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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农的人永远耿耿于怀。
准确划分农村人口阶级成分的压力使得在农村基层指导这一任
务的工作队干部们付出了代价。许多干部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真
心实意地试图完满地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不仅要对付当地农
民的隐瞒行为和各种伎俩（传统上这些农民不相信外人），例如地
主将财产“赠送”给亲友或将财产隐匿起来，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像
穷人；再如，贫农们说，他们有些日子过得稍好一些的邻居实际上
比表面上更富有，等等；工作队的干部们而且还要对付政府政策上
的变化，诸如这个月说“地主”的界限要放宽些，而下个月则要求
更严格些。有时候，他们还要在自己的良心和政府政策之间取得平
衡，不管他们实际调查结果如何，政府至少含蓄地下个指标，要求
在村里一定要划定若干比例的地主名额。作为经历如此遭遇的后果，
有些干部政治上被毁了，或是心理上垮了，而不是在革命斗争中锻
炼得更坚强。①
阶级成分划定后，土改中的“斗争阶段”也就开始了。最坏的
地主——其中那些曾犯有残酷剥削和虐待佃户罪行的人被称为“恶
霸”，另一些人则称为“土豪”和“反革命”——被带到村民大会
上。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村民们开始控诉，有时候是殴打（有时甚
至打死）这些从前的地方精英。通常刚开始时，村民们不太愿意以
这种方式批斗地主，或许他们与地主有着血缘或个人情感上的联系，
或许仅仅是出于对这些从前村里的头面人物的尊重，有时则是担心
有朝一日地主会重新掌权。有时基层工作队不愿积极消除农民的敌
意，必须由上级向他们施加压力，以推动农民们参加阶级斗争。一
旦阶级斗争的冰盖被打破，当地积极分子（通常是一些活跃而有政
治抱负的年轻人）便开始出面带头斗争地主，大量的批斗常常随之
而来。在酝酿对这些前地方精英发起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试
图摧毁农村中这些地方精英传统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看来在很大程
度上共产党取得了成功。①
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摧毁中国农村中传统权力结构这一政
治性的任务才是土改的主要目标，然而，在农民看来，土改的主要
目标则是经济性质的。绝大多数贫农参加土改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
望。在对地主（激进政策时期还包括富农）进行剥夺后，其绝大部
分土地，连同由传统组织如家庭、寺庙所拥有的全部土地，被重新
分配给穷人。这一分配通常是经过谁是真正的穷人以及谁需要多少
土地的激烈辩论之后进行的。如此重新分配的结果常常是村里每户
人家都拥有一小份土地：中农们保有其曾经拥有的土地，地主（那
些幸免于被打死和被处决者）留下与中农相当的财产，富农（至少
是在“维持富农经济”政策时期）被允许留下其大部分土地和牲口，
贫农获得与他们从前曾经租耕的面积相当的土地（实际上常常就是
其过去耕作的同一地块），雇农获得与贫农一样多的土地。②不过，
土地重新分配是以村为单位，而不是几个村子在一起分，因此，一
个富裕村里的贫农最终可能获得比另一个贫穷村里的中农更多的土
地和粮食。
互 助
20世纪50年代最初几年里流行的官方口号是“发家致富”——
鼓励个人享受土改的成果。但是，绝大部分贫农几乎没有致富的现
实希望，至少在近期内如此。的确，他们不必再为其耕作的土地缴
纳地租，但他们仍然要为其产品纳税。在50年代早期，虽然税收政
策也同其他政策一样有很大波动，各地干部收税方法也不尽相同，
但是农村总的税收负担要比在旧政权下为重，尽管税收负担比过去
要均匀得多。①虽然贫农在纳税后的盈余比在旧制度下交租后的盈余
要多些，但他们仍穷；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贫穷的一部分原因是要
为其耕作的小块土地交租；同时，也因为贫农在经济、社会及个人
方面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他们缺少农具及牲口，以便
能够有效地耕作其土地，同样更为经常的是他们缺少信誉，借不到
钱来改善其农业生产或者帮助家庭渡过难关。被困于不幸境地而难
以脱身的穷人们还常常因为他们不能适应在村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亲
情关系网，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的，而使他们逐渐疏离传统上将村
邻们联结在一起的良好情感这一纽带。有些人的贫困则是因为家中
缺少强壮的劳力，或者是因为缺乏从事有效劳动所需的技能、积极
性、纪律。②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只靠简单地重新分配村中的土地就能解决
的，而有些问题甚至因为土改而变得更糟了，例如缺少农具和牲畜
这些有效耕作所需的最重要因素，土改后农村中为购买农具和牲畜
提供信贷的来源几乎完全枯竭了。过去，主要的信贷来源是本地地
主和富农的高利贷（提供信贷实际上是他们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虽然利率可能会因为借贷人之间有着良好的私人感情或者借款人处
境非常艰难而有所降低。土改后，只要利率适中，私人借贷在法律
上仍然是许可的，但是即使那些富裕农民有钱可以出借，他们也不
愿意这样做，因为借钱极其明了地显示了一个人的财富。而在新社
会，这是一桩危险的事，因为新政府没有明确保证这些借款将来必
须偿还。①在这种情况下，穷人的农业生产和可支配收入都停滞不前，
贫农和富裕农民的不平等状况依然如故。有时，这种差距甚至扩大
了，以至贫农由于没能靠新获得的土地生活而开始成为富农的雇工。
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不可能向村民们额外提供更多的土地，
以及至少在目前，也不可能增加资本数量，所以政府主张采取建立
互助组这一解决办法，据认为这一办法可以较好地利用有限的生产
资源。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温和的革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民
