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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萨克斯给我上课，讲了原子问题。在那之前，我只晓得原子是物质的最小颗粒，是不能再分的。可萨克斯突然说：在科学界，那已经是老掉了牙的知识。当时人们的认识是，它不但可分，而且已经分出了不止一个更小的微粒。它不但可分，而且在分裂的过程中能够放出大量的能量——了不得，萨克斯那时说，用重金属做成的一颗炸弹，只有拳头那么大，就可能炸平一座城市。现在，这方面的报告多了起来，那样的炸弹已经有了一个轮廓。科学家们真是能干，那个奥本海默真能干，还听说有一位将军，叫什么……格罗夫斯，很霸道，可很能干，才四年的光景啊……”
罗斯福停了下来。法兰克福特依然不想立即讲话，以便让罗斯福把他的话讲完整。
半天，罗斯福又道：“当总统难在哪里呢？他除了考虑平常的事物之外，还得思考原子弹。法兰克福特，我们在打仗。人们告诉我，那是件武器。法兰克福特，对武器，我们自认是懂得的。在我当总统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飞机、大炮、潜艇，等等，而且它们已经被普遍使用。用多少，杀多少人，一般无须总统来过问。在我任职期间，人们发明了雷达，新玩意儿，但使用起来也无须总统来批准。就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譬如密集轰炸，人们希望总统过问过问，而总统表示意见，下命令，难处也不应该很大。可，原子弹就不同了。法兰克福特，你知道吗？对它的知识了解得越多，思索起来越发让人焦虑……它被成功制造的消息向这里传得越多，思索起来越发让人焦虑……它要杀死一个城市的人哪！毫无疑问，动用这样的武器，一定要得到总统的批准。这就是令人焦虑的根源。批不批准使用它？人们一定会说，这关系到美国士兵的生死—— 用了它，我们就会减少伤亡……当初，我呼应爱因斯坦的请求。当初，我批准了布什的曼哈顿工程。这一切完全为的是抢在纳粹的前面，但抢在前面干什么？是不是抢在前面用它？应该说，思想并不明确。现在，有情报说，纳粹并没有真的搞什么原子弹，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比我们落后得多，他们不太可能在我们前面搞出一颗原子弹。这就费思量了，花十几亿、二十亿美元搞原子弹，到头来不使用，将军们肯定不干。可使用它对着谁呢？对着一个城市的几十万老百姓？想来令人毛骨悚然……法兰克福特，怎么办？”
罗斯福停下来。等了半天，他不再说话了。这时，法兰克福特道：“总统，也许，您说的那片云，在玻尔那里颜色浅些……”
罗斯福盯着法兰克福特。法兰克福特补充道：“我觉得，要挥它，要扯它，他会有点办法……”
罗斯福：“这是我所希望的……我要见他！”
罗斯福见了玻尔。会见时，主要是罗斯福听取玻尔的讲解。玻尔自然着重解释他的关于原子弹的双重性的观念。罗斯福听得很认真。最后，他也听明白了。他觉得玻尔谈得很有启发性。如果按照玻尔的办法办，真的显示了玻尔在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讲了的“原子弹的革命性”。
只是，罗斯福有一个错觉，认为玻尔是负有使命的，而且，他的脑子里形成的概念一直是，玻尔的使命担子是丘吉尔放在他的肩上的。或者是这样：丘吉尔周围的英国政治家们是在利用玻尔向他转达这样一种信息，关于战时和战后安排，丘吉尔本人还没有最后决定承担什么义务，仅仅有些想法。他们要通过玻尔来向美国进行试探。这样，罗斯福做了一个欠妥的决定，他表示：这件事将由丘吉尔首相和他本人寻找最好的办法加以解决，以造福于全人类。他衷心欢迎首相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任何建议。
这就等于告诉玻尔，让玻尔把他的意愿带回英国去。
会见使罗斯福的精神轻松了许多。他觉得，他讲的那片云，极有可能可以被扯动，被除去了。
实际上，玻尔的使命重担不是丘吉尔放在他的肩上的。把重担放在玻尔肩上的，是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密友约翰·安得逊爵士。爵士是玻尔的朋友，他了解玻尔，也了解玻尔的有关原子弹双重性的思想，并且认识到这个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极端重要。他知道，现在，原子弹的钥匙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因此，要实现玻尔所说的原子弹的革命性，美国人需要走出第一步。这样，他积极鼓励并推动实现了玻尔的美国之行。
玻尔对罗斯福的表示也做了错误理解。也认为罗斯福的见解与自己不谋而合。“这件事”的处理，罗斯福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罗斯福希望把他的意愿让玻尔带到英国去，取得丘吉尔的同意。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罗斯福（2）
在那时和以后的时间里，玻尔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他的主张是：在第一枚原子弹快要造成之前，就必须迅速地、正式地、诚恳地向苏联通报，说美英正在执行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从而给苏联一种信任感。而给予这种信任感的目的，是导致战后军备控制的谈判，并使谈判取得成功，达成军控协议。如果不这样做，让苏联自己去发现这个情报，然后美国造出了原子弹并把它掷出去，那么，就势必形成到战争结束后用英美核垄断去对付苏联的局面。而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一场可怕的核军备竞赛。
与此相适应，玻尔还强调公开性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凭空相信另一个国家的空话。每个国家都想亲自看到另一个国家确实没有在秘密制造原子弹。这就意味着，世界必须开放。
防止秘密准备的竞赛，需要对工业包括军事准备做出有关交换情况和开放的让步。而这种让步做起来是艰难的，因此，需要掌握原子弹这一武器的国家采取主动。因为打开大门的钥匙握在他们的手里。
事实上，没有开放的世界就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原子能。
因此，作为一项原则，凡是可能威胁到世界安全的一切事物，都应该向世界公开。
