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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支援。到周末玻尔和他的儿子离开英国返回美国时，盟军已经巩固了在海滩上的阵地，开始向内陆进军，这时部队已增到326000人。玻尔得到了一点安慰。他把丘吉尔的粗暴理解为这个巨大计划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烦恼和不安。
艾森豪威尔指示他的军队说：“回家的道路是通过柏林。”
对玻尔来说，回家的道路是通过华盛顿。6月18日，他向法兰克福特讲述了他见丘吉尔时的不愉快经历。法兰克福特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罗斯福。罗斯福听到关于丘吉尔好斗的另一次故事，不禁乐了起来。并且，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他觉得应该安慰这个受了委屈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决定再次见一见玻尔。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为会见准备一份备忘录
法兰克福特向玻尔讲了总统要见玻尔的决定，并向玻尔建议作为一个初步步骤，玻尔先把他的观点写成一个简短的备忘录。
玻尔答应了。当时正值6月末7月初，华盛顿清晨气温就有华氏80多度，到下午高达华氏100度以上。在这样的高温里，玻尔父子开始了备忘录的撰写工作。如同玻尔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备忘录经过了多次修改才准备送出。每天早上，玻尔常常提出新的修改意见，都是他头天晚上想出来的。奥格·玻尔负责打字。2一个科学泰斗是怎样拿起针线补一双袜子的
打字机是放在奥格·玻尔房间的，因为夜里父亲走后，奥格·玻尔还需对已经父亲口授的稿子进行整理。
一天，玻尔起得很早，他有了一个新想法，便来到了儿子的房间。奥格·玻尔已经起身，玻尔口授，奥格·玻尔打字。玻尔在房间里踱着，边思考边口授。突然，玻尔在纸篓前停了下来。他俯身从纸篓里拣出一双袜子，不动声色地在靠近床头柜的床头坐下来，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针线板儿，揪了一段线，纫了针，开始缝袜子上的那个洞。
他的行动被儿子看到了，儿子不好意思起来，立即站起来，抢过父亲手中的袜子。
玻尔制止了他，道：“你打你的字……”
袜子是奥格·玻尔丢掉的。因为上面有了一个洞。玻尔则要把那个洞补上，以便儿子继续穿它。
“奥格，1942年冬，在丹麦，我接待了一个流亡者。他是从法国经过荷兰在海上漂流很长时间才到了丹麦的。那天天气很冷，下着大雪，可他光脚穿了一双破皮鞋。他的衣衫自然是褴褛的。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双没有穿袜子的只穿了鞋子的脚……”
儿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父亲，对不起……”
“没什么，打字吧……”
玻尔继续口授。
最后，玻尔对备忘录感到满意了。它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概括性。他觉得，备忘录把他到那时为止所想到的一切都写了进去。
到了晚年，玻尔用一句话来解释他的启示的出发点。他私下对一位朋友说：“我们处在一个不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崭新形势下。”
新设计的用来打仗的武器将结束大战。玻尔在闷热的华盛顿写的备忘录中强调，原子弹很难算是一件武器，它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对事物的自然规律的更深刻的干预”，它将“完全改变今后战争的一切条件”。当核武器扩散到别的国家时——它肯定会扩散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再打赢一场战争。一阵相互毁灭的痉挛倒是可能的，但那绝对不是战争。3对玻尔悲剧的分析
实际上，原子弹的问世和卢瑟福对原子核的发现一样的新，一样的未经探索。玻尔年轻时的探索是在卢瑟福对原子核的发现之后。他探索了原子这一禁区，并发现了多种矛盾结构。现在，他又借助核释放出来的能量的暗淡光线，来探索另一个禁区。他同样看到了许多矛盾的结构，发现了核能量释放背后的深刻的政治变化。可惜的是，这次，他弄错了领域，一个科学家管了政治家的事。他发现了些什么，并且立即认识到需要行动。可这是一个不同的领域。往日，在核领域，他的新见解很容易被人接受，那种新见解很快地指导了人们的行动，如他的液滴理论指导弗里希和迈特纳成功地解释了裂变，随后，对慢中子与铀235关系的阐述，指导人们去正确看待慢中子，指导人们去分离铀235，如此等等。但如今不成了。管事的政治家们在忙别的事，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原子弹出现后的问题，也不愿意倾听科学家们的声音。事实说明，是政治家，而不是科学家是原子弹的父母。我们看到，美国最早的几颗原子弹，都被赋予了“孩子”的含义，“小男孩”、“胖子”、“瘦子”，等等。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弄不清楚这些名字具体是谁想出来的。一般认为，想出这些名字的是科学家们。这很容易理解，科学家们经过千辛万苦，像一个母亲对待自己才出生的孩子一样，关怀备至。因此，他们便给它们起了那样的名字。实际上，科学家们没有闹明白，这些孩子并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是它们的父母雇佣来干活的长工，充其量是它的父母的一个朋友。