们被建议以传统的合作形式为基础建立互助组。在此之前，邻近的
家庭已经习惯于根据亲情关系组成小组，在收种等农忙季节里合作
安排农事。起初这些新的互助组约由三五个过去农忙时曾经互相帮
助的农户组成，它们基本上是旧式互助的翻版，主要的区别在于新
式互助组的劳动交换较之过去的互助形式有更为正式的记帐程序，
并且全年可进行换工。②
扩大劳动交换的一大传统障碍是如何才能确保平等互利。例如，
如果一个家庭比另一个家庭有更强的劳力和更好的农具，那么为什
么这个家庭的成员要在邻居的田里花上一天，而换取的只是其邻居
带上其较粗陋的农具用较弱的劳力所作的较低质量的一天劳动呢？
过去村民们解决或避免此类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将合作互助范围限
制在一个相互间有着紧密的亲朋关系、家庭条件大致相当的小组里，
以促进相互信任；办法之二是将劳动互换范围限制在某些易于监督
管理的特定农活上。但是，如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能对每家
每户就某一共同事业所作贡献进行客观估价，如果有个制度能保证
每个家庭都承担起应作贡献的份额，那么参加合作的户数将增加，
劳动交换的数量和质量也将提高。这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助于改
善那些进行互助合作的农民的生活。
因此，尽管在共产党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早期互助组与传统的劳
动交换小组很相似，它还是有两点重要的革新：一是有一个官方指
定的领导人负责管理互助组，二是以“工分”制来记录每一个组员
的贡献大小，并根据“工分”计算报酬。一旦有了这两项革新，地
方官员就可以推动互助组扩大范围，互助组规模变得更大，而且由
只在收种季节合作发展到全年合作。
不过，扩大互助组规模和功能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农村传统的生
活架构，从而引起紧张和冲突。互助组成员的范围愈是超出邻居和
亲情的小圈子，据以维系组中成员相互信任与理解的纽带也愈是脆
弱，对于合理的领导、劳动分工、生产计划等的意见也愈难达成一
致。简迈尔达尔曾采访过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这样描述了那些困
扰着他的羽毛未丰的互助组的冲突：
互助组中有八户，我们拟定了一个时间表，今天为这家、明天为那家干活……。但是，
制定这样的时间表并非易事，为此有着许多争吵。李仲银（音）争吵得最厉害。他总想占
先，因为谁先耕种常常是重要的。结果我们同意轮着来，可他从未满意过。①
互助组越大，组员们拥有资源的种类也就越多，互助合作的潜
在利益也越大。但是同样，互助组越大，那些拥有较好农具和耕作
技术以及具有较高工作热情的组员们就越有理由担心他们是在贴补
那些生产能力差或者懒惰的组员。政府官员们不得不一再向村民们
施加压力（这在有些地方更为成功些），以抵制所谓“将找将、兵
跟兵”的倾向，即家庭境况较好的农民之间组成互助组，他们排斥
家境较差的农民（不过，富农被排除在互助组之外，政府将互助组
作为孤立他们的一种手段）。互助组规模和多样性的扩展为组内长
期不断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互助组内工作种类的增加也可能引发持久的冲突。组员间的劳
动类别越是不同，越是难以确定每一种劳动的相对价值，对于每个
人的劳动究竟应得多少报酬的潜在争议也越大。迈尔达尔曾采访过
的那位农民说道：
当劳动互助组的头头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天总有人说“你不公平”，例如有
时候某人会嚷着“该轮到我了，你没看到我田里的草比他田里的草多得多吗？草可不会轮
流长。如果今天你们不为我除草，那我可就苦了。”后来，我们选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对
付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正如我所说，这不容易……，怨怒和争吵有的是。①
要是互助组规模扩展慢些，要是组员能看到他们能从政府所曾
寄望的生产的扩展中明显得益，这种紧张便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然
而，在对互助组进行了数年相当谨慎的试验之后，到1953年末，政
府开始加快建立和扩展互助组的步伐，而这种扩展只给农民带来了
一定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建立互助组并非单纯是为了更好地控制
他们以便从农村获取更高的农业剩余去支持城市重工业。②
获取这种农业剩余的办法是1953年秋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
这一制度取消了农村中独立的粮食市场。粮价由国家规定，每个地
方都有交售公粮的指标。向每个农户下达这样的指标是不可能的，
但对于像互助组这种规模的团体则是可能的。因此，要求每个农户
都加入互助组也就势在必行。在农民们看来，互助组已成为社会控
制的工具，用以强化贯彻政府以极低价格获取农民辛劳所得粮食的
意图。这个办法很有效，到1954年底，有许多地区报告缺粮。①
当农民不仅发现他们要在一个新的组织里与那些他们曾不愿与
之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劳动，而且发现他们辛劳所得的收入也
在减少时，他们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这时他们不满的焦点常
常不是共产党政府，因为至少在终于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前
贫农中间，新政府拥有很大的合法性。此外，新政府也太过于强大，
难以向其公开挑战。这样一来，经济窘迫的压力造成的常常是互助
组成员之间的争执。正如上文引述的那位农民（他自己就是个互助
组领导）的话所示，争吵的矛头常常指向互助组领导和记工分的方
法。“大家总是不满意，总有人指责你不公平和偏心眼儿”。②对领
导和工分的争吵将始终伴随农村向更高级的集体化组织过渡的每一
新的步骤。
农村确实在向更高程度的集体化迈进。不管普通农民是否认识
到这一点，互助组只不过是走向彻底集体化的准备。
①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请看林耀华：《金翅：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杨庆堃：《共
