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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后做了证实性实验。1940年的1月，海森堡把一个36英尺的高纯度石墨球放进了一个大水池，探测石墨减缓中子速度的数据。只是，所得的数据否定了他的判断。他认为，石墨和普通的水一样吸收了过多的中子，因此不能在天然铀中生成链式反应。
这样，海森堡最终放弃了石墨。
实际情况是，海森堡的实验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因此，他得出的数据是错的——他的数值比费米得出的正确数值大两倍还多。
在法国被占领的前夕从法国逃到英国的两位物理学家在巴黎也曾做过类似实验并得出了与海森堡相似的数值，但他们到了伦敦可以把自己的数值同英国人得到的费米的数值进行核对，知道自己的实验是失败的。海森堡却无法进行这样的核对。他相信了错误的数值，丢掉了石墨。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德国人失去了库存的重水
德国人失去了库存的重水，但得到了重水工厂海森堡不用石墨，就只好用重水了。德国没有现成的提炼重水的工厂。而设计建设一座燃煤的重水工厂，每生产一吨重水，大约需要10万吨的煤。对战时的德国来说，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当时，世界上惟一一座能够得到大量重水的工厂在挪威。那是一座电化学工厂——诺斯克水电电解厂。重水是这家工厂为生产合成氨对氢进行电解后的一种副产品。
这家工厂建筑在挪威南部奥斯陆以西90英里处，靠近留坎的韦莫克市的大瀑布，在一个高达1500英尺的大理石悬崖下。工厂设在那里，是为了利用从一个名叫廷湖泻下来的瀑布提供水利。
德国的I．G·法本公司，在诺斯克水电厂中拥有股份。当公司得知陆军部需要重水的情况之后，就去和挪威人进行联系，愿意购买全部约50加仑，价值约12万美元的重水存货，并提出，今后愿意每月至少再定购30加仑。
诺斯克水电厂那时重水产量每月不到3加仑，战前，这足够物理实验室的小规模市场需求。洽谈中，厂方想知道，德国因何需要这么大的数量。
法本公司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
这样，这家挪威厂家既拒绝卖出它的重水存货又拒绝把新生产的重水卖给德国人。
法国研究小组也对重水感到兴趣。约里奥将德国欲购大量重水、挪威厂方拒绝提供的消息报告了法国国防部长拉乌尔·多特里。多特里立即决定为法国赢得这批重水。
一家巴黎和低地国家银行控制了这家挪威公司的多数股份，而且原在这家银行工作的职员雅克·阿里埃现在是多特里的部下。2月20日，多特里在约里奥的陪同下向阿里埃简述了情况，并要求他带领一个法国特工小组去挪威，设法弄得重水。
3月初，阿里埃化名潜入奥斯陆，并会见了诺斯克水电厂的总经理。这位法国军官刚刚讲完这批重水可以为战争服务，总经理立即做出决定，将全部重水提供给法国，而且分文不取。
重水被分装在26个罐里，很快，在一个黑暗的深夜里被汽车运出韦莫克。阿里埃小组用飞机分两批把26个罐子从奥斯陆运到了爱丁堡。
但是，一架飞机被德国的歼击机发现了。德机强迫它降落，以便接受检查。阿里埃就在这架飞机上。
不过，用不着紧张——重水并没有在这架飞机上。另外一架飞机搭载着重水早已在预定的机场降落。阿里埃也已经做出安排，重水安全地运抵巴黎。
此后，约里奥有了足够的重水。
对德国的核能开发工程来讲，这无疑是一重大损失，但没有关系。因为过了不到两个月，德军就入侵挪威，占领了诺斯克水电电解厂。他们失去了库存的重水，但得到了工厂。这样，他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重水供应。
德国人已经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约阿希姆斯塔尔的铀矿。1940年1月，陆军部从那里得到了第一批1吨经过提炼的纯氧化铀。当年5月，德军侵入比利时，第二个月，陆军部便从那里的联合矿物公司得到了60吨经过精炼的氧化铀。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德国人又得到了回旋加速器
德国人掌握了世界上惟一的重水工厂，又从比利时得到了铀矿石。它拥有举世无双的化学工厂和能干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惟一缺少的是一台可用以测定核常数的回旋加速器。但这一需要也很快得到了满足。
