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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并没有得到大力推行，所以，它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基本结构没
有产生深刻影响。农民还像共产党上台之前那样结婚、生育和抚养
孩子。
新婚姻法以“自由选择伴侣……及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
保护”为基础，其主要前提是这样一个原则：婚姻是通过两个平等
个人的自由选择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而不是由双方家庭一手包办，
根据家庭的整体利益安排子女的婚姻。尽管根据新的婚姻法，婚姻
由男女双方自己作主，但实际上，在订婚时父母的意见仍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与20世纪初相比，子女在选择配偶上逐步获
得了更多的发言权。1949年以前，由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常常是
新郎新娘直到举行婚礼那天才得第一次见面。不过，在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父母对婚姻安排的控制明显地减弱了。现在，
即使有时父母主动为子女安排婚姻，通常也是事先与结婚双方商议
过的。青年男女通过一块儿上学或在同一个生产单位劳动，互相了
解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常常自己向对方表露爱慕之情，尽管随后
的发展仍将受到父母的极大影响。这些变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样一个事实，即婚姻基本上是家庭之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
结合。①
新的婚姻法也以“两性权利平等”为基础，不像那些使妇女明
显地从属于男人的传统习俗。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妇女的地
位仍明显低于男人。婚姻仍是男方的事，女人“嫁进其夫之家”（通
常意味着嫁入其他村子）并有义务为其婆家的幸福做贡献。所以，
儿子仍然比女儿更得宠——生儿子称“大喜”，而生女儿是“小喜”，
因为把女儿养大后，她将为别人家服务。在家里，妻子的地位明显
低于丈夫，实际上也低于公婆。尽管妇女像在传统时代一样，经常
最终设法在家里获得不少的非正式权力，但最后的决定权仍在她丈
夫或许甚至是公公手里。
虽然1949年后的30年，农村妇女的生活确实有了一些改善，
但这些改善并没有产生或导致传统的父系家长制的根本改变。当妇
女在社会主义改造后被迫下田劳动时，她们获得了一些地位。现在，
她们挣得的工分是家庭收入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妇女在经济上变
得更有价值，新郎家付给其未来的媳妇家的聘礼也有所增加。在家
里，男性家长的专断统治似乎有所削弱。然而，妇女去集体农田劳
动得到的工分总是比男人少一些，她们的收入没有分给她们自己，
却给了她们全家，除了做农活外，她们还要做所有的家务活。此外，
农村绝大多数干部是男人。生产队一级唯一的妇女干部通常是妇女
队长。如果丈夫把妻子打得很严重，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丈夫现
在可能会受到惩处，但丈夫打老婆的事情仍然常常发生。人们认为，
丈夫的性不忠远不如妻子的性不忠那么严重。①
家长制的持久性从根本上在为它的成员、尤其是病人和老者提
供福利方面将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当老夫老妻无法养活自己时，他
们的儿子和儿媳将照顾他们。反过来，当儿子和儿媳工作时，年迈
的父母会照料他们的孩子。因此，大家庭的古老理想又复活了，在
这种家庭中，已婚的儿子和他们的家人将共同生活在一个年迈的家
长的权威之下。像过去一样，这种理想在大多数家庭只是部分地实
现了。最常见的模式是：老两口与他们已婚的儿子之一（通常是长
子）住在一起；其余的已婚儿子在离父母的房屋非常近的家中各自
居住。②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在经济状况改善了的今天，与1949年
以前相比，有更多的家庭生活在大家庭的传统理想之外。③
在社会主义农业体制下，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应受到“五保”
的保护：保吃、保穿、保住、保医疗保健和丧葬费用。每个生产队
都应从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以支付贫困老人的上述费用。不过，这
种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仅几个老人需要五
保，因为绝大多数老人有其子女照料。尽管政府规定他们应受到很
好的照料，但是许多农村老人得不到任何一个已婚儿子的照料，他
们生活在可怜贫穷的境地。①
随着70年代末农业的非集体化，依靠五保的农民的情况甚至变
得更加不稳定。新体制的一些条例规定：应当保证老、弱、鳏、寡
和孤儿的生计。但由于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失去了对农民家庭的许多
权力，谁能保证这样的社会福利计划最终能有充足的资金呢？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极为关注维护传统家长制家庭的完整，这
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正当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新阶段似乎正给农村
带来繁荣兴旺之时，政府开始通过强有力的行动打破这种完整，这
就是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到60年代中期，政
府开始做出巨大的努力以限制农村地区家庭的规模（计划生育运动
于50年代中期在城市开始，但在大跃进中被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条所
中断）。有一些迹象表明：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赞成限
制生育。良好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要求妇女下地干活更
增加了她们照料大量孩子的负担。由于跳出农村的机会受到限制，
由于用于集体生产的土地不会有什么增加，生许多孩子将给家庭带
来经济负担。但限制家庭规模的一些倾向被生儿子的重要性所抵消。
大多数家庭宁愿有两个儿子，以便能至少保住一个，与他们一起生
活、共同工作并在晚年照顾他们。但起码至少要有一个儿子。②
在70年代初期，由于促进计划生育的政治和技术手段变得相当
发达——国家和省级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直接对基层干部（大部分
是男性）施加压力，干部有权对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实行物质制
裁；避孕方法更加有效，并且形成了由当地卫生所发放避孕用具的
更完善的网络——农村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官方有关家庭规模的口
号是：“一好，二足，三多，四超”。不论是出于遵守政府的政策，
还是（更可能是）出于对经济收入的考虑，大多数家庭至少部分地
遵循了这个口号，不超过三个孩子，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两个孩子，
特别是如果这两个都是儿子时。但是如果一对有三四个女儿而无儿
子的夫妇继续生育直到有一个儿子时，农民、甚至当地干部中也很
少有人反对。
不过，到70年代后期，鉴于众多的人口给中国现代化造成的潜
在困难，中央政府迅速实施了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厉政策。
在许多地区，政府全力对付那些违反新政策的人。事实上还有这样
的报道。怀孕达八个月之久的妇女被强迫去做人工流产。也有迹象
表明：由于父母担心出现年迈时没有一个成家的儿子在身旁照料的
悲惨结局，溺杀女婴的事件开始急剧增加，尽管这个关于家庭规模
的残酷政策在整个80年代中期一直实行，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是
采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来执行的。①
邓小平政权的改革大大拓宽了农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范围。除
了允许更多地利用当地市场因素外，这个政权还放松了许多毛时代
非常苛刻的政治约束。大多数地主和富农“摘了帽子”；也就是说，
为他们消除了阶级成分的政治污点并允许他们作为全权公民参加当
地活动。②在日益武断的阶级斗争概念下进行强暴的政治改造的时代
已经结束，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一去不复返了。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的计划也结束了，从而去掉了压在农村和城市人民肩上的一大
负担。但是，在农民生活的有争议的最重要方面，即家庭生活的性
质中，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
① 于尔根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笔记（1976—1981）”，《亚洲研
究杂 志》第41卷第2期（1982年2月），第264页。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72—273页。
② 同上，第276—279页。
① 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第264—265页。