公开性可以取得比制止军备竞赛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玻尔对原子弹互补性的启示，应该是当代最根本的国际政治问题。就那时来说，它比起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解决起来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换句话说，那时任何的国际政治问题，都是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错综复杂的形势有用局部问题掩盖这个大问题的危险。
原子弹既是机会又是威胁，而且将永远如此。这是一个特别的、充满矛盾的希望。然而在原子弹部署之后，政治情况必然会和部署前根本不同。
我们还记得，前不久，当玻尔到达洛斯阿拉莫斯时，他就已经抓住了这个基本点，并对奥本海默的同事们说，像希特勒那样企图奴役欧洲的事，今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奥本海默立即明白了玻尔的意思，于是对他的同事说：“玻尔明白，如果我们的开发成功的话，它将对战争的整个形势，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也就是世界格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看来，科学家们看清楚了问题的实质，并列出了处理事件的轻重缓急的顺序。
某些政治家似乎也看到了这一层。
但是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如此看问题呢？
1944年3月底，按照玻尔的理解，自己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授权，要去向英国首相传话。
法兰克福特听了玻尔介绍的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后深受鼓舞，他认为事情的发展十分重要，因此，认为玻尔应当立即回到伦敦去。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丘吉尔（1）
在丘吉尔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玻尔见了这位首相
当年的4月初，玻尔父子再次横越大西洋。这次乘坐的是军用飞机。
玻尔要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实际上，约翰·安得逊爵士已经开始了行动。他赞同玻尔的意见，看到战后核武器可能在国际上扩散，认为取代恶性军备竞赛的惟一出路是达成国际协议。因此，他曾向首相建议，“在最近的将来向俄国明白地通报，我们期望在一定时期拥有这个毁灭性的武器，并……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合作，准备一项国际控制的计划。”
结果是什么呢？
丘吉尔在约翰·安得逊爵士的书面建议中 “合作”二字上划了一个大圆圈，并挥动手中的鹅翎笔把那个圆圈拉出到边角上，疾速地写了两个大字：“决不！”
玻尔就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见这位被称作“怒吼的雄狮”的首相了。
玻尔到达后，安得逊爵士再次写信给丘吉尔，把同样的论点又重复了一遍，但补充说，他现在认为罗斯福正在注意这个问题，并欢迎讨论。这位顽强的爵士甚至随信提供了一份代丘吉尔起草的发给罗斯福表示可以交换意见的电报草稿。
顽强的爵士遇上了更为顽强的雄狮。丘吉尔就在爵士的那份电报稿上写了这样的话：“我不认为有必要发任何这类电报，我也不愿意看到扩大得悉此事的人的圈子的任何尝试！”
那硕大的歪歪扭扭的字迹，把爵士电报稿一半的文字都压住了。
丘吉尔根本就不想见玻尔。这位丹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了好几个星期，脚跟都等得有些凉了。2玻尔接到了苏联方面的邀请函
就在玻尔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事情有了新的变数。玻尔收到了苏联人的一封来信。信是玻尔一家逃离丹麦后不久写给玻尔的，原来发到了斯德哥尔摩，现在从斯德哥尔摩到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
玻尔觉得，战时取这样的信应该事先向“管道合金局”负责安全的官员打招呼。玻尔这样做了。然后，他到苏联大使馆去取这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兹奉告先生知晓，欢迎先生到苏联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先生和先生的家庭有一安身之处。现在，我们已具备从事科学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信是他的俄国朋友彼得·卡皮查写来的。
之后，他又向“管道合金局”报告了信的内容。
这事已足以表明，苏联至少已嗅到关于原子弹计划的迹象，可能正在执行他们自己的计划。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做玻尔主张做的那件事，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3会见
5月16日，玻尔怀着这一迫切感终于被通知可以到唐宁街10号去见首相了。
丘吉尔的科学顾问彻韦尔被安排陪同这次会见。
玻尔这是第一次见到首相。进入办公室后他就发现了一个面色凝重的丘吉尔。丘吉尔嘴里叼着他的烟斗，正在低头看一个文件。他头都没抬地做了一个让客人坐下的手势，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文件。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才把脑袋转过来，看了玻尔一眼。结果，他的目光立即转向了彻韦尔，并且，那目光立即毫不掩饰地转换成了责备的眼神儿。原来，他注意到了玻尔的一头散发。他心里在责骂彻韦尔：瞧你，给我弄来了这样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在他的观念里，世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最好也像他那样，头发没有几根才合乎标准。
他没有讲“欢迎先生”或“荣幸地见到先生”之类的客套话。他也不打算首先打破沉寞。
