为将这场运动进行到底的主要动力。①
1967年2月，官方的政策转为控制无节制的一月风暴所产生的
过头事情，中央谴责无政府主义，提倡加强革命纪律性，对改正错
误的干部实行宽大处理，毛自己也认为革命委员会比巴黎公社式的
政权形式更适合于作为重建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新的革命委员会
基本上是由革命干部、军人和群众领袖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组织。
在重建过程中，毛还让解放军起主要作用。第一个复课闹革命的号
召是1967年初发出的，从春节之后的那一学期开始。同时，1967年
3月，毛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
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
批、改的工作。”②
中央这些关于夺权后的指示，给了干部和保守派所需的机会。
造反派称这些后来反对他们的活动为“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的
领导层接受了这一定论。为改变支持当权者的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势
均力敌的局面，中央于3月发出警告，群众组织的领袖在革命委员
会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会被
否定。这就掀起了批判副总理的高潮。这些副总理与周恩来一道，
试图在政府各部采取有节制的夺权策略，这就推动了“二月逆流”。
不过，此后，中央再不让造反群众像1966年10月至1967年1
月发动他们时那样来控制这场运动了。3月，命令解放军进驻学校，
表明毛要对此加以控制。此后，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协调和平衡各派
力量之间的权力。这些力量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官员、以林彪为
首的解放军，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组织的人员和互不相容的群
众组织。在全社会革命委员会中建立的三结合与毛操纵的这场运动
顶峰时期权力的三位一体是相一致的。同样，1967年1月以后群众
组织的分化也反映出在权力平衡中各主要派系之间方针的不同，尽
管各自继续宣称他们忠于毛主席。
迫在眉睫的任务很让人为难，对每一个受打击的干部的案子要
进行鉴定，要给他或她的错误定性，对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做
出判断。“好”的干部可以复职，甚至可以成为新的革命委员会的
成员。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
举产生的。由于在各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分成了许多派别，因此，难
题是怎样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群众对近几个月的冲
突仍然记忆犹新，有时很难容忍不同派系的人坐在一起，在谁当学
校新领导的问题上也难取得一致。一个组织支持复职的干部自然会
被其对手否决，其对手支持的干部也会遇到相同情况。随着不同意
见的增多，个别成员可能会退出这一派而参加另一派。
根据3月7日毛的命令被派到各校的军代表成为决定性力量，
如果不是特别指派，他们本来是不参加进来的。实际上，他们的任
务是要把长期不和的各派重新组成一个统一的全校性的红卫兵组
织，然后参加组建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当初的目的，是要重建红卫
兵组织，以替代从前的共青团。
但是军代表筹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并不
值得称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央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对于
那些出身不好的坏分子本人（并不是他们的子女），如果他们在思
想和行动上不肯悔改，就禁止其参加群众组织，甚至不能重返工作
岗位当教师或干部，这一规定并没有引起矛盾。这些人被归为以前
所定的“牛鬼蛇神”之列。他们被遣送回乡，在群众监督下接受劳
动改造。而那些出身好的则应作为学校中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
这一规定却引起了紧张局面。此外，“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
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
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①
军队本身就由阶级出身好的人所组成，在精于世故的城市青年
看来，它绝对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占支配地位的。他们被
训练成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会长时间停留在理智地评判互不相让的
中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上。因此，军队支持那些出身好的人，
但并不在乎他们属于哪一派，也不管在此之前他们曾做过些什么。
当然，还是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才能成为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领袖，
在干部及其复职问题的争论中也只有他们的话更起作用。一般说来，
出身好的人愿意接受中央对干部宽大处理的方针，故而他们成为学
校中解放军的天然盟友。
中产阶级的学生对这种阶级路线的重新出现十分不满，因为这
种路线当初曾使他们不能充分参加这场运动。现在要建立新的权力
机构，他们又一次被降到次要地位。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被拒绝参加
红卫兵组织。正因为如此，1967年春天，保守派与激进派才又一次
分裂。两派之间的分界线和从前一样主要是在权力关系上，两边的
参加者常常处于同一种境况。1966年后半年，由于放宽了参加运动
的条件，增加了斗争对象，阶级界限的划分曾发生过变化。1967年，
对象被打倒后，在谁能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问题上，群众组织又发生
了分歧。
与激进派不同，保守派较愿意与前当权者妥协。阶级背景问题
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别，尽管这种区别不总是绝对的。那些“红五
类”分子，尤其是生于当权者家庭的，往往倾向于保守派。尽管任
何一个学校都存在着不同的组织，但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分裂
中，这些组织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另一边。全市或全省派系的
联合，使这种分裂进一步扩大。在北京，保守的组织把自己与“天
派”联系在一起，之所以称“天派”，是因为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
组织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与之对立的“地派”，是由北京地质学院
的一个组织所领导的。在广东省，保守派团结在“东风派”周围，
而激进派追随“红旗派”。
但是激进派在权力均衡中不会有主动权，除非官方政策再回到
1966年后期那样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
毛是不会同意的。而且，中央的态度是妥协和模棱两可的，官方一
方面想要保持“一月风暴”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要探索一种在中
央切实可行的平衡措施。这就使个别领袖有很大余地在各方面操纵
群众力量，直到他们之间发生武斗。对于产生的分歧，文革小组一
般站在激进派一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面上在双方
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
在军队最初进入学校对全体人员进行军训时，其目的是要促进
联合，加强纪律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这一目的。天津的延
安中学被树为这方面的典型。①军训可能还做了一件事，即为武斗增
加了一个机会。因为正是在1967年春季到秋季，很多地区的派系斗
争才升级为严重的武斗。现在，运动参加者把破坏性冲突的矛头直
接指向对方。
1967年7月发生了武汉事件，地方的保守派绑架了中央文革小
组派去的调查员之后，江青用其著名的口号“文攻武卫”把激进派
推上了舞台。此后，他们盗用部队的武器，不久，两派都有了武装
小分队。这一时期激进派情绪再次高涨，有些组织开始攻击整个权
力结构和所有的干部，不管他们是不是“好”的毛主义者。有些人
甚至要求继续彻底重新分配社会政治权力。同时，他们还攻击政府
领导人、保守派群众组织和解放军。
此刻，毛又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干预。8月初，激进的“五一
六”兵团被曝光，该组织是受中央文革小组某些成员领导的，矛头
指向周恩来。早已策划好的反军队当权者的运动被取消。9月初，江
青撤回她武卫的号召。新措施的宣布清楚地表明运动的巩固价段开
始了。秋天，又宣布了重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工人，而不