1940年6月，德军攻占巴黎。常驻德国陆军部的核物理专家库尔特·迪布纳尔立即赶到巴黎。他有两项使命：第一，是得到法国人从挪威运去的那批重水。第二，搬回约里奥的回旋加速器。他迟到了一步，第一项使命没能完成，众多的法国科学家逃往英国，而且将那26罐重水带走了。
不过，他想要的第二件东西还在。约里奥留了下来，他的加速器完好地呆在他的实验室里。这位法国诺贝尔桂冠获得者后来成为战争中最大的抵抗运动组织——民族阵线指导委员会的主席。这也都是后话了。
迪布纳尔和占领军军官对约里奥进行了长时间的询问，他们带来了一位翻译——沃尔夫冈·根特纳，而他恰好正是在镭研究所工作过的约里奥的学生。我们还记得，1933年，约里奥发现人工放射性时，曾怀疑自己用的盖革计数器工作是否正常，他请了一个专家对计数器进行检查，那位专家告诉他，计数器工作状态完好。那位专家不是别人，正是沃尔夫冈·根特纳。现在，他再次出现在了镭研究所。
经根特纳安排，在一天夜晚，他在学生咖啡厅和约里奥进行了秘密会晤。根特纳告诉约里奥说，德国军方的真正意图是把他正在建造的回旋加速器拿走，运到德国去。
掌握这一情况后，约里奥与妻子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不愿意看到纳粹的这种暴行，于是，通过与迪布纳尔的谈判，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回旋加速器留下来，德国物理学家可用它来进行纯科学性的实验，而约里奥，继续担任实验室的主任。
不管怎么说，德国人有了自己可用的现成的回旋加速器。
一时间，德国的核能开发工程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委员会中的风波
无所作为的美国铀委员会政府干预终于经总统的干预启动了。但事情绝非一帆风顺。
铀委员会的建立罗斯福对萨克斯讲了“看来我们需要行动”之后，叫来沃森将军，指示这位助手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沃森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很快成立了，并被称做“铀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家标准局局长、一位陆军代表和一位海军代表组成。
国家标准局1901年根据国会法令建立，负责为国家的利益和公众的福利而运用科学和技术。铀委员会成立时，这个局的局长是莱曼·布里格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在政府中已经工作了43年。陆军代表是基思·亚当森中校，海军代表是吉尔伯特·胡佛中校，两个人都是兵工专家。
当天晚上，萨克斯与布里格斯见了面，萨克斯向布里格斯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建议他和委员会两个成员同研究裂变的物理学家见上一面。布里格斯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样，萨克斯再次见了罗斯福，并说，他已经感到满意。
罗斯福认为，一切都圆满了。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样。
铀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10月21日星期六在华盛顿召开。
费米接到了邀请，但他对海军的不满情绪未消，拒绝参加会议。不过，他愿意让特勒来代替他在会上发言。
当天，一共有九个人参加了会议，除委员会中的布里格斯、亚当森、胡佛外，还有萨克斯、齐拉特、威格纳、特勒等。
会议的讨论很快接近实质。齐拉特强调了在铀…石墨系统中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他再次估计了一个铀弹可能的破坏力——两万吨TNT。这他在由萨克斯交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讲过了。只是，会上他强调了这种炸弹可能“太重而不好用飞机来运输”。这意味着，他心目中的炸弹仍然是天然铀的，而不是分离出来的铀235。
