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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恶意”又一次发生了。开学不到两个月，林文庆突然下通知说要取消国学院的研究经费。
文科教授们受到理科排挤，早就不满，只是碍着林语堂的面子，没有声张。通知一出，林语堂就收到了好几封辞职信，其中一封就是鲁迅的。
林语堂气得七窍生烟，他闯进了校长室，直呼林文庆的名讳，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林文庆似乎早有准备，说校主陈嘉庚的生意出现问题，缩减了对厦大的支援经费，他还假惺惺地说：“语堂，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你去跟教授们说说，要出的著作先停下来，等经费充足了再出也不迟啊！”
林语堂学精明了。他知道林文庆是不会说真话的，他到财务室仔仔细细地查了收据，赫然发现，林文庆依旧每个月向陈嘉庚公司领国学院经费5000元，只是挪作他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林语堂递交了辞职信，以示抗议。但他只是辞去了国学院秘书，保留了文科主任之职，他对厦大恋恋不舍，对这位同乡校长也还抱有希望。
林文庆见事情闹大了，赶紧召集文科教员开会。他惺惺作态地演起了苦肉计，哀叹学校经费之不足，当校长之艰难。鲁迅不吃这一套，态度强硬，直接站起来说，要是学校不恢复文科经费，他立刻南下，还拿出了广州大学的来信。早前，沈兼士因为厦门“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离开了，孙伏园也走了，厦大就剩下鲁迅在撑门面，要是鲁迅也走了，刚刚兴建的国学院就等于是空中楼阁。林文庆扛不起这么大的罪过，权衡再三，只得妥协了。
第三部分决不做政治家（3）
鲁迅肯留下来，是为了林语堂。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人事的倾轧，语堂还可以勉强应付，可是国学院的窝里斗，太让人心寒。文科教授们十之八九都是林语堂推荐过来的，旁人看来还以为国学院众志成城，林文庆对此也颇为忌惮。可实际上，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脚跟都还没站稳，就酝酿起北京的对峙习气，密谋赶走鲁迅和林语堂。林语堂因为佩服胡适，所以对胡适的朋友不偏不倚，结果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洞悉人情的鲁迅看得很透彻，多次劝语堂去广州。林语堂凭着一股子热情，想为家乡做点事，不愿意无功而返。反过来，语堂还劝鲁迅留下，为改善目前的局面做点努力。
国学院的内部斗争越演越烈，刘树杞又处处刁难，鲁迅呆不下去了，决定去广州大学。
知道鲁迅要走的那个晚上，林语堂吸了一夜的烟。他没有心思欣赏海景，只看到了厦大周围的一大片坟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可这两年来，他见到了太多活着的恶鬼。杀死刘和珍、杨德群的刽子手，那些文妖们，还有军阀，厦大争权夺利的小人，哪一个不比鬼更可怕？北京、厦门，哪里又没有鬼的世界？他想哭，可这个心地纯洁的山乡孩子已经哭不出来。林语堂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冢国絮语解题》，把黑暗社会比作“冢国”、“鬼蜮国”，“喜欢瞌睡的人尽管瞌睡下去；不喜欢瞌睡而愿意多延长一点半生不死的苦痛的人，也就在冢国里谈谈笑笑。”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要走，揭竿而起，发动了学潮。昏昏欲睡的厦大发出了醒来后的第一声吼，学生们振臂高呼，要求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
刘树杞机关算尽，总算赶走了鲁迅。可高兴了没几天，自己也被赶走了。
林文庆逃去了南洋，请陈嘉庚出来主持大局。他诬赖说，是因为文理科的相互倾轧导致了这次学潮。
林语堂心中十分明了，刘树杞逃走了，自己作为文科主任，是惟一的替罪羊，林文庆是不会放过他的。而国学院内部，性急的人甚至已经拟好了林语堂走后的新班子。
这还真是一个鬼冢的世界！
林语堂怀着满腔服务乡梓的热情而来，却落败而去。
然而，他还是停不下来，下一战，是革命的武汉。
1927年3月，林语堂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
当时，国民革命正值高涨之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打得北方军阀屁滚尿流。普通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大家都勒紧了裤带，省下口粮，誓将军阀走狗一网打尽。
在北京，军阀的荒淫无耻，林语堂见得多了，北伐军的胜利，他“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他为革命的热情振奋不已，在厦大冷却的热血又一次沸腾了！
在陈友仁的邀请下，林语堂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武汉。
来武汉之前，蔡元培劝他：“宁汉对立的局面已经相当明朗，玉堂，你就不要去趟这滩浑水！”
蔡元培是林语堂最敬重的前辈之一，可林语堂犯起倔来，十头骡子都拉不回来。他看到的只有国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爱国热诚，对隐藏的暗流涌动毫不觉察。林语堂一厢情愿地以为国民革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要参与其中，让这股历史的洪流洗涤一切的丑恶。
顾不上旅途劳累，语堂一下船，就加入了陈友仁争取租界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斡旋，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真是大快人心！武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庆难得的胜利。
林语堂却高兴不起来。几个月的“衙门”工作，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前一刻称兄道弟，后一刻大棒相加，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向政敌摇尾乞怜，可以出卖盟友、亲人。比起这个浑浊的泥潭，他欲逃之而后快的厦大实在是太干净了！
而他信任的国民政府干起大屠杀来，比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分共”、“清党”一声令下，成千上万战斗在第一线的工农群众就成了刀下冤魂，杀红了眼的军人连手无寸铁的妇孺都不放过。
平时满口高调、大义凛然的革命家们却不知道哪里去了，只有宋庆龄一介女流之辈，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对宁汉合流。
林语堂把她当成了李香君，终生敬仰这位伟大的女性。他说：“她（宋庆龄）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
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距他到任，刚好6个月。
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
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
北京是回不去了，厦大也回不去了，前进的路已断，后退的路也没有了。但是，天地之大，终归有容身之所，就这样，林语堂来到了上海。
第三部分提倡幽默（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大避难所。受军阀威胁的文人教授，被南京政府通缉的左倾作家，包括一些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的革命小将，都逃到了上海。这些人都靠笔杆子吃饭，上海的文坛显得异常的热闹和活跃。
略作安顿后，林语堂就兴冲冲地来到爱多亚路的共和旅馆里。他急忙推开房门，在里面等待已久的鲁迅迅速地站起来，两位“语丝”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自厦门一别，两人已经9个月没有见面了。
孙伏园兄弟也来了。
当晚，几人畅谈到深夜。
林语堂讲起在武汉官场的所见所闻，苦笑着说，足以写一本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大家还谈起了今后的打算。林语堂早就谋划过了，他说：“现在形势太差，做什么都不长久，我就写点稿子，当个所谓的作家吧！”鲁迅很赞同，他也打算贩文为生。
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而林语堂的文名毕竟不如鲁迅，在名流云集的上海，他的稿子并不那么受追捧。稿费不足，林语堂的生计成了问题。
蔡元培真是古道热肠，又出手帮忙了。他当时是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听说语堂有困难，就聘请林语堂做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这是个闲职，没有具体的工作，俸禄却每月有300个光洋。
