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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外交家会欣赏我。
琼不愿意告别我们在美国日渐安逸起来的日子，尽管生活中也常有些不顺心的事。我们离开美国主要是因为我。我们口袋里没几个钱，还要租间公寓，给本找所学校，请保姆、交新朋友，我们还不会说法语。这些麻烦让琼倒抽了口冷气，问题是这些麻烦真的不好对付。
我的儿子本倒是无所谓。他对前往法国的这段旅程的惟一记忆就是，我硬把他拉到了船上的游泳池里去游泳。一直过了很多年，他才原谅我了用这种“拔苗助长”的方法教会他游泳。
在出海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时，我们在餐厅遇到了玛丽亚和欧文•；肖夫妇，还有他们的小儿子亚当。这次旅途中和他们的单独相处让我受益匪浅。欧文写的第一本小说叫《幼狮》（1949），这可以称得上是关于二战首部真正优秀的作品。他新近又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烦恼的空气》（1951），是关于“赤色分子”如何影响局势的。在五十年代，肖一家支持流落在欧洲的所有美国人。不管这些美国人是住在巴黎的勃卡多街（同泰迪和南希•；怀特、安和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夫妇都住在同在一栋房子里），或是在巴斯克乡间巴比里兹附近的小镇圣强德禄兹，抑或在或瑞士的克罗斯德，肖一家都会热情地欢迎你。跟他们进行体育比赛总是会令人出乎意料的紧张，他们家的食物十分可口，好像还有饮之不尽的美酒，大家聊天时总是欢声笑语不断。欧文是我所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常在网球场上厮杀的健将之一。在他劝说我和他一起从克罗斯德的雪山上滑下来的时候，我总是怀疑他想要了我这条小命。他从来不和你玩像是高尔夫或是壁球之类的游戏，因为他在这些运动上面没有多少胜算。而我一直都很喜欢克罗斯德，肖一家热心、风趣而且还很聪明。
我们仿佛永远也没有可能找到一所公寓，我们一直得和一个小男孩呆在一间狭小的宾馆房间里，房间里的那间浴室就更小了。直到我们在大学街171号找到了一间在巴黎算得上现代化的公寓。那儿离塞纳河左岸只有一个街区，离埃菲尔铁塔也很近。我们搬家没多久，儿子本的身上就出了很多红疹子。我也因此认识了在巴黎为本诊断的“伟大”医生琼•；戴克斯。他喝了两杯马丁尼后，就一口咬定本发了水痘。实际上那些只是蚊子咬的包，因为当时窗子上并没有装窗纱。但自此，琼•；戴克斯和我之间的友谊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他是个不错的朋友，热情而敏锐，精通医术（蚊子包的笑话当然是例外），善于为人处世。
在大使馆里，我作为新闻随员助手的职务一开始，只是向大使馆官员和美国的国务院提供法国每日新闻摘要。埃利阿斯•；麦奎德变成了个花花公子，他穿着萨维尔街量身定制的西服，满怀着对巴黎的深爱。他一顿午饭要耗上半天的时间，有时去打打网球，有时就是大吃大喝，留下我和记者们倾心细谈。美国记者们通常没什么问题要问。那些资深记者同大使和他身边高级助手的关系，比起我来还要铁得多。底层的记者们又问不出什么好问题。英国的记者往往很难打发，他们喜欢炫耀自己的速记技术，并且威胁说要将你脱口而出的每一句话都登到报纸上去。因为我一开始不了解法国人和他们的政治背景，所以给我找了不少麻烦。而且我当时的法语水平还不够好，尽管我得知了一些政策制定者立场的微妙之处，但却无法通过准确的语言表述来让别人理解。
我的秘书是美艳动人的玛丽•；泰蕾莎•；巴罗，她是来自凡尔赛的一名法国陆军军官的女儿，聪明、敏锐、时髦而且幽默。我第一次踏上法国这片大陆是在十五年前，玛丽•；泰蕾莎•；巴罗很乐意向我介绍法国的风土人情。她告诉我和别人交谈时不要用英语，遇到麻烦时永远要面带微笑。我本可以事事都依赖她，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掌握一些记者和政治中的行话和术语了。
埃利阿斯•；麦奎德几个月后就离开了法国，后来成为了美国驻爱丁堡的总领事。我接任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随员一职，也立刻遇到了麻烦。当时的大使是詹姆斯•；克莱门特•；邓恩，他是当时美国国务院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职业外交家之一。他曾经但任过国务院礼宾司司长，还任过驻意大利大使。几年前，当他女儿辛西娅嫁给我波士顿的朋友亚历山大•；布迪斯•；科克伦时，我在婚礼上帮忙招待过宾客，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当时的国务卿是冷酷无情而且不苟言笑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来法国参加过几个会议，我终于说服了邓恩，让邓恩劝说杜勒斯，在举办鸡尾酒会的时候，向美国的记者做一些有关背景情况的介绍。这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哈罗德•；凯伦德、《先驱论坛报》的沃尔特•；克尔、《时代周刊》的弗兰克•；怀特、《新闻周刊》的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美国新闻》的鲍勃•；克雷曼、美联社的普雷斯顿•；格佛、美国合众社的约瑟夫•；金斯伯里•；史密斯以及国际新闻社的埃德•；克里等人。在新闻吹风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邓恩突然火冒三丈，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那个老管我叫吉米的恶心男人叫什么名字？我这辈子才头一次见他。”我告诉他，那个“恶心男人”是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戴维•；斯切布隆。戴维是当时美国的通讯记者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但是他老是会触伤到别人的自尊心，因此没有几个人喜欢他。邓恩毕竟是个职业外交家，他没有再追究下去。