是学生，被正式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学生因犯错误受到批判。
春天，他们接到回学校复课的通知。 1967年底，毛以同一种调
子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目的是缩小斗争目标，重申对干部采取宽大
政策，维护解放军的统一，使不和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才最后形成。各省争权的领袖们，
包括解放军、干部和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被召到北
京。在文革小组、周恩来及军队的积极监督下，他们自己商讨解决
他们之间争端的办法。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并没有因大联合而
消失，它们被带进新的执政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激进派对由解放军支持的日渐强大的干部—保守派联盟
来说，明显处于守势。中央在1968年春天发动了最后一场反右倾运
动。双方利用从解放军那里夺来的武器进行武斗，甚至把当地驻军
也牵扯了进去。激进的争论者当时宣称，“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
焦点始终是关于干部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同时，“资产阶级的”
干部被复职，而革命干部却靠边站。而且激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
在被挤出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问题的斗争还在进行时，有些
激进分子就退出了斗争，他们预料他们这一派会成为“为革命付出
的部分代价”。①
1968年7月中央发出严禁武斗的命令，毛召集北京的红卫兵领
袖开会，会上他严厉批评他们参加内战。②他们拒绝停止内战，毛遂
亲自命令工人进入学校去阻止战斗。他送给驻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的巴基斯坦芒果被作为是毛支持工人进入学校的标志而
传遍全国。在学校，他们与解放军一起制止武斗，并领导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还组织大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习，做了许多毛泽东思
想宣传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要对这次群众运动作最后的永
久性的结论。
官方指明要正式撤职的对象，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黑五类”，如果必要，他们会受到惩罚。可是，每人都
要受审查。所有的老师都要进行最后一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评
价他们在运动期间和以前是否符合现在已拔高了的毛主义的标准。
尽管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公平的，但到 1968年后半年，由于新的革命
委员会中既有阶级出身不好的和出身好的，也有各院校中现有的工
人和解放军，因此使新出现的权力均势不可逆转地倒向保守派干部
一边。①
巩固阶段
1969年 4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些发展。大会宣称，
作为政权机构的各省革命委员会已胜利建立。但革命还没有结束，
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因夺取政权而消亡，还要继续进入斗
批改阶段，还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会议报告强调全国各单位的斗批改应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建立三
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巩固党组织，
精简行政机构，让知识分子下去参加劳动。为把革命进行到底，当
前必须贯彻执行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布的“五一六通知”
和“十六条决定”中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①
因此，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按毛最初制订的路线发展着：先夺
取政权，然后利用它来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他的路线。斗批改的主
题是重申群众运动的必然性，它贯穿于从“十六条”（第一条）到
毛1967年3月关于派军队进驻学校以及从九大直到1970年初的整
个过程。教育革命的政策路线作为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也同样一开
始就包括在1966年6月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定及8月的“十六条决定”
（第十条）中。
根据这两项政策声明，教育制度应该彻底改革。应设计一种大
学和高中招收新生的新办法，因为现有的办法不能从资产阶级考试
制度的固有模式中解放出来。新的挑选方法应以推荐和无产阶级政
治为基础，以使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升学。另外，教
学、考试及升学等一切安排都要与教育内容的改革同时进行。学习
的时间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虽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
他们也要兼学别样，如工业、农业知识及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些
学习来判断如何最好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材要简化，新教材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所有学
生，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毛的著作。这场更大的阶级斗
争范围内的彻底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权威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
力量基础，要把精神贵族滋生地与他们的堂皇气势和世袭宠物一起
摧毁。②
① 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页。
① 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页。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① 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
《转 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页。
① 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年1
月的 “中国向何处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190期（1968年 6月 4日），
第 1—18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
第 96页。
①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
（草 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意见”， 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
第87、 100页。
① “中发 85号（1967年）文件”， 1967年 3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
期（1968 年5月、6月）。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
代背景材 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
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
9月 30日），第1—2、20—21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① 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
动 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
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
维密 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
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
尼 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