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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说：“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栏内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论语》上就可以了。”
林语堂成天笑呵呵的，翠凤担心他招人忌，每每提醒他别太得意。
《论语》卖得好，全是沾了“幽默”的光。
早在《语丝》时期，林语堂就将Humor翻译为“幽默”，也写了几篇坐而论道的幽默论，但是反响不大。事隔几年，语堂将旧瓶装上新酒，却香飘四溢，博得了“幽默大师”的名号。他的幽默小品极尽戏谑之能事，插科打诨，却格调非凡，针砭时弊而不流于贫嘴，讥讽权贵而不失于刻薄，“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读者们乍一看，无甚有趣，可一回想，妙趣横生。在黑白难辨的动荡生活中，就是需要这样的文章让人解气，或破涕为笑。
有不少文章现在读起来，仍颇有意思。
中国究有臭虫否？
作为一个君子，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我是不发表意见的。可是对于种种不同的——从辜鸿铭、胡适、张宗昌以至白莲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党部，关于这问题所代表的意见态度，我却是熟悉的。他们的不同意见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写了关于“部落偶像”、“洞穴”、“市场”和“戏剧”等的文章，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类心理的偶像在这恼人的题目上的不同意见，却有着更新奇、更丰富的说明。
我们且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试想如果在一个中国女主人家里所举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会中，有一只臭虫在洁白的沙发套上缓慢而明显地爬出来见客。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发生，不论是英、法、俄或者中国，这里且假定是中国。如果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爱国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了这个，于是他的爱国心驱使他走过去，坐在那臭虫上，不论以自己的体重压死了它也好，或者为了国家荣誉而让它秘密地咬几口也好。然而另一个又出现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个出现了，这却是使大家惊愕而主人窘极的，结果是大家承认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虫的。于是我便会听到关于臭虫的讨论，现在且摘录如下：
第一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的吹牛皮（虽然是很体面的），因为由于思想的牵涉，一个人也会跟辜鸿铭一样，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
第二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但这又有什么呢？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伦敦，都有臭虫。事实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闻名了。这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中国的“爱国者”、“东方人”、“泛亚洲主义者”和那些要替我们保存“国粹”的人们的态度。有一次张宗昌将军在日本温泉发现了一个臭虫，快乐得连连向人们称道中国文化的优越。
第三种态度：“哥伦比亚大学里也有臭虫的。所以中国人的床上如果没有臭虫，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国臭虫要比中国臭虫要好看得多。所以让我们捉一只，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种的，把它输入中国放在中国人床上去。”这是不能说半句中国话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什么？中国有臭虫吗？可是英国是没有臭虫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权。”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却是谎话，第三句却是英国日报主笔的聪明评论，他总会获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个在中国牢狱中的西犯在收还治外法权以后详述他在中国牢狱中的经历和这里面有臭虫的惊人发现，英国日报会登载这样的报导：“为臭虫所苦，在华西犯生活困难。”是毫不足为奇的。
第五种态度：“什么？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中国是从没有过臭虫的。那只是你的幻想、错觉，我告诉你，中国是没有臭虫的。”这是民族宣传家和中国外交家的态度。有些中国伟人在国联负责陈述在一九二○年中国已停止种植鸦片。他只是为了执行他的职业，大家不能责他不是，那么英法代表在国联又做些什么呢。
第六种态度：“我们不要谈这问题吧。让我们来把那些胆敢谈论这问题的痛责一顿吧，他是不爱国的，”党部这样说。“给他一个警告，”另一个同僚这么说。
第七种态度：“不要扰乱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虫咬时保持快乐就是了。这又有何伤害呢？”这是中国佛道教徒所说的话。这罗素也会首肯的。前清最伟大的文学家郑板桥不就是吟咏过蚊子和臭虫吗？
第八种态度：“让我们来捉住它们，捉得一个不剩时再说，”胡适博士说。对于这个，一切外国的自由的，无国家偏见的人都会同声附和到：“是的，让我们捉住它们，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国属。”
最后，第九种态度，是本小评论家的态度。看到一个臭虫在著名的集会里走出来见客时，他的习性会叫他喊出：“看啊，这里有一个大臭虫！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这时机跑了出来，在我们乏味的谈话中供给一些谈论的题材，它是多么巧妙又多么聪明啊！我亲爱的美丽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吗？捉住它吧。捉住了一只大臭虫把它捏死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对于这些话，我那美丽女主人也定会回答说：“亲爱的林博士，你对你自己应引以为耻！”
