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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信，我将它装入信封，贴上朱晔给我的地址，然后下楼来到街上。我把这封信投进了路边绿得发亮的信箱里，这时已经是九六年五月了。
第一部分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
早就听说过岳子清家的琴会，就是招集一些人去家里，岳子清当众弹奏他新打的谱，有时候他也弹自己写作的琴曲。所谓的“打谱”就是把古琴曲“翻译”成现代人可以弹奏的简谱或五线谱，因为流传下来的古琴曲乃古人所作，记谱方式与今人不同。这些关于古琴的皮毛知识我还是和苗苗交往以后才知道的，先不去说它。
岳子清家的琴会不定期，两三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年一次，得看岳子清的心情和工作状况。被邀请的人大多是南京文化圈里的一些人物，另外老外和美女也是少不了的。江北随岳子清学古琴，因此每次琴会必到，东文的那帮朋友也都参加过琴会。关于琴会江北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我因为完全不懂，他自然不会和我聊古琴，只是说美女很多，看得他心里痒痒的，但又不便结识，因为“岳老师是一个在这方面很严肃的人”。江北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不是也想去听琴会。他不问，我当然不好主动要求。
我是三月底送走朱晔的，五月份她从新加坡给我写信，我的回信也是五月。
信寄出后不久，五月尚未结束，一天江北突然问我：“明天岳老师家有琴会，你想不想去听听？”
我愣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
江北又问了一遍：“要不要去岳老师家听琴会？”
我说：“去去，那就去听一下吧。”
于是江北告诉了我岳子清家的地址（东文校园内的某楼某室）和琴会举行的时间。
第二天，我约了老冉，一起去岳子清家听琴会。我们准时到达岳子清家，进门后才发现来早了，客厅里正在布置。一张长沙发横放在客厅中间，沙发前后放置了好几排椅凳，在这些“座位”的对面，客厅前部空出一大块。两个人从里面的房间里抬出一张条状的桌子放下，估计是琴桌。琴桌上面自然放着古琴，古琴上覆盖着一块花纹古意的丝绸。琴桌后面的圆凳显然是岳子清的座位了。
琴会开始时客厅里的座位都坐满了，不少人站在后面和墙壁的两边。弹奏前熄了灯，岳子清划着火柴点燃了琴桌上的一根大蜡烛，嘈杂声顿止，古琴声扬起。直到这时我才放松下来，身体不动，面朝烛光和琴桌，目光开始四顾搜寻。
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见苗苗，她待在房间里或者出去了，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当然我也没敢细看，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看了一下，看见很多的座位，很多的人。此刻大家各就各位，一概屏息凝神地正襟危坐着，光线虽然昏暗，但挨个搜索起来还是挺方便的，不久我就发现了苗苗。她并没有朝向琴桌而坐，而是坐在我右边靠墙的一张椅子上，椅子的方向和我所在的沙发呈直角，中间隔了四五个人。她冲我们这排而坐，脸转向前面的琴桌。苗苗的边上，还坐了一个女孩儿，两个人共用一张椅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发现苗苗后，我心定了许多，也慌张了许多，我的身体一动不动，眼睛的余光却始终看着苗苗，乜斜着她那亦幻亦真模糊不清的身影。客厅窄小，岳子清的弹奏有如雷鸣，我却听而不闻，古琴的高妙和扣人心弦在我自然也毫无知觉，听了也就听了。
弹奏完毕，岳子清示意开灯，和苗苗坐在一起的女孩儿拉开灯——灯绳就悬挂在她身边的墙上。灯亮的一瞬间，我看见苗苗保持着倚靠在墙上的姿势，双眉间出现了一道竖起深纹。随后，她的表情就开朗了。大家把桌椅搬回原处，苗苗和那个女孩儿也站起来，走进厨房里烧开水泡茶。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苗苗显然看见了我，她的脸上浮现出亲切的笑容。我注意到她拿着茶壶的手，指甲长长的，手指头有些发红。苗苗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转过头，她侧面的那只眼睛细长上挑，眼角几乎伸进鬓角里去了。那眼睛满含笑意。唉，一年没见，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令我心动。
餐桌被搬回原来的地方，四周摆放了椅凳，一些人坐过去，边喝茶边聊天，聊的内容自然是岳子清今天的弹奏以及古琴。岳子清陪着竞相发表高论的男女，笑眯眯地听着，不怎么说话。另一些人则站在客厅里，三三两两地交谈着。
一个看上去很风骚的女人走到我的面前问：“你就是徐晨？”
我说：“是啊。”
她说：“我在德国的时候，看见书店里有你的《华灯初上》卖，你知不知啊？”
我说：“是吗？我不知道。”
我和那个女人说话的时候，身后房间的门开着，里面传出男女笑闹的声音。我听出了江北和苗苗的嗓音，很想过去看个究竟，正好老冉站在我旁边，风骚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点头。趁女人把目光转向老冉，我转身进了里面的房间，苗苗、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儿，还有江北，三个人正蹲在地板上摆弄什么东西。
第一部分从初识苗苗到今天的遭遇
我居高临下，看得很真切，原来是一块化石。真是巧了，前两天我去地质研究所看一个展览，展厅旁边的小卖部就有这种化石卖，当时我还特意看了一眼，记得是狼鳍鱼化石，该化石分布于侏罗纪晚期的地质层中。
我说：“这是狼鳍鱼，生活于距今一亿三千万年前的地质年代。”
苗苗抬起头来，说：“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说：“我本来就知道嘛。”
苗苗说：“江北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呀？”
说的也是，江北以博学多闻著称，他不知道的事情我竟然也知道！幸亏那天我闲极无聊，又恰好路过地质研究所，那儿正在举办中华史前古生物化石展览，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这样的事，按我的性格通常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我没有对苗苗说这些，我只是说：“不就是一块狼鳍鱼化石嘛。”
