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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态学的集体农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时，其社会
主义改造的尝试最为成功。当他们确实试图解体一些传统社会生活
的基本模式，尤其是当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
果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大体上保留
这些模式。
所以，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传统家庭仍是最重要的道德、感情
和经济表现形式。血缘关系仍是父系的，家庭住地仍是父家的，而
且家庭仍是夫权制。老人仍与成家儿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儿子们
仍然承担着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而且实际上至少在一般情况下都
屈从于他们的权威。几个已婚儿子及其家庭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同
一个屋檐下，并吃同一锅饭，这样的大家庭至少在一些地方甚至比
过去更为普遍，而且由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可能出现这
样的情况：一对年迈夫妇至少有几个已婚的儿子，他们住在邻近的
独家小院，但仍常常地陷入瞻养父母和在经济上互相合作的关系中。
把出自同一个祖先的数百家纠合进一个正规组织的共同宗族已
经成了历史，他们共有的财产和祠堂都被共产党政府没收了，而且
他们的权威遭到压制。但甚至在共产党掌权之前，这种家系组织就
已开始衰落。①然而，即使在今天，远亲关系在由“感情”形成的特
别的人际关系网中也还起着重要的加固纽带作用，正是这种关系网
构成了各种地区联盟和合作的模式。
进入80年代后，最具社会破坏性并且令人不满的、政府要改变
社会生活的尝试是它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过，要
评判这个计划的效果仍然为时过早。发生在农村家庭中的大部分持
久的变化并不是由于政府直接的压力，而是由于农村生活中不断变
化的机会结构而逐步产生的。父母包办婚姻不再多见，部分原因是：
年轻人在学校或生产小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未来的配偶。妇女在家
庭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现在她们的田间劳动具有了更重
要的经济价值。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欢迎；而且
这些变化还不足以强烈和迅速到严重冒犯老一代的程度。一些年轻
人确实希望农村家庭生活中发生更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她们
的负担只是有稍许的减轻。虽然她们希望减轻负担，但是她们似乎
并没有形成能系统地促进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组织形式。
因此，无论好坏，毛在20年代发现的束缚农民的至少三条“极
大的绳索”，现在仍然粗壮而牢固。旧的政治权威的束缚已被解放，
但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新束缚。家庭生活的束缚仍然很紧。而且妇
女仍然束缚于丈夫的权威。第四条绳索——传统宗教的束缚又怎么
样了呢？
西方对这个题目研究得很少，尽管作为官僚体制下政治秩序的
神圣化身，旧神的许多权威似乎已经消失。大的神庙（就像台湾农
村中常见的那些）都消失了。不再有为纪念这些圣物而举行的繁杂
而豪华的公众庆祝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试图用崇拜毛来
代替崇拜传统的神。但对毛的狂热崇拜失败了，而且官方的政治性
庆祝在农村几乎没产生多少感情上的共鸣。然而，农民神圣的祖先
仍受到纪念和崇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或藏起来的祖先牌位现
在又被重修或找了出来。农民仍然庆祝用以纪念祖先和维护其子孙
团结以及他们家庭命运的主要节日。尽管萨满教僧和占卜算卦者已
被取缔，但政府在70年代末就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仍在从事“封建
迷信”活动。①至少还有一些鬼怪，作为由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人所
引出的代表险恶、异族和非理性的传统象征，尽管是非法的，但似
乎仍然没有消失。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页的统计曲线表明：从1956至1958年粮食产量大约增
长50％， （当然，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陡降，随后在60和7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回升），同
时，中国的人 口大约也增长了同样的百分比。
① 陈月芳、张百川和余团康：“小学生的志愿和学习兴趣一览”，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
人类 学》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号，）第145—158页；蓝成东和张崇
举：“当 年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和爱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览”，译文见同一版本的《中国社会
学和人类 学》，第159—169页。
② 这是帕里什和怀特的观点，见《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页。
① 见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191—196页。
① 理查德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载《清风》第110－196、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