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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灾难，就是由于出了一个希特勒！就是由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他感慨万千，眼里噙着泪水。
查德威克还在等着他的回答。
他回答了：“我同意，非常同意。另外，对你，查德威克，朋友，我表示感谢……”
他紧紧地握住了查德威克的手。
此时此刻，查德威克完全能够体会弗里希的复杂心情。
事情就这样定了。
原来，当年的8月，英美两国首脑在魁北克会晤达成原子弹共享的协议，英方组成这个核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去，就是落实这一协议。
弗里希成了这个代表团的一员。
查德威克告诉弗里希：“把所有要带的东西装在一只箱子里，坐夜车到伦敦。”
就是说，只允许带一只箱子。弗里希照办了。2弗里希登上了“安第斯”号
在伦敦，弗里希只呆了一天。他和其他申请加入英国国籍的移民科学家一起，跑了有关机关，办理入籍手续，宣誓向英王效忠，领取护照，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整整忙了一天，然后又赶回利物浦。次日清早，他们乘上了开往美国的“安第斯”号豪华客轮。
带队的是帝国化学公司的华莱士·埃克斯。查德威克是副领队。
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从集中住的旅馆到码头自然需要乘车前往。但为代表团备好的车子偏偏在当日的空袭中被全部炸毁。临时到哪里去弄车辆来送他们？查德威克能够发现中子、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可弄辆车子却毫无办法，因此急得团团转。华莱士·埃克斯只好把重担挑起来。他到底是开公司的，最终，他把难题解决了。他弄到一辆丧葬用的黑色面包车来送人。如果另外的一辆拉行李的车子不是灵车的话，人们未必能够看出那辆豪华的黑色车子是一辆丧葬车。可惜，它是灵车。华莱士·埃克斯本想搞到一辆别的车来运送行李，以掩盖那辆丧葬车的真实身份，但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时间不等人哪！他只好要大家“将就”了。
“安第斯”号上没有多少乘客，弗里希一个人就占了一间拥有八个床位的客舱。
“安第斯”号没有军舰护航。轮船取“S”路线前进，躲避敌人潜水艇的袭击。3代表团到达美国
“安第斯”号在纽波特纽斯进港，代表团上了岸，改乘火车去里士满。
一下船，代表团就置于格罗夫斯派来的保安的保护之下。
美国也在打仗，但给代表团成员突出的感受，一是安全，二是豪华。在伦敦、在利物浦，在英国的所有地方，人们一直是“身临其境”——战争之境。来去匆匆，必须随时准备进入防空洞，提心吊胆……这里全然不见那种景象，全然没有那种气氛。人们照旧坐在咖啡店里悠哉悠哉品尝着咖啡的浓香，照旧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遛狗……光亮最为刺激，在全英国，为了对付空袭而实行着灯火管制，在这里，霓虹灯却在整个市区闪烁，灯红酒绿，流光溢彩。橙黄橙黄的橘子像金字塔般堆着，奶酪在柜台中摆成了长龙……
代表团成员们的精神个个自然松弛了下来。
他们在华盛顿进一步领略了这种安全和豪华。只是，从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拧紧工作之弦。格罗夫斯派人给他们上了保密课。
接着，他们分做两批，一批去了纽约，一批被送往洛斯阿拉莫斯。
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的有詹姆斯·查德威克和奥托·弗里希等，共有五人。
和风习习，阳光明媚。越过层层由铁丝网缠绕的栅墙，车子向一幢“T”型的小楼驶去。远远的，英国人就看到一群人等候在那里，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子，嘴里叼着一只很大的烟斗，头发像军人那样，剪得很短。
车子停在那群人前，大家下了车。就听那个叼烟斗的人说：“欢迎大家来洛斯阿拉莫斯，请问尊姓大名……”说着，他与詹姆斯·查德威克和奥托·弗里希拥抱在了一起。
三个人亲昵地呼着对方的名字：
“詹姆斯……”
“奥托……”
“罗伯特……”
他们在英国时是老朋友，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也在“安第斯”号上
代表团乘坐的“安第斯”号，不要军舰护航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是为了安全。由于海军兵力不足，许多客轮已不再由军舰护航。而德国的海军力量也是不足的。这迫使他们在海洋里不得不对进攻的目标有所选择。武装舰艇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货船。客轮他们一般是不理睬的。费很大的劲，打掉一艘客轮，死几百人，还受到谴责，不合算。在此情况之下，如果对一只客轮进行护航，那就无异于向敌人表明它十分重要，从而反会招致危险。
另外一项措施就是严格地保密，客轮上的特殊乘客的行踪不能被人知晓。
对“安第斯”号的航行做精心安排，固然考虑到了华莱士·埃克斯的代表团的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或者英国当局思想上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安第斯”号上还有两名乘客，他们就是尼尔斯·玻尔和他的儿子奥格·玻尔。
此时，尼尔斯·玻尔担任了英国“管道合金局”——原来的“莫德”委员会又改成了现名——的顾问，奥格·玻尔则被聘为初级科学官员。
他们负有使命访美，任务与华莱士·埃克斯的那个代表团无关。
到达后，格罗夫斯的保安人员在码头迎接了他们，并给他们起了假名字，尼尔斯·玻尔称尼古拉斯·贝克，奥格·玻尔则称詹姆斯·贝克，然后赶忙送他们去了旅馆，次日，就把他们送到了洛斯阿拉莫斯。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到达后开始了工作（1）
与奥本海默等一起研究“海森堡图纸”
