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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影院、拉斐德公园和其他很多地方。他们挥舞着警棍，直到有人也拿棍子向他们挥回来，然后是一阵嘈杂的巨响，原来是一些放荡的拉客者被拘捕了。通常，警员会带过来一些哭丧着脸的要犯，也可能是为某位议员或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而编辑只是想探知里面的新闻故事。
在那些日子里，发行部门对我十分青睐。第一是因为发行量不足，大概只有160000份（有些专家还说“这个数据有水分”）。第二是因为晨版要求前一天晚上确定八栏式报纸的标题，以便在去影院的观众中吸引买者。发行部的主管哈里•；格拉德斯坦每晚6点会来城市新闻部，踱步到我桌前，看看我在写些什么破烂新闻，然后在新闻讨论会开始之前，走到罗斯•；威金斯跟前对他说：“布莱得利在拉斐德公园挖到一条新闻，有个盲人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对新闻敏感性的训练还远远不够。晨版中八栏式标题里的内容，在后来发行的版面中可能就精炼成了几段话。头条新闻篇幅的大小是出于主编对新闻重要性的判断，而非对街头报纸销售量的考虑。
报道市法院的好处在于每天可以发三到四条新闻，从中我学会了如何将文章写得紧凑，并写出文采。不像今天，当时的主编对署名十分小气。我们要从稿纸的底部几厘米处开始写新闻，要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主编来写标题。我们都成了给标题和署名留出足够空间的老手，但是署名很小且相隔甚远。
市法院这段经历的最大收获在我第一天四处张望，想找人一同吃午餐的时候降临了。一位长得高大健壮、留着卷发、露齿而笑的男子站在人群中，就像一位传教士站在一群小偷中一样。这个人就是爱德华•；本尼特•；威廉姆斯。给一家大的律师事务所打了多年赔偿官司后，那是他第一天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法律业务。我们在一家便宜地餐馆吃了午饭，漫无目的地闲聊，说起了新罕布什尔，因为他太太家在那里有幢避暑别墅。我们还聊了些位于纽约第5大街的美国律师协会，它的名声并不算太好，那是很多刑法律师的非正式组织，这些律师往往非常呆板无趣。要不是真的遇到麻烦了，人们不会去找他们。不过，他们认识警察、法官助理和法官……于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发生了。日后，我和爱德华•；威廉姆斯成了一辈子最亲密的伙伴。
我们社交圈中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三十多岁的夫妇，不靠父母帮助，没有多少经济来源，而且自己带着孩子。例如，玛丽和威斯塔•；詹尼斯夫妇，威斯塔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列比和汤姆•；温斯普夫妇，汤姆为马萨诸塞州议员列夫•；沙敦斯托工作；苏和尼克•；尼可洛里克夫妇，尼克在亚伯•；福塔斯律师事务所工作；史考蒂和杰克•；拉那翰夫妇，史考蒂是F•；斯考特•；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她丈夫杰克•；拉那翰也是位律师；汤尼和斯图亚特•；彼特曼夫妇，斯图亚特也是位律师。我这些朋友中的男性大都在政府、法律或新闻机构的低层工作。我们晚上往往会每家带上一道菜，或是三块钱一加仑的阿尔马登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带着各自的孩子在一起吃饭。我们都有一份自认为还算有意思的工作。正如菲尔•；格雷厄姆所说的那样，二战使昏昏欲睡的南方城镇成为了自由之都。我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件。我们对自己，对彼此都充满了信心，相信我们将会有所建树，并能够享受这个过程，尽管这种自信在半个世纪后差不多已消失殆尽。