② 有关照顾老人的安排的详细研究，见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
与共 产党革命》。
③ 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的译文见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
庭》， 第221—226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页；朱迪思斯特西：
《中国 的家长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
玛杰里 沃尔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②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页。
③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卷第1
—2期 （1983—1984秋冬季号），第32—45页。
①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页。
①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1
页的描述。不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 （《亚
洲研究杂志》第44卷第4期（1985年8月），第785—792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 发生
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代表性。
② 根据《北京周报》（1980年1月21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曾
有不 下400万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万“死不改悔的分子”。
结 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
刺性现象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
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
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
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
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
1978年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
量几乎没有增长。①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
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物质利益：良好的
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况。
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
生活改善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年历史的结果是：
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
的经济进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
项运动，那么他们也会记住60年代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府为创
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而进行大错特错的尝试，其结果是：如
此众多的人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他们也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自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他们得为集体的事业多工作多少小时，妇女
如何不得不离开家庭去干农活，而且农闲季节如何不得不献身于集
体举办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他们会惊诧：从额外的劳动中获得
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给城市，又有多少浪费在错误指导下的农业
规划中。
然而，总的来说，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一代有更多的感激。中国
共产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代价是限制城乡之间流动。年老一代的
许多农民，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本地的村社，对能否迁到城市不太
关心。但年轻的农民，特别是当他们从报纸和收音机以及现在日益
增多的电视机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们可能感到沮丧。1979
年在一所农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仅6％的学生想当农民；在
一所城市小学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0。5％的学生想当农
民。①随着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日益增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意识到地
区之间和乡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而且来自较贫困地区的那些人会
惊奇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平等。
不过，从大部分农民的观点来看，政治领域的好坏比例比经济
领域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更为含糊不清。现在农民不必像在30年
代和40年代那样感到害怕，那时，他们常受到当地恶霸地主的胁迫、
凌辱和剥削，或受到土匪恶棍的抢劫盘剥，或被入侵的军队杀死。
共产党政府给他们带来了至少比那时多的秩序和稳定。土改期间，
共产党把贫农和雇农组织起来参加群众运动，打倒当地农村最大的
剥削者。尽管中国共产党相继剥夺了农民协会的权力，但它仍继续
组织贫下中农，至少让他们讨论如何处理当地事务。虽然新体制一
点也不民主，但贫下中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式、更有组织地参
与决策，管理当地的村社。②
此外，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几乎全都来自他们管
辖的相同的乡村或小村庄。他们容易受到邻居和亲戚的各种非正式
的社会监督，甚至在他们因有腐败迹象而受到上级领导的审查时，
也是如此。尽管有这些缺点，村民们还是有了比革命以前更负责任，
而且总的说来更诚实、更守纪律的本地领导。正是这样一种体制，
可能使村民对日常生活的集体监督意识比以前更多了。
但不管本地干部对村民有多同情，他们只有受到上级党的领导
的严格审查后才被提拔，并仍受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机构的巨大权力
的支配。由于政府不断改变其政策，对农民来说，这样的政府似乎
是危险的和反复无常的。传统上，农民学会躲避政治，让本地名流
调解纠纷和维持秩序，并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但是，现在中国的
政治与他们息息相关。50年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大规模的饥荒；
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想法，政治运动毁灭
了他们的前途，有时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尽管政府的宣传充斥农村，试图为它的政策辩护，并给农民一
种参与了超越他们本地地区界限的政治事业的感觉，而且把以下作
为其最大目标：试图从根本上将农民意识改造成新型的“社会主义
的”思维方式——但农民的心态在许多方面对政府政策持怀疑态度，
并且仍然紧密集中于村社和家庭生活。可以肯定，一些农民，例如
当地党的干部和复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比起其他人来受到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更系统，因而有时会使他们
对自己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有一点粗略的了解。年轻一代，其中大
多数到现在已至少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对政府意识形态的基本
信条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但是，甚至连这些人最关
心的也仍然是农村生活，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
制下，他们几乎无望离开农村，因此，也无法直接参与更广泛的公
共事务。
中央政府仍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但强大的实体。这里所叙
述的30年历史中的某些时期，至少对贫下中农来说，政府似乎是一
个本质上仁慈的、包含着一个几乎神圣的道德承诺的实体。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