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奥本海默与玻尔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第一件工作是讨论海森堡的那张重水反应堆的草图。玻尔以前曾向美国方面透露过这张图。
1943年的最后一天，奥本海默召集专家们开会，听取大家对这个反应堆的看法。
贝蒂在战后回忆说，“那是一张反应堆的图，但当我们看到它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德国人简直疯了——他们是不是想把这个反应堆扔到伦敦去？”
我们记得，当玻尔得到这张图纸时，自己也曾有这种想法。
贝蒂和特勒的见解是，这种铀重水反应堆的爆炸“比相同质量的梯恩梯炸药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也许更少，但肯定不会更多”。
如果海森堡的图纸告诉了这些物理学家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应当使他们明白，德国人在原子弹开发方面的工作比美国和英国落后得多。图上画的是铀片，而不是铀块。
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见：这只是意味着，德国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真正目的掩盖了起来，哪怕对象是像玻尔、奥本海默、费米、劳伦斯这样一批聪明的科学家。
我们还记得，前一段，当玻尔刚刚得到这张图纸的时候，这种见解曾一时占据了上风。
对图纸难以形成一致的见解。这已无关紧要。美国的核能制造机器已经快速地转动了起来，尽管开动这架机器的科学家们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虑。但它的轴承是不太容易受到麻痹而减速的。2玻尔开始履行使命
奥本海默很高兴。玻尔的到来对大家肯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战后奥本海默告诉一批科学家说：“玻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得很出色。他对技术表现出非常活跃的兴趣……但我认为对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他的真正作用并不在技术方面。”
第二次访美时的尼尔斯·玻尔那在什么方面呢？
奥本海默这次战后讲话，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文本，两种文本同样反映了奥本海默所记得的他自己在1944年时的思想状态，但在叙述方面有些差异。在未经审订的记录文本中，有他讲的这样的话：“玻尔的到来，使这个看上去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似乎有了希望。”在经过审订的记录文本里这句话变成了这样：“当许多人都心怀疑虑的时候，他的到来使这项事业似乎有了希望。”
马力开得足足的，资金投入大大的，一般说，科学家们的热情很高，奥本海默却说了这样的话：由于玻尔的到来，他们的事业才有了希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本海默记录了玻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写道：玻尔以轻蔑的口吻提到希特勒，说他只有几百辆坦克和飞机，却企图奴役欧洲1000年。他说，这一类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他自己非常希望结局是良好的，而且他所看到的科学家中的客观性和合作精神将会在这方面起到有益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很愿意相信他说的这一切。关键是这句话：“他说，这一类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
奥地利移民、核物理理论家维克托·韦斯考普夫对当时的情景也有一段回忆：在洛斯阿拉莫斯，我们干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科学家所能面临的最值得怀疑、最成问题的事。当时我们热爱的物理学被推入现实的最残酷部分，而对此，我们只能忍受。我可以说，我们——至少大部分人—— 都很年轻，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玻尔却突然在洛斯阿拉莫斯出现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切可怕的事的意义，因为玻尔一来，就不仅参与了我们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我们的讨论。每个巨大和深刻的困难本身都包含着它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我们是从他那里学到的。维克托·韦斯考普夫的这段话道破了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大家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大家把铀研究仅仅当作一项科学事业进行着。后来，战争来临，铀研究的政治性突出起来。科学界普遍遵守的规矩发生了变化。独立的科研变为政府干预，公开原则被保密纪律所取代，相互交流让位于分隔化。赶在德国之前把原子弹搞出来，几乎成为每个科学家的行动准则。一切都走上了战争轨道。事业接近了成功。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自己搞的这种玩意儿是要杀人的，而且要杀死几十万、几百万。大家还渐渐听到，德国其实搞不出什么原子弹。那么，大家辛辛苦苦搞这个东西为了对付谁呢？
所以，连洛斯阿拉莫斯的主任在那时的讲话中都用了“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而官方把这句话改掉，也是自然的。