我觉得，从这时起苗苗看我的目光就有些不一样了。
后来她站起身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文摘月刊》，对我说：“上面有你的一篇文章，你知不知道呀？”
我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我是知道的。
这是一篇关于小说写作的访谈，最初刊登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摘月刊》转载时经过了删节。苗苗将《文摘月刊》翻至刊载访谈的那一页，递给我。
这时江北说：“我们去外面坐吧。”
餐桌边上的客人已经走了一半，我、江北还有老冉在空出的椅子上坐下来，我的手里拿着那本《文摘月刊》。苗苗跟过来，站在我的身后，我翻看《文摘月刊》的时候她也凑过来和我一起看。一缕披散下来的头发蹭在了我的脸上，我在想，要是能永远这样那该有多好啊！
过了一会儿苗苗走开了，回了自己的房间。我合上《文摘月刊》，但没有还给苗苗，也没有把它放在桌子上，我把它卷成一卷，握在手上，抬起头来听大家谈论古琴。我的动作似乎是下意识的，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故意的、刻意如此的。后来我和老冉起身告辞，出门时我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
我们没有坐车，沿着一条笔直的大路向前走去，经过了大约有十个路口。我很兴奋，一点都不觉得累，不停地对老冉唠叨着（我已决定向他和盘托出），从初识苗苗到今天的遭遇，一桩桩一件件慢慢地道来，并加上自己的主观分析。老冉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着。
我对他说：“我很感激你啊，冉兄，感谢你陪我去岳子清家听琴会，感谢你陪我走了这么长的路……”
我说：“事情怎么就这么巧呢？前两天我刚好去了地质研究所看化石展览，你说奇不奇怪？”
我说：“这本《文摘月报》里恰好有我的访谈，而苗苗的手上又正好有这本杂志。”
“真是太奇怪了，”我说，“今天晚上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太奇怪了。江北早不问晚不问，正好朱晔去了新加坡，他问我要不要去岳老师家听琴会。那个女的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正好今天出现了，说我的小说在德国的书店里有卖，弄得我像个国际知名作家似的……”
后来就到了鼓楼广场，我们便分道扬镳了。
临别前我对老冉说：“以后要是有什么事，你还得帮我的忙啊！”
他连声地答应着，然后转身直奔通宵汽车站而去。
第一部分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
《文摘月刊》就放在我的枕边，它是惟一的线索，是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如何使用这本《文摘月刊》呢？我想了几天仍没有一个答案。登门送还？未免过于鲁莽。等苗苗来向我索要？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带走了这本杂志，我并没有明确地借阅，是“无意识”地带走的。《文摘月刊》在我的枕边放了一个星期，我的勇气也随着一天天地丧失。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我和苗苗的相识，之后一年再无她的音讯，难道这次也这样吗？然后我想到了向丽。
我呼了她，向丽很快回了电话。
我说：“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问问你最近的情况。”
向丽说她正在忙毕业论文，很快她就要毕业了。
我问她：“单位找好了吗？是不是打算留在南京？”
向丽说：“还没定。”
我说：“毕业之前我们总得见个面吧？我请你吃饭。”
向丽说：“好啊好啊，等我忙过这一阵子给你打电话。”
我很想马上就见到她，但没有说出口，我说的是：“那就说定了，我等你的电话。”
一周后我们见了面，向丽打车来了新华二村，聊了一会儿我领她下楼吃晚饭。饭后回到楼上，我们接着聊天。
显然向丽拿不准我的目的何在，她最可能想到的就是我想和她上床。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想法，她会同意吗？我无法知道，但我的确没有那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到无欲则刚带来的坦然。当然啦，“欲”我还是有的，但针对的不是向丽，神情之间我不免有些心虚，聪明的向丽肯定察觉到了。
卧室电脑桌的抽屉里放着三本书，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两本《华灯初上》，一本《文摘月刊》。两本《华灯初上》我准备分别送给苗苗和向丽，已经题好了字。给向丽的那本上写着“向丽惠存、留念！”，给苗苗的那本上写着“给美好的苗苗！”，那本《文摘月刊》则是打算让向丽捎给苗苗的。
去卧室取书时我不禁又看了一遍题字，觉得非常的不妥，“给美好的苗苗”会把我的目的暴露无遗的。经过一番犹豫，我只带了两本书出来。
回到北屋，我故作随意地把两本书递给向丽，对她说：“送你一本我的小说，做个纪念。”
向丽接过，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显然很高兴。
我又说：“那本《文摘月刊》是上次去岳老师家听琴会的时候向苗苗借的，你帮我还给她吧。”
我说得很轻描淡写，只说了一遍就没再说了。
向丽说：“好好，我知道了。”
她的手上拿着两本书，下意识地抚摩着，我们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向丽神情恍惚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苗苗，苗苗……”
我没敢接她的话茬，赶紧把话题转移到她的毕业论文上去了。