第三部分提倡幽默（4）
林语堂还是那副见了英国王太子都不屑一顾的山地孩子样，他的幽默之刺从不看对象，只管刺出去。有一次一位政府要员向他打招呼，他居然当面说：“你虽是官，但还像个人。”
《论语》奉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稿件不分派别，不分政治倾向，只要言之有趣，都可以用。而幽默成了一时的潮流，所有的报刊杂志争相效仿，似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甚至，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冰心、郁达夫、刘半农、苏青等都是《论语》的常客。鲁迅虽然颇有微辞，但也写过几回，其一便是有名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
初入文坛的老舍也是《论语》的信徒。
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信。
编辑先生：小的胆大包天，要在圣人门前卖几句《三字经》，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认为不合尊刊性质，祈将原稿退回，奉上邮票五分，专作此用。如蒙抬爱，刊登出来，亦祈将五分邮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厅起诉。敬祝
论祺
小的老舍敬启。
这封信正中林语堂的下怀，他回了信，又幽上一默。
老舍先生：尊函及稿一并刊登，业已嘱发行部依卖一送一办法寄呈二份。除尊名来款项下五分以外，尚不敷五分。请即寄下，以免追究，毋谓言之不预也。（或就近交韩复渠捐义勇军，转账亦可）
——记者
廖翠凤万万没有想到，林语堂的“邋遢讲”竟然可以赚钱。她嫁到林家已经10年了，过得都是紧巴巴的日子，现在他们居然可以搬到法租界的花园洋房里，还请得起佣人。
不过，她的丈夫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语堂名声日隆，社交圈子也大起来，常常有人请吃饭。语堂凡事不深究，吃完了，道两声“谢谢”就走人。翠凤就得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哪些需要回请？在家里请，还是上馆子？翠凤本来就喜欢热闹，大宴宾客一点都不觉得厌烦。据大女儿林如斯回忆：“客人一到我们家，母亲总要看着他们吃饭，母亲常预备着精美的菜肴，有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点儿也不吝啬，她的脸上流露着诚恳的笑容。”
第三部分看“萧”旋风
爱尔兰文豪萧伯纳的到来更催化了林语堂倡导的幽默热。
萧伯纳被称为“西洋唐伯虎”，是著名的幽默大师。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拒绝接受钞票，说：“诺贝尔奖金是扔给游泳者的一个救生圈，不过是在他已经泅上岸以后！”他还有一句政治名言：“一个抢了张三去给李四的政府，笃定可以指望李四的支持”。
10年前，爱因斯坦曾来过上海，但是由中国犹太人一手包办，上海人的热情无处可泄。这次萧伯纳到来，整个上海像发了疯一样，卷起一股看“萧”旋风。这位一米八，有些佝偻的文豪的照片和逸事占满了大到政治性报纸，小到明星八卦报的所有版面。
因为是私人出访，英租界就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中国笔会求之不得，推出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和蔡元培接待。
似乎预感到上海的热浪滚滚，萧翁一再要求行程保密，所以知道萧伯纳确切来访日期的人不多，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个。
1933年3月17号，林语堂天没亮就起来了。他本打算穿上新做的长衫，可转念一想，礼仪为重，又换上笔挺的西装。赶到新关码头后，宋庆龄已经在那儿等了。她依旧寻常打扮，穿着朴素端庄的旗袍，发髻一丝不苟，头微微地偏，嘴角扬起不易觉察的笑。
新闻界真是神通广大，宋庆龄以为消息密不透风，谁知一下子来了几百个记者，把个小小的码头围得水泄不通。大学生剧社援助义勇军游艺大会代表团，崇拜萧伯纳的青年男女等也收到风，陆续地赶来，新关码头挤得连落脚的地都没有。
宋庆龄是处理惯大场面的，当机立断，“语堂，你们留下来引开记者，我通知轮船停其他港口。”
语堂会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翘首以盼，有时还拿出怀表，看上几眼，着急地来回走几步。记者们不疑有它，都滞留在新关码头。此时，宋庆龄已经成功地接到萧伯纳，安置在自己的府邸。
接到电话后，语堂拔腿直奔孙宅。
语堂自己也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提起幽默大师无人不识。可当他见到世界级的大师萧伯纳，居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见到文学巨匠一般。
萧翁吃素，宋庆龄就备了一席功德林的斋菜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
席上，萧翁一面像天真的童子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诙谐百出，语堂听得如痴如醉，他想：“大师就是大师，稀松平常之事，一经他的口，有意思得很。”
据宋庆龄回忆，宴会时，原来是安排鲁迅和萧伯纳对话，可是林语堂英文对话能力强，又肯向萧翁讨教，所以反倒是林语堂和萧伯纳说得多。
餐后，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到院子里散步。
那几天，连日阴霾，昏沉沉的，可萧伯纳一来，似乎老天也给面子，现出太阳来。清淡的阳光射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碧绿的眼睛满是笑意。
“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语堂立刻联想到了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让山来就穆罕默德。”
萧伯纳在上海仅仅呆了一天，可“幽默”却在黄浦江畔热热烈烈地燃烧起来，真正是“天下无不幽默”了。
开风气之先的《论语》赚得钵满盆满，林语堂成了上海文坛的金字招牌，颇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派。
第三部分林鲁之争（1）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第三部分林鲁之争（2）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