有了这笔人情月俸，林语堂把翠凤和女儿们接了过来，真正在上海安家了。
他住在愚园路，和蔡元培家很近，每天两人乘一辆小汽车上班。语堂敬佩蔡元培，有什么就说什么，蔡元培总是颔首笑道：“嗯，你说得不错。”他慨叹道：“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
1928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合办了《奔流》月刊。语堂在上面发表了生平惟一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这个剧本讲的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故事。语堂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把孔子写成了一个乐天派的幽默家，有很多趣事，常和学生开玩笑。
结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孔丘：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了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间现狂喜之色）……啊！不，（面色黯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子路：哪里去？
孔丘：不知道。离开卫，非离开不可！
子路：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一本正经、无欲无求的圣人在纵情和守礼中进行激烈的思想挣扎，这一幕笑煞了读者。
剧本一出，各地的剧团、学校争相排演。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排演了这幕剧。《子见南子》已在上海公演过，虽然复古派骂声一片，但也没有出大乱子。可第二师范的校址在孔子的老家曲阜。校长宋还吾受业于北大，积极反对旧文化，常发动学生在孔庙墙上贴大字报，“打倒孔家店”、“打倒旧道德”等，和孔子的后代族人关系闹得很僵。
《子见南子》上演后，孔姓六十户族人大怒，联名上告宋还吾。他们直接呈文蒋介石，要政府还孔姓一个公道。孔姓人不乏文章出众之辈，呈文写得声泪俱下：
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作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宗？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似此荒谬绝伦，任意漫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
这件事轰动了朝野内外。很多南京政府的要人都参与进来，办不办宋还吾成了争论的焦点。教育部长蒋梦麟认为孔氏族人是借题发挥，但是工商部长孔祥熙力主严办。宋还吾准备了长篇的自辩状，据理力争，结果还是砸了饭碗。
在新文化运动10年后，《子见南子》事件居然还以“宗姓大胜”而告终，林语堂实觉荒谬，他说：
这出戏剧，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两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福祸相依。
第三部分提倡幽默（2）
《子见南子》输了，林语堂却赢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红遍了十里洋场，声名大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请他做专栏作家，专写一些评论短文。林语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罗万象，写得妙趣横生，茶余饭后读来，满口余香。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林语堂热，人们都想先睹为快。
一年半后，语堂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上百篇“小评论”。这段写作经历，直接催生了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幽默大师。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样，在时代书店老板劭洵美的客厅里，一群标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文人凑在一起，闲聊解闷。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也都是常来的那几位，如章克标、林徽音、李青崖等。抽着烟斗，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林语堂。
大伙儿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从国家谈到民族，从天气谈到吃饭。要是有人偶出妙语，大伙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们反正这么闲，不如出本刊物，发发牢骚，解解闷气。”
在座的人一听，都热情地赞同。劭洵美说：“发行、推销都是现成的，就由时代书局来办。”
章克标是时代书局的总经理，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很有做头。他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时下的流行刊物，然后说：“我们的刊物要一炮打响，出奇制胜，一定要有一个好名字！”
说起来很容易，可定起名字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问题的关键出在林语堂身上。他说，既然是咱们自己人办的杂志，这个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么名字，语堂总觉得差点什么，一口反对。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到最后，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还是争来争去。劭洵美又请来潘光旦、叶超公等十来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么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个好名字来！”
林语堂还是左挑右拣。
章克标急了，名字定不下来，这刊物也迟迟出不了，拖一天，就赔进一天的成本啊。他说：“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别人的名字你不满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干脆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
林语堂敲着烟斗，正想辩解。章克标突然一拍脑袋，“慢着，‘林语’，‘林语’——论语，对，就叫《论语》，怎么样？”
“好名字！”林语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章克标的建议博得了满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终于定下来了。
在众人的推荐下，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号，《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
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
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
“要不，暂时用老宋体充充数？”章克标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不行！”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决不能临门一脚踢叉了。
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
“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第三部分提倡幽默（3）
《论语》一经发行，立刻畅销，卖到了三四万份。上海自开埠以来，还没有哪本杂志取得过这样的成绩。在大学生中尤为流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语堂说：“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栏内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论语》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