产主 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
① 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对中国一个县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施坚雅：“中
国 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亚洲研究杂志》第24期（1964—1965）。
② 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第22页。
① 莫顿弗里德在《中国社会的组织》一书第99—134页中提供了有关这些忠诚方面最系
统的分析。
② 有关这方面的权威的社会学研究，请看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家系组织》。
③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就有不少人论述这种差别，如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
过渡 初期的中国乡村》；威廉欣顿：《翻身：中国乡村革命的证据》；伊莎贝尔和戴维克
鲁克： 《一个中国乡村的革命：十里店》、《十里店：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莫顿弗
里德： 《中国社会的组织》。
① 参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04—109页。
② 关于这种复杂情况的分析，见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
③ 理查德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2—80页。
① 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问
题 的报告”，见《刘少奇选集》，第29—47页。
② 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
① 见欣顿：《翻身》，第479—508页。毛的这一讲话发表于1948年4月1日，在《翻身》
一书 中录有其摘要，第486—487页。
② 关于该地区土改详情，请看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
力 （1949—1956）》。
③ 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第29—30页。
① 目击者关于诸如此类错误的陈述，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以及杨庆堃：《一
个向 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31—152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戏剧性事例之一，见欣顿：《翻身》，第364—368页。
① 见弗朗兹舒尔：《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31—437页。
② 关于各地实际土地分配差异的例子，见欣顿：《翻身》，第592页，以及杨庆堃：《一个
向共 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46—152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
第61、 90页。
① 这至少是杨庆堃在《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里的结论（第155—157页）。
这 一时期税制的详细论述见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02—143页。
②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辛格森昂格尔：《陈村》，第52页。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47—250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
初期 的中国乡村》，第163—165页。
② 见威廉欣顿：《身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第76—93页；维维恩舒：《过渡
中的 农民的中国》，第153—191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
第 203—214页。关于共产党时代之前的互助，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
117— 12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②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85，195—245页。
① 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
第 138—142页。
②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社会改造（1955—1963年）
集体化
在农村中建立互助组的方法预示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首先是
声势浩大的宣传，以使农民确信新农业组织形式是自己的长远利益
所在。然后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新形式
与农民过去所习惯的形式只是稍有不同，而且显然符合许多农民的
最大利益。接着是那些控制着农村经济命脉的国家机构的转变——
这种转变使得农民如果抵制加入新组织，他们在经济上就将处于不
利地位。同时，新组织也朝着有利于国家把农业剩余输往城市工业
的方向发展。许多农民对此感到气愤，但并没有直接抵制，因为绝
大多数农民在还没有完全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发
现他们被以隐蔽的方法置于一种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