亚当森不相信什么核炸弹，不管是天然铀的，还是铀235的。他以公然藐视的态度打断齐拉特的讲话，说：“在阿伯丁，我们有一只山羊，被用一根10英尺长的绳子拴在一段木桩上。我们宣布了重赏：谁用死光杀死这头羊，我们就给他10万美元。可事情过去了两个月，至今还没有人前来领这笔奖赏。”说完，他俏皮地看了一眼那位海军同事，继续道，“至于两万吨高效炸药……一次军火库爆炸，我曾正好站在它的外面—— 那爆炸力不晓得是什么吨级，但我挺住了，它并没有把我摔倒在地……”
威格纳见亚当森对齐拉特如此地不礼貌，几次想站起来向这位狂妄的家伙抢白几句，但都被身边的特勒及时地制止了。
特勒有为费米代言的任务。他提出，要获得慢中子，就要石墨，而纯石墨是昂贵的。陆军代表从特勒的发言中听出了科学家们要钱的意思，没等特勒讲完，他就问：“这需要多少钱？”
其实，特勒并没有伸手的意思，他从正面理解了亚当森的话，以为亚当森是一般性的询问，于是回答道：“6000元……”
亚当森倒很大方，立即回答道：“那就满足你们！”当然，他话一出口，可能就意识到了这并非他的权限，于是，很快对布里格斯说：“你说是吗，局长先生……”
布里格斯点了点头。
特勒后来回忆说：“我的朋友们会下都责备我，巨大的核能事业，竟然以这区区6000元而开始了。他们至今依然不能饶恕我。”
问题是钱的问题提出后事情不但没完，反而成为亚当森向核物理学家们发起进攻的开始。他的脑子里已经预想到，核科学家们一定向公共财政发起进攻。他把特勒的发言看成是这一进攻的信号。于是，他决定反击。他站了起来，道：
“我觉得，大家预想的用一种新式武器来为国防做出重要贡献的尝试未免过于天真了。经验告诉我们，要生产一种新式武器，一般需要经过两次战争才能检验出它行还是不行。另外，重要的一点，先生们，最终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士兵的士气……”
他把这一意思进行了详尽的解释，而且看情况还要没完没了地解释下去。
这时，威格纳终于站了起来，打断了亚当森：
“亚当森先生讲述的一切我非常感到兴趣。我一直认为，武器是非常重要的，而武器是要花钱的，因此陆军才需要如此大的拨款。现在，听了亚当森先生这篇宏论，我才发现我错了。不是武器，而是士兵的士气赢得战争。而如果这是正确的，那就需要对陆军的预算重新加以考虑—— 也许，预算是可以大大削减的……”
亚当森这才知道自己应该安静下来，他喃喃说了句“这是两码事”，就坐了下去。
布里格斯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在此欧洲战争进行之际，任何对链式反应的可能性的评价都不能单纯地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而必须考虑它对国防发展的可能影响。
萨克斯在会上十分活跃。他一直站在匈牙利人一边。最后，他说：“我们不能再等下去。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因为如果说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我们有被炸掉的危险。我们必须抓住时机，我们必须跑到前头。”
会议结束后，布里格斯给总统写了报告，强调探索受控链式反应须作为一种能源加以开发。报告还进一步明确，“如果证实反应具有爆炸的特性，则可能用以制造远比目前已知的任何东西都具有更大破坏力的炸弹”。委员会建议政府对进一步研究给予适当的支持。
随后，政府决定提供4吨纯石墨，其费用从拨出的6000美元中支付。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美国铀委员会的无作为
齐拉特急了。第一次铀委员会会议后，他原本以为，一旦证明在铀裂变中放射出新的中子，就不难使别人对铀的工作发生兴趣。事实证明他的想法错了。11月1日铀委员会会议后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可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找他。一直等到1940年2月初，倒是沃森自己决定把问题重新提出来。他问莱曼·布里格斯是否有了什么新情况。布里格斯报告说，那笔为费米研究中子购买石墨的6000美元已经拨出。他指出：“这是关键性的一步——这将决定这个计划是否有实用意义。”意见十分清楚：后续行动要看那6000美元在费米那里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定。