玻尔见此光景便先开了口：“首相先生，我见您……”
丘吉尔这时又抢话：“我知道您想讲什么！您那个革命性我领略了。可在我的观念里，原子弹的革命性只有用来对付纳粹时才好表现出来…… ”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万艘战舰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场面，出现了盟国千军万马登陆的场面，出现了德国军队节节败退的场面。
“可是，现在，用不着在希特勒面前让原子弹显示它的革命性了。”丘吉尔讲了这样一句话。在场的彻韦尔知道丘吉尔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他参与了即将实施的诺曼底登陆计划的制定。
玻尔也了解了丘吉尔这句话的含义，但根据并不一样。玻尔明白丘吉尔那话的含义，是因为他知道，鉴于德国原子弹开发的现有水平，他们肯定不会像原来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抢在盟国之前把原子弹搞出来。而玻尔相信，纳粹垮台已经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盟国不可能对德国使用原子弹。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丘吉尔（2）
丘吉尔还在继续说着，他道：“至于未来，原子弹的那种革命性，倒会在俄国人身上表现出来——让它表现得越淋漓尽致，那就越好！”
玻尔听出了弦外之音。他道：“首相先生，我想说明的是……”
丘吉尔又打断了他。
“您想说明的那个问题我知道——我刚才讲了。而它，” 丘吉尔用拇指掐住了小手指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先生，您必须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比它重要得多的其他问题。”
这时，玻尔又要讲话。丘吉尔制止了他，自己继续道：“我听说，您执意要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和进度告诉俄国人。对此，我还是那句话：决不！听说您对原子弹这种东西的出现有想法，对战后世界可能陷入的状态很是担忧。对此，我告诉您我的看法：这个新炸弹无非是将比我们现在的炸弹大，这并不含有与原来的战争原有原则的任何差别。至于说到战后的问题，先生，我告诉您，在我和我的朋友罗斯福总统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友好地加以解决的。”
就这样，玻尔被轰了出来。
这是一出喜剧，还是一出悲剧？如果被看做是一出喜剧，那也是战时最黑暗的一出喜剧。
玻尔感到惊异。出了唐宁街10号，他曾在管道合金办公室外面的老皇后街上长时间漫步，怅然若失。
在现场，玻尔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多次警告自己不要感情用事，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在告辞时，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请求丘吉尔允许他以后给首相写信。对此丘吉尔回答说：“如果接到你的来信，那将是我的荣幸。”但他立即补充了一句：“只是，不要谈到政治！”
玻尔散步完了回自己的住处之前，自言自语讲了这样两段话：
“真可怕，他们完全没有准备！”
“认为俄国人不能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完全是荒唐的。核能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
丘吉尔的怒气还没有撒完，玻尔走后，他留下了彻韦尔并喊来了艾登继续发泄。他大声吼着：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都是要尽力把这件事控制在英美两国手中，让法国人和俄国人去干他们所能干的事。你可以十分肯定，任何强国得到这个秘密后，都会设法制造这个东西，而这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存亡问题。这件事和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目前，谁也休想把这个秘密透露给第三国或什么第四国！”
这番话，使彻韦尔立即想到：丘吉尔从来都对“秘密”有一种天真的信仰。最高级的权威即使告诉他说，这个‘秘密’是保不住的，苏联不久将会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这位首相会想尽办法诱使自己不去相信这一点。他只是过于清楚地看到，现在，他为之服务的大英帝国的力量和他自己的权力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指望用美英两国垄断原子弹这一点使自己感到力量的存在，感到大英帝国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消失，他自己的权力也还保持着。
5月22日，玻尔果然写了一封信给丘吉尔。信的措词委婉，但终归还是政治性的。信中说：“美国总统内心中深切关怀这项计划的惊人后果，他看到其中的严重危险，但也看到了内中的独特机会。”玻尔没有讲明是什么机会，他甚至避免借此提出什么忠告，他只是说：“应付这一形势的责任当然担在政治家肩上。受到信任的科学家只能向政治家提供那些对他们决策会有重要性的有关技术问题的信息。” 玻尔在信中倒是把“ 有关技术问题”讲明了。他说，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了解到美国实际上在开发一种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超级炸弹”。
这肯定是丘吉尔第一次听到的新信息。
玻尔在伦敦又呆了几个星期。因此，他就近看到了1944年6月6日星期三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军越过英吉利海峡。最初使用的部队共有英、加、美士兵156000人，由1200艘军舰、1500辆坦克、12000架飞机加以支援。到周末玻尔和他的儿子离开英国返回美国时，盟军已经巩固了在海滩上的阵地，开始向内陆进军，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