我们都彼此介绍各自认识的要人。我们认识沃尔特•；利普曼夫妇。初到华盛顿时，他们夫妇每年会三四次邀请我和琼去参加他们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举办的鸡尾酒会非常有名，这可是我们隐藏的财富。在酒会上，可以和上过头版以及就要上头版的人们交谈。当他们看到《华盛顿邮报》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竟出入如此高规格的酒会，都感到惊诧不已。李普曼每年会来我家吃一两次饭，我们一群人就坐在地板上（有洛丽•；埃文斯、菲尔•；格耶林和鲍勃•；李），我们会问他关于国际国内事件的问题，希望听他结合自己渊博的知识，并从历史的观点来分析这些问题。李普曼是当时的明星记者，也是一位出色的老师，还是哲学家圣达亚娜的学生。李普曼还是豪斯上校的大弟子，一战后，豪斯上校是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事务以及巴黎和会中的主要智囊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聘得起像他这样有极丰富专业背景的记者。在整个华盛顿，乃至在大多数报纸阅读者眼中，他就是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威。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3）
另一个分享要人的夜晚，是在尼克和苏•；尼可洛里克在贝斯塔的家中度过的。尼克是南斯拉夫人的第二代后裔，在大名鼎鼎的阿诺德…福塔斯…波特律师事务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尼克曾因写了一篇阐述鱼雷快艇在太平洋海战中作用的文章，而上了《生活》杂志的封面。尼克认识的大人物就是美国国务院的远东及亚洲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当时，乔•；麦卡锡经常给他扣上共产主义者或同情共产主义分子的帽子，并在报纸头版上予以抨击。拉铁摩尔是亚伯•；福塔斯律师的客户，而尼克亚伯•；福塔斯青睐的一名律师助理。那天晚上，拉铁摩尔带来了一位穿着飘逸长袍，看上去像达赖喇嘛或喇嘛表亲的蒙古祭司（编辑老师请注意这些文字，我是完全按照原文的意思处理的，但是里面有达赖喇嘛的字眼）。不管怎样，我们为他们两个准备好了一大堆问题，还有山地红葡萄酒。当汤姆•；温斯普问达赖喇嘛（或是他的表亲）能不能为大家演唱一首蒙古歌曲的时候，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酒驱散了令人窒息的压抑，他突然引吭高歌，为大家唱起了一首如泣如诉的亚洲歌曲。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满足地陶醉在歌声之中。令我们更为震惊的是，一向五音不全的汤姆却告诉蒙古祭司应该学唱几首美国歌曲，所以他唱起了哈佛大学的校歌《美哉哈佛》中的几句，还让蒙古祭司跟着唱，蒙古祭司竟然真的跟着唱了起来。
拉铁摩尔是有名的中国通，这样的中国通往往都是美国传教士的孩子，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现在，麦卡锡等人谴责因为他们而丢掉了中国。一些人已经被赶出城，拉铁摩尔也不愿谈论自己的困境，不过他内心确实很苦闷，即使在他的蒙古朋友唱《美哉哈佛》的时候，嘴唇都没有动一下。
1949年夏天，我结束了在市法院的工作，开始做综合性的采访。这是报社里最好的报道任务了，因为在一天结束之前，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还得做什么事。我仍在关注身陷麻烦的人们，其中有些人在受审，有些在通往法院的路上。阿克西斯•；萨利，一个态度冷淡的缅因州人，在去往柏林的路上，向盟军广播纳粹的宣传材料。朱迪斯•；科普伦，一个司法部的低级雇员，爱上了苏联间谍瓦伦丁•；古比契夫，并时常向他泄漏一些机密。伯妮斯•；富兰克林是位于托马斯广场附近的民众药店售货员，她长着一头红发，心地善良，还是政府一次重大反赌博行动中的重要目击者。
伯妮斯自己有6个孩子，但都被华盛顿不同人家收养。尽管如此，她依然保持着乐天的心态，依然楚楚动人。我见到她时，她正与瘸腿的报摊主蒂尔•；阿卡罗迪相恋。就在某天午夜后，伯妮斯从药店的窗户向外张望，看见两名警探正把她的男朋友打得昏迷，把他丢在过道上不省人事。伯妮斯知道阿卡罗迪以卖彩票和赌马作为兼职，也知道他得向警察交保护费才能在当地干活，但她还是受不了这件事。有一次，她下班后就去联邦调查局向汤尼•；赖斯和丹尼尔•；奥康诺两个探员报告了这件事。费比斯一家犹豫了一个星期，琢磨这件事能不能引起J•；埃德加•；胡佛的兴趣，最终还是来到了《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室求助。