齐拉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193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达雷姆的物理所所长、物理化学家彼得·德拜。德拜是一个荷兰公民，在德国搞研究，纳粹逼他加入德国国籍，他断然拒绝，因而被驱逐来到了美国。齐拉特从德拜那里知道了德国人在威廉大帝研究所秘密进行铀研究的现状。他理所当然地感到了不安，于是，再次到普林斯顿去找爱因斯坦。这次拜访的结果，是他们一起起草了另外一封给总统的信，并由爱因斯坦签字寄给萨克斯。这封信强调了德拜带来的坏消息。
萨克斯将爱因斯坦的信送给了沃森。沃森认为，这应该先同铀委员会研究一下。
亚当森又率先表了态：一切取决于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石墨测定实验。
沃森也同意等一等费米的报告。萨克斯进行了反驳，信呈给了罗斯福。
这次努力的结果是罗斯福的一项指示：召开另一次萨克斯可以参加的铀委员会会议。
布里格斯遵令，把会期安排在了4月27日星期六。
就在这时，出现了另一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态发展：在费米一再地催促下，明尼苏达大学的化学家艾尔弗雷德·尼尔成功地分离出了小量的铀235 。
对核物理学家们来说，铀235的成功分离本来是一个好消息，可到了布里格斯那里，它却成了一个死疔，他对天然铀的价值更加怀疑了，并在4 月9日向沃森报告说：“如果不把235与铀的其他部分分离出来，能否建立一个链式反应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此，当有萨克斯、费米，齐拉特和威格纳列席的铀委员会在4月27日开会时，委员会不理睬萨克斯全力进行的告诫，声称必须等到费米的石墨测定有了结果后再拨款进行大规模的铀—石墨实验。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玻尔在欧洲开辟另一条战线
战争大大增加了科学家的工作量。在欧洲的玻尔，除科研外，又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
玻尔的新战线1939年5月初，尼尔斯·玻尔从美国回到了哥本哈根。他一直为欧洲末日的即将来临而忧心忡忡。在美国时，朋友们曾劝他把家属接到美国来并留在那里。他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回到丹麦之后他看到了他自己决定的正确。从德国和中欧其他国家逃亡出来的难民需要他，他的研究所需要他，丹麦也需要他。
5月31日，希特勒建议用互不侵犯条约来代替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中立。丹麦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完全知道这个条约一文不值，而且带有屈辱性。丹麦自己太微弱了，欧洲列强也不会给它以强有力的保护，因此，它不能为了取得精神方面的胜利而招来一次入侵。
到了秋天，欧洲形势越发紧张，约翰·惠勒夫妇来信表示，愿意在战争期间收养玻尔的一个儿子。玻尔答应了，但把这个邀请保留到以后非如此办不成之时。
后来发生了波兰的苦难。玻尔对人说道：“我们知道，波兰的灾难任何一天都有可能降临在丹麦头上。”
1940年4月丹麦的灾难终于来临。当时，玻尔正在挪威讲学，4月8日是玻尔巡回演讲的最后一次。之后，他与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共进晚餐。玻尔发现，国王和政府官员都在为德国入侵的前景而心情沉重。饭后，玻尔登上了开往哥本哈根的夜车。
列车中的旅客都在睡觉，玻尔则根本没有睡。挪威国王的忧虑引起了他的思考。他预感到，丹麦的灾难也许立即就要来了。果不其然，途中，丹麦的随车警察敲打着各个车厢的门，把熟睡中的旅客叫醒，通知大家：德国人不但入侵了挪威，而且也入侵了丹麦。消息驱走了睡意。尽管每个人都有精神准备，但消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传来，还是让大家感到有些突然。
前天夜里，2000名德国士兵预先躲藏在了停泊在丹麦朗厄利尼附近的运煤船里。朗厄利尼，也就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