又赶上，原子弹是一个早产儿。出世后，它们的父母没有什么准备，因此，对它出生后的方方面面还没有安排停当。父母只看到了它们的力量，因而也就只想用它们的力量。科学家，至少是科学家中的灵魂人物却看到了别的。而恰好，科学家们所看到的东西正是这些娇儿最本质的品质。可科学家不是它们的父母，这些人要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它们的父母，可他们发现那是对牛弹琴。它们的父母将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并处理这个孩子，当然，包括处理孩子们出生后带来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玻尔为罗斯福准备的没有标题的备忘录，于1944年7月5日送请法兰克福特转呈总统。备忘录附了一封说明信，对备忘录中可能有的不当之处表示抱歉。玻尔在整个炎热的夜晚都忧心忡忡，第二天，又写了另一封表示抱歉的信。他对备忘录的接受者说：“我有严重的不安，深恐备忘录可能不符合您的期望，而且也许它根本不适合您的意愿。”法兰克福特倒看到了这个文件的意义。他说，它是为核武器发明后的世界制订的惟一全面和现实的宪章。法兰克福特告诉玻尔，罗斯福不久就会对会见做出安排。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会见
召见的时刻于8月到来。
玻尔又一次见到了罗斯福。1944年8月26日下午，玻尔在白宫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按照罗斯福的说法，会见完全是以私人方式进行的。
罗斯福精神焕发，与玻尔上一次见到他时情绪完全不同。盟军登陆成功，并在向欧洲纵深迅速挺进。
“我看过了您的备忘录，”罗斯福说，“愿意听取您的进一步讲解。”
会见就这样开始了。玻尔把自己思想的着重方面又做了阐述。罗斯福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表示他听懂了。
尔后，罗斯福主动把话题拉向丘吉尔。他从不久前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及斯大林会见开了头。
“实际上，丘吉尔是一个很有……”罗斯福稍稍停顿，肯定是在寻找适当的词语，“是一个很有韵味的人。他很倔强——这是世界闻名的；他很勇敢，是他，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候擎起了火把，现在，被那火把点燃的大火已经燃遍了整个欧洲。他很精明，也很固执。不过，有时，他的固执还是有限度的——许多事，开始的时候常常是像这次对待原子弹问题一样，做出这样的反应。我相信，我和他总是有办法达成协议的，就是说，英国首相最终会同意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说到这里，他立即补充了一句：“我和他即将在魁北克举行第二次会晤，那时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这个及时的补充十分必要，不然的话，肯定给玻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让玻尔再次做出努力，去说服那位倔强、勇敢、精明和固执的人。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苏联，要和斯大林打交道。”罗斯福脸上先是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在飞住德黑兰之前，我一直对斯大林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国务院的有关背景材料和其他介绍似乎给我一种印象，斯大林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十分难以对付。这越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这样的 ‘怪老头’，却能使苏联军人喊着他的名字冲向敌军的坦克，能够领导全体苏联人民顽强地抗击着德国法西斯的几百万军队的猛烈进攻，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把德军打退。我要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怪老头’，看看我到底能不能与这个‘怪老头’谈得拢。
“11月28日，是德黑兰的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晴空碧宇，阳光灿烂，气候温和。下午3时，我被告知，斯大林要来看我。我有些激动。不一会儿，斯大林来了，他穿着一套朴素的卡其布制服——他是苏联元帅，胸前佩着星形列宁勋章。他比照片上的斯大林显得精神了许多，但看得出，他脸上有些倦容。有几个人跟着他。他进入我的房间后，我的随从关上了门。霍普金斯、哈里曼都在我的房间里，看得出，他们也有些激动… …
“我们握了手，我对斯大林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了。’
“斯大林看来并不像我那样激动，他表达了他乐于会见我的意思以后，说是由于军务繁忙，这一愿望迟迟未能实现。
“在这次简短的会见中，原来的‘怪老头’的印象被挤在了脑后，过后，我才又想起了那一概念。于是我问自己：你看到的是一个‘怪老头’ 吗？
“但斯大林是严肃的，甚至看上去有些冷漠。后来我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接触，情况依然是那样。于是，我在思考如何打破斯大林冰冷的缄默。一连三天，我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第四天起，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计策。那天早晨，在去会议厅的路上，我赶上了丘吉尔，对他说：‘ 温斯顿，希望你不要对我马上要做的事感到恼火。’丘吉尔换了一支雪茄，哼了一声。一进会议厅，我便开始实施我的计划。我和斯大林私下谈起来，我说的还是过去说的一些话，但我摆出一副非常亲密和偷偷摸摸的样子，以至其他俄国人都跑过来倾听我们的谈话了。但斯大林脸上仍无笑容。接着，我抬起手，遮上嘴，向他耳边说道——当然仍需译员译成俄语：‘今天早晨，温斯顿有些不正常，他昨天夜里做了恶梦。’ 听了这话，斯大林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想，我的计策开始奏效了。刚在会议桌前坐定，我就开始取笑丘吉尔，一会儿讽剌他的英国绅士派头和约翰牛劲，一会儿数落他的雪茄和他的恶习。我的话吸引了斯大林。温斯顿脸红了，眉头也皱了起来。温斯顿越难堪，斯大林就越开心。最后，斯大林终于放开声音，开怀大笑起来。