这就是当时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玻尔的到来，帮助大家消除了这种疑虑。他的到来向大家说明，原子弹有搞下去的价值，科学家们的劳动不是在积累罪恶，而是在积累善德。要不，他就不会来了。
那么，这种善德指的是什么呢？
也许，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见到玻尔的极少数几位科学家知道指的是什么。
齐拉特算是一个。他讲了一段话，那段话中，就有玻尔思想的影子：如果在公众了解到原子弹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之前就实现了和平，那就不可能有现实的和平……假定今后几年里还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原子弹……这项武器的威力将如此强大，以致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会有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缔结成解散不了的政治同盟……除非在这次大战中实际使用了高效率的原子弹，而且它的破坏力已经深入人心，否则很难实现这种政治行动。明明白白地理解玻尔的意思的，当属奥本海默。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并不需要玻尔帮助制造一颗原子弹。” 奥本海默接着说，玻尔来美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一直高悬着的一个目标。他离开了老婆孩子和工作，孤零零地来到美国，同他曾在黑暗的年代匆匆去斯德哥尔摩见国王所做的事是一样的：做见证，澄清问题，争取改变，最后进行拯救。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到达后开始了工作（2）
上一次他来美国，带来的是裂变的信息。这一次，他给人们带来的是关于原子弹的互补性的理念。
据奥本海默说，玻尔的这个理念给人的启示，与听到卢瑟福发现原子核后的启示是相同的。
奥本海默的理解是准确的。
在伦敦，在洛斯阿拉莫斯，玻尔一直在努力，他要找出原子弹的革命性后果。他找到了。现在，他想把自己的理念告诉可能对此采取行动的国家首脑，首先是告诉罗斯福和丘吉尔。3与法兰克福特的约定
1943年12月间，在他首次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他和奥格住在华盛顿的丹麦大使馆。在一次小型招待会上，他再次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这位法官身材矮小、聪明、生气勃勃，他出生于维也纳，是个好争论的、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自然已经是美国人，是个热情的爱国者，罗斯福的密友，也是总统的长期顾问之一。
1933年，在英国，玻尔为救援学术界移民事项曾经见过他，两个人建立了友谊。1939年玻尔访问华盛顿时，法兰克福特刚提升到最高法院，现在，他们又重叙旧情。
在那次招待会上，两人没有机会谈很多的话，法兰克福特离开时，邀请玻尔确定时间到最高法院去，与他共进午餐。这使玻尔意识到自己的这位朋友将有话要讲。
1944年2月中旬，玻尔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华盛顿，他和法兰克福特如约共进午餐。他们先是山南海北，丹麦的近况，战争的可能进程，英国帝国的状况……德国的必败……法兰克福特以为玻尔会向他吐露一些有关这次访美的目的，从而把话引到主题上去，可没有。
这样，只好由他先来起个头了。
尽管是躲躲闪闪的，法兰克福特说，他曾听说过一个他称之为“X”的计划。他向玻尔解释说，这是他从“某些著名的美国科学家”那里听到的。
其实，这法兰克福特没有讲真话。实际情况是，一个曾经在劳伦斯手下工作的年轻科学家，由于与工程承包商杜邦公司闹矛盾，曾打通门路，找到法兰克福特和罗斯福夫人，向他们控诉了这家公司。这样，法兰克福特便从他那里了解到存在着一个X计划，对这个计划的意义，连听带猜，也便略知一二。法兰克福特知道玻尔的研究领域，他猜想玻尔访美肯定与X计划有关。法兰克福特盘算着，如果猜对了，玻尔教授真正参与此事，玻尔就会看出他对这个计划是知晓的。
玻尔听了法兰克福特讲后，摸不清对方的真实意图，对法兰克福特也就含含糊糊、闪烁其词地应付。但不久，两个人就都明白了。他们俩都如此长期和如此深刻地受到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又如此深深地参与共同的事业，怎能丝毫不向对方透露一点真情来讨论讨论X计划的含义呢？
就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一举清除了中间存在着的微弱障碍。
于是，玻尔向法兰克福特表示，他深信“X计划”可能成为人类最大的福利之一，或者，可能成为最大的灾难。
玻尔所讲的“可能成为人类最大福利之一”，指的就是他的“原子弹的革命性”。
讲到这里，法兰克福特说，他了解罗斯福总统，深信总统会很赞成玻尔的想法。
这样，玻尔最终找到了他的一个传话人。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罗斯福（1）
月的某一天的晚上，白宫总统办公室灯火通明。罗斯福与法兰克福特已经谈了将近半小时。
法兰克福特坐在沙发上，罗斯福的轮椅就在他的对面。
罗斯福面色凝重，他道：“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片云——整个这件事使我忧虑得要死……”
法兰克福特：“总统……”法兰克福特一般不称“总统先生”，而直呼“总统”。
罗斯福没有让法兰克福特讲下去：“这片云对我来说颜色过于深重了，而且它连着整个世界，挥之不去，扯之难动……”
法兰克福特被打断了一次，这次打算静静地听，任罗斯福讲下去。
罗斯福：“从这片云掉下来，而且离我越来越近，我便考虑到，总统这个宝座不是好坐的。当初，1939年，好像是11月，萨克斯到这里来，给了我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萨克斯给我上课，讲了原子问题。在那之前，我只晓得原子是物质的最小颗粒，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