送走向丽，回到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觉得非常的沮丧。我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暴露真正的目标，可付出的代价却十分的惨重。按原计划我不仅要让向丽带一本我的小说给苗苗（作为对借书的感谢），而且还要让她带话，让苗苗有空来玩。可惜向丽只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苗苗收到也就收到了。在她，这本杂志可有可无，在我，却是惟一的道路和线索，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呵，我竟然就这么把它毫无意义地交出去了，除了证明我是一个有借必还的有教养的人还能证明什么呢？不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情绪很低落，躺在新华二村的那张大床上整天似睡非睡，我一直在想《文摘月刊》这件事。向丽走后的第三天，时近黄昏，我迷糊过去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醒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漾起，我翻身下地，心想事不宜迟，若是等我完全清醒了，那股力量就会消失。我不假思索或者尽量不假思索地拨通了苗苗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苗苗，她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
苗苗“哦”了一声，显得很意外。
我问她说：“向丽把那本《文摘月刊》带给你了吗？”
“《文摘月刊》？”苗苗说，有些很莫名其妙，看来向丽还没有把杂志带到。听苗苗的口气似乎也不知道我带走了《文摘月刊》这回事。
我简单地解释一番，告诉苗苗，那本《文摘月刊》我已经让向丽带回东文了。
然后我问苗苗：“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没事来我这儿玩，我的电话你有吧？”
苗苗说：“有的有的，你给过我名片。”
我正要结束通话，她又说：“我去找找看，也可能被我弄丢了。”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名片，这边，我手握听筒，等待着。突然我发现自己正在发抖，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抖得更厉害了。后来苗苗回来了，告诉我没有找到我的名片。
她说：“你说一下吧，我记下来。”
于是我报了新华二村的电话号码。
苗苗说：“记下了。”
我甚至都没有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幸亏是几个毫无意义的数字，被我机械地吐出来，这时我已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述的能力，再说下去就要崩溃了。
第一部分苗苗想来找我玩
给苗苗打电话后的第四天，她的电话就来了。苗苗说她今天没事，想来找我玩。
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正好没事儿。” 然后说好了她打车到新华二村门口，我去接她。
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夏傍晚，我站在马路边上，一辆红色的夏利靠了过来，副驾座位上坐的正是苗苗。
我为她打开车门，苗苗忙着掏钱包，我说：“我来我来，你先下。”
我躬身探进出租车，付钱给司机，然后关上车门。夏利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着苗苗。此刻光线仍然很好，我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的室外看见过苗苗，觉得很不习惯。她只带了一只装时装的那种纸口袋，正在冲我笑呢。
我说：“我们走吧，先去吃饭。”
食为先位于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我和苗苗肩并着肩，穿过车流不息的马路过了街。我之所以选择食为先，是因为那儿的生意不太好，没有什么人，说话比较方便。果不其然，就我们这一桌。我和苗苗面对面地坐下来，我点了一桌菜，但我几乎没有怎么吃。我这人就这样，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和苗苗在一起吃饭能正常进食至少也是二十顿以后的事。
这会儿苗苗对我说：“你吃啊，吃啊，你怎么不吃啊？你吃得太少了。”
我说：“我怎么没有吃？我一直在吃啊。”
这几乎成了这次吃饭交谈的主要内容，每过一阵苗苗都会这么对我说，而我总是那么答。幸亏是这样，否则的话，面对苗苗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似乎也比较内向。
苗苗也吃得不多，一桌菜基本上原封未动。后来苗苗给自己要了一个凉拌西红柿，把盘子端到面前，一片一片地夹起西红柿放进嘴巴里，那上面沾着的白糖还没有完全融化。她就这么吃了很长时间，只吃这一样。我则抽烟喝酒。半杯啤酒下去我的脸就红了，上了这层保护色后我说起话来就比较放肆了。
餐馆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一个女歌星的演唱会录像，苗苗自言自语地说：“她真漂亮啊……”
我说：“我觉得没有你漂亮。”说完直视着苗苗。
苗苗说：“不会吧，我怎么能和她比？”
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此刻我们相距不足一米，我看苗苗看得很真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那双眼睛，向外突出得很厉害，尤其是当苗苗看电视侧面对着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高度近视的缘故。这样的眼睛要是放在别的女孩儿的脸上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在苗苗这里就不一样的（我也感到很奇怪）。我觉得这双眼睛特别美，甚至感人至深。如果我这样告诉苗苗，她会相信吗？
吃完饭，我们去了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把苗苗让进朝北的小房间，她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我拉亮了旁边的台灯，灯光通过高帽状的灯罩照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