罗斯•；威金斯就在他身边。这个案子可以一劳永逸地打击赌徒，还可以使《华盛顿邮报》的对头，警察局长罗伯特•；巴雷特陷入窘境。他是个典型的种族歧视者，对白人和黑人在执法时会有不同的标准。威金斯找来他们发现的编辑专家，把我和号称报社里最快的打字员（后来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迪克•；莫里斯）编在了一组。我们采访了伯妮斯，记录下她从出生到现在的故事。当听到赛马下注登记簿、赌博和给警察送钱时，我们赶紧把她带到了楼上菲尔•；格雷厄姆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德薇•；菲舍尔是名公证员。我们让她写下了伯妮斯的故事，并让她签了字，以示公正。这样我和莫里斯就可以放心地动手写伯妮斯的新闻故事了，消息来源是“华盛顿邮报收到的一份经过公证的证词”。这就能使报道的抗攻击力更高，它的权威性足以使警察和其他报纸为之发疯，尤其是浮华好斗的右翼日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它那娘娘腔老板名叫埃利诺•；麦迪尔•；帕特逊，帕特逊的表兄就坚定的右翼孤立主义刊物《芝加哥论坛报》的传奇人物科诺•；罗伯特•；麦可柯米克。
无论是否要准备素材，我和莫里斯每天都会同伯妮斯通一次电话。美国司法部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陪审员们对伯妮斯的故事都听得饶有兴致。基于她的证词的控告即刻将至，就在这时，我们这位主要的目击证人却突然失踪了。她没有在约定好的地点与我和莫里斯碰面，电话也没人接，也不住在阿卡罗迪的公寓里了。她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了原因何在。
“目击女证人看到的面孔，赌博调查工作未公开的新进展。”
麦可柯米克旗下的《芝加哥论坛报》用两行86号的大字，在八栏式报纸的新闻标题中宣称他们找到了伯妮斯。
威金斯，吉尔伯特和《华盛顿邮报》的每个人都要气疯了。我和莫里斯因疏忽而受到指责，这暂时是最轻的处罚，也许后续还有其他后续的处罚措施。我们被问到，与伯妮斯•；富兰克林之间有没有工作以外的其他联系。谢天谢地，我和莫里斯都没有。于是我们担负起新的任务，赶出城市新闻编辑室去争取把她找回来，让她把内幕重新告诉给《华盛顿邮报》的读者。我们找遍整个城市，找遍了她可能出现的所有地方，但是却一无所获。她不在民众药店，阿卡罗迪也不在报亭。华盛顿的警察都支持《芝加哥论坛报》，憎恶《华盛顿邮报》。我们在她常出现的街区上班族俱乐部徘徊，仍然没能发现她的踪影。最后，中央情报局找到了她。我们说了一大堆好话，让她回到格雷厄姆办公室的德薇•；菲舍尔那里去。伯妮斯•；富兰克林信誓旦旦地说她确实更喜欢我们。但我们除了请她吃过几顿晚饭，没付过她任何钱。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她告诉我们《芝加哥论坛报》确实给了她更多好处。不管怎样，这个难关算是渡过去了。威金斯微笑着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去。伯妮斯的证词使被告在法庭质询时服罪了。我们的工作又走上了正轨。
在《华盛顿邮报》最初半年里，有一次，普利策奖获得者、邮报驻白宫记者埃迪•；弗利亚德（我叫他“弗利亚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作为他的客人，造访白宫，最好是在星期六。我在那天早上赴邀，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我从没进过白宫，也从没近距离地见过总统。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总统，但只是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他一眼。1944年10月的波士顿后湾区寒冷有雾，天气很不好。当时我正在休假，在塞班岛经历了近海岸战斗之后，菲利普号驱逐舰有一定程度的损坏，正在奥克兰接受检修。总统先生恰好在波士顿进行他第四个任期的竞选活动。当时他坐在轮椅里，从卧铺车厢里被人抬到月台上。我还记得，当时自己看到他残疾状况如此严重时，心里感到非常震惊。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我从没见过他在轮椅中的样子。他的上半身不雅观地斜向一侧。虽然距离太远，看得并不真切，但还是能看出他脸色发灰。5个多月以后，他便辞世了。