“几天来，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轻松的面容。我继续运用这个计策，直到我们两人的笑声交融在一起。”
一边说着，罗斯福一边笑着。玻尔也被逗乐了。
“对，”罗斯福又想起了一件趣事，“一天晚上，我吩咐波伦带着我的一项请求去见斯大林。当波伦走到斯大林的背后时，斯大林由于专心致志地研究最后公报稿，没有转过头来。他以为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过来干扰了他，于是，便歪着脑袋朝背后喊道：‘老天爷，让我把这工作干完了吧！’而当他最终转过身来，发现站在身边的不是苏联人，而是我的译员时，便显出了十分发窘的样子。这事也感动了波伦，他回来立即向我讲了这段趣事。”
最后，罗斯福总结说：“我们的事很有希望取得积极的结果。我看出，斯大林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眼光，能够了解这个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具有变革意义的重要性及其意味着的后果。”
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后来，玻尔从法兰克福特那里得知，罗斯福在和丘吉尔首相讨论后，很可能请玻尔到苏联去一趟，进行探讨。
和罗斯福谈话后，玻尔心中既感激又感到鼓舞。那些日子里，他内心充满了乐观和期望。
法兰克福特建议玻尔写一封感谢总统的短简，借此重申自己的观点。9月7日，玻尔写了这封短简，把内容压缩到一页纸上。法兰克福特把它交给罗斯福的助理。
玻尔殷切地等待回音。
玻尔将等来什么呢？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风云突变
当年9月底，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举行了会谈。按照罗斯福对玻尔讲的，在这次会晤中双方将讨论玻尔提出的问题。而按照罗斯福的说法，英国首相最终会同意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
可是实际情况却是，玻尔提出的问题到英美首脑会晤地点移到了罗斯福在赫德逊谷的别墅海德公园中才开始讨论。这还不算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讨论出了一个怎样的结果。
有关玻尔提出的问题的会晤产生了一个备忘录，备忘录中有这样的文字：1有人建议应该将“管道合金”之事通知全世界，旨在达成对其控制和使用的国际协议。此建议未被接受。应该继续认为此事属于最高机密。但当最后制成“炸弹”时，经考虑成熟，也许会对日本使用，届时应警告该国，如不投降，将一再进行此类轰炸。
在击败日本后，美英两国应该继续充分合作，发展为军事和商业用途的管道合金，除非双方共同协议结束。
应该调查玻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步骤保证他不向外人特别是俄国人泄露情报。我们前后对比一下吧！
不难看出，这个备忘录反映的完完全全是丘吉尔的观点，罗斯福所认同的玻尔观点的影子都不见了。
事情的严重性绝不止此。玻尔从座上宾（至少在罗斯福那里是如此）即将成为阶下囚。
是什么原因出现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讲不清楚这段历史。我们只记录历史事实。但有一方面的原因我们是可以肯定的：丘吉尔的“魅力”。
就在备忘录形成的次日，丘吉尔愤怒地给彻韦尔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文字：总统和我对玻尔教授非常担心。他是怎样参与这件事的？他极力主张公开宣布这事。他未经批准便向法官法兰克福特泄露机密，法兰克福特又告诉总统说他自己知道全部细节，使总统大吃一惊。据说玻尔教授经常和他在俄国的老朋友，一位教授通信，他已经写信和这位教授谈过此事，而且可能还在写。该俄国教授敦促他去俄国，以便讨论问题。这一切是在干什么？在我看来，玻尔应该拘留起来，或者至少让他明白他已经很接近犯死罪的边沿了。我过去还没有预见到这一切……我对此很不高兴。看吧，这就是科学家和政治家的分量！
丘吉尔他们不但可以有权不接受一个科学家的见解，而且还有本事要科学家的脑袋！
事情发生后，安得逊爵士、彻韦尔在丘吉尔面前为玻尔做了辩护；布什、科南特在罗斯福面前为玻尔做了辩护。
玻尔免除了监牢之苦。
可他的内心的苦楚并不比坐监更轻些。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
从1944年9月开始，全世界为这一事件付出的代价是深痛的、沉重的。至少可以讲，如果政治家们听取了玻尔的建议，如今的世界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布什与玻尔相似的主动行动
布什和科南特为玻尔辩护，不止是为了玻尔，也是为了他们自己。
原来，差不多与玻尔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思考了原子弹出世后给世界带来的复杂问题。他们没有玻尔那种互补性的思想，但原子弹的不寻常的威力，使他们考虑了某种后果。他们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并且呈给了陆军部长、军政委员会主任史汀生。建议的核心部分的文字如下：为了对付这一新工艺的开发而造成的独特形势，我们建议就此问题自由交换一切科学情报，由一个国际机构主持，其权利由战争结束后所要建立的任何国家联合组织授予。我们愿进一步建议，一旦切实可行，该国际机构的技术人员应能自由前往一切国家，不但可以进入从事这一工作的实验室，而且能够进入军事设施。我们承认，对此会有巨大阻力，但认为鉴于对世界未来的危险如此巨大，实有必要进行这种尝试。这个文件的意义我们不必费笔墨做什么分析了。它如果被接受，那就像玻尔的建议被接受一样，将对战后政治格局产生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
可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