在白宫里，弗利亚德先生和我慢慢走过办公区的一个个房间。从每个人匆忙的脚步中可以明显看出，这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很明显，总统要接见由法国参议院议长加斯顿•；蒙维尔率领的法国政府高官代表团。问题是没人能找到翻译。突然，我听见弗利亚德告诉一个人说：“这位年轻的布莱得利先生会讲法语。”于是那人问我是否可以做杜鲁门总统的翻译。能，但更为确定的是，我肯定会做的。一不做，二不休，我想法国的政治家可能也会说点英语。确定杜鲁门总统身边没有人懂法语，我就有了信心。我做到了，值得庆幸的是，不到15分钟会谈就结束了，我们就出来了。
事实上我的确很幸运，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间内，完成了正确的任务。幸运女神一直在陪伴着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4）
1949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幸运女神再次垂青于我。走出贝辛餐厅，我抬头看第14大街的威拉德饭店，发现一名士兵爬过9层的围栏，双手在背后抓着栏杆，慢慢准备从三十多米高的地方跳下。下面是第14大街与宾西法尼亚大道的交汇处的繁华地段，往西走两个街区就是白宫，往东走半个街区就是华盛顿邮政大楼了。容不得多想，我赶紧跨过铁栏，跑过第14大街，冲进饭店。幸运女神一直眷顾着我。电梯停下的时候，我看见走廊的尽头开着一扇窗。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我爬到楼体与护栏之间的壁架上，向西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打算轻身的士兵爬了30多米，这个士兵是伯灵空军基地19岁的一等兵保罗•；J•；麦克多夫。我这一次身上带着纸和铅笔。靠近他的时候，转角的窗户内传来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在跟他对话。我看见警察在他楼上一层，正准备用绳子套住他。我没学过速记，但这一次却用每一片纸记下了富有戏剧性的整个谈话。
“麦克多夫，咱们谈谈吧，有好多可谈的……和我聊两分钟吧。就这样……先别跳。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孩子，别跳……这里多高啊……你母亲现在该有多担心啊。我没有妈妈了，要是她还在，世上任何事都不能让我伤害她。”这是警官L•；A•；华莱士的声音。
突然，另一个蹲伏在栏杆下的警察突然跳了出来，右臂搂住麦克多夫，把他扭过护栏，按倒在安全的地方。9层楼下的人群发出阵阵欢呼。
我从两脚宽的壁架爬回窗口，知道自己挖到了条大新闻，根本都无法停不下来想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有多傻。我可能会摔下去，或给警察引来他们根本不想处理的新麻烦，要是警察选取了我这条道从背后靠近麦克多夫的话，就会发现我夹在了他们和目标之间，影响了救援工作。好在他们没有，窗户还开着。我有了可以上头版的新闻。休伊•；米勒是《华盛顿邮报》富有传奇色彩的图片总编，说他富有“传奇色彩”，是因为他很吝啬，每次只给摄影师几张35毫米的胶片，而不是一整卷胶卷。这一次，他仅仅花了一张胶片，从邮政大楼顶上抓拍了一个快照，却要占到头版三十五厘米左右长、四栏宽的一大块版面。只有我才能分辨出护栏后蹲着的那个身影。
1949年6月，我和杰克•；伦敦（与著名小说家同名）共同报道了安纳克斯蒂亚的种族暴乱事件。在那段时间里，杰克•；伦敦白天去法学院上课，晚上给《华盛顿邮报》干活。尽管我和杰克•；伦敦不愿意，但是当时《华盛顿邮报》还是没有引用“种族暴乱”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局势，而是称之为“事件”，“混乱”或“示威”。冲突的起因是由于争论谁可以在公共泳池游泳这个问题而引起的。哥伦比亚区的6个泳池都是归联邦政府内政部管理的，3个只对白人开放，3个只对黑人开放（包括安纳克斯蒂亚的那个泳池）。这是我首次接触真正的种族隔离。在华盛顿，无论种族是否与内容密切相关，《华盛顿星报》和《华盛顿新闻报》仍然使用“有色人种”这个词来形容黑人。而《华盛顿邮报》的规定是：若非出于新闻可懂性的需要，不得描述一个人的种族。必要时，我们会用“黑人”一词，当时还没有创造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