过了段时间，我真的遇到了麻烦，或者说是邓恩把我拖到了一滩浑水里。邓恩向当时的法国总理安东那•；比内递交了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普通照会。这名总理原来是来自罗亚尔河谷的一名皮草商，他于1994年去世，享年102岁。在五十年代时，关于印度支那的纷争是六十年代越南战争的前奏。当时，主要的干涉势力法国是要想重建殖民帝国；矛头其次是指向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正极力避免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对于这两国来说，结果都是毁灭性的。在邓恩熟悉的外交礼仪领域，普通照会是指通过口头方式向对方政府传递信息，而不留下任何可资参考的书面文件，从而避免给双方带来尴尬。在照会中，邓恩传达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如果法国政府不能很好地监管美国每年为其提供的高达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流向，那么美国将不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为法国提供援助。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说得过去。爱丽舍宫对外宣布美国大使来访，问题也没多严重。直到合众社的办公室主任埃德•；克里给我打电话，询问我邓恩大使有没有在爱丽舍宫留下了普通照会的文稿。我说不会，因为这只是个普通照会，没有书面稿。克里让我核实一下，我就做了。邓恩把事情又跟我重复了一遍，我又跟克里原样画葫芦地说了一遍。没多久，麻烦就接踵而至了。合众社的新闻宣称，“美国大使馆今日坚持声称，邓恩大使发表的只是一个普通照会。”诸如此类的话。我可不喜欢“坚持”这个词。随后，克里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比内总理的内阁办公厅主任费利克斯•；盖拉德手头有一份照会的文稿，盖拉德还向克里从头到尾宣读了一遍照会的内容，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受人要挟。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2）
在我再度检查了一遍后，大使承认他之前确实把一份普通照会的文稿丢在了那里。他说：“在朋友之间，这种事经常发生。”我被迫给克里打电话，承认是我说错了话，但没法向他说明一开始是别人跟我说了谎。（克里一开始对我大发雷霆，因为我之前就没能将他引荐给两位来访的中情局要人，而克里想着能不能借着他们的关系加入中情局。）这个被炒作得沸反盈天的故事最后成了“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新闻随员本杰明•；C•；布莱得利，日前曾坚持自己并没有说谎，昨天他终于承认自己对合众社说了谎”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
几乎我一到巴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的间谍案，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上。罗森伯格夫妇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定有罪。在1951年举行的那场审判，在冷战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的罪行是向苏联提供有关建造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这场官司、这一审判结果（死刑判决）吸引了法国人的眼球，也激怒了法国人。美国当时正在帮助振兴重建欧洲，套用泰迪•；怀特在《火中余烬》一书里的话：美国人是挺容易招人嫌的。美国的优势地位是压倒性的，美国的金元外交攻势铺天盖地，在所有内心痛恨美国政府的人心目当中，罗森伯格夫妇都成了他们尊敬的对象。不仅仅是那些生来就痛恨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连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世界各地恐惧麦卡锡主义的人，甚至连反对死刑的人都对罗森伯格夫妇抱有恻隐之心。
法国举国上下都掀起了抗议的狂潮。很多抗议最后演化成反美的暴乱。有一个人就在距离美国大使馆不远的协和广场，在一次为了“罗森伯格夫妇自由”的集会上让人给打死了。我们在对抗这股反美浪潮的危机面前几乎无能为力。我们请求美国新闻处向我们提供有关案件和审讯的真实情况，这样我们至少能有足够的信息来应对质疑的声音。在我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前，我其实成为了罗森伯格的助手了，那些来使馆抗议审判结果和死刑判决的代表团都会向我控诉。应对这任务可比登天都难。我们根本无法从当时的新闻报纸上获得关于这一案件的细节，来驳斥那些情绪激动的抗议者们。最后致命的一击也不期而至，当巴黎伊夫里市（一个工人聚集区，也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阵地）的盲人市长，带了一大帮兄弟们跑到我们这里来大喊大闹的时候，华盛顿方面依然没有给我们什么内部信息，我们仍然没有什么资料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当时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在一个周六的早上，我去找使馆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比尔•；泰勒寻求帮助，他也是我的上司。因为我们无法从华盛顿获得帮助，我们决定派个人到纽约去找他们关于罗森伯格审判案的资料，然后尽快回到巴黎。结果我就成了被选中的那个人，并负责回来以后，起草一份翔实详细、带有真材实据、经过反复核对而且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泰勒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我什么时候能够或者应该离开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但是，当时是周六。银行不开门，没有人身上的钱能付得起机票钱。“没问题，”泰勒说。“我们找罗伯特要点法郎就行了。”
罗伯特指的是罗伯特•；塞勒，他父亲是圣马克学校的创始人，他和我父母是多年的好友，当时他是中情局驻巴黎分部的负责人。他面无表情地将手伸到了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里，掏出一大把法郎，别说去纽约南部的联邦地区法院，要登上月球都足够了。我当天下午就起程离开了巴黎。但是几年后，这件事却让我颇为尴尬。有名叫黛博拉•；戴维斯的作者，在一本有关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书中提到，我曾为中情局服务过。她的证据中就是一份中情局的内部文件，这份解密后的文件显示我曾从是罗伯特•；塞勒手上拿过一笔钱来做差旅费。
纽约南部联邦地区法院的刑事法官马勒斯•；J•；雷恩为我找了间小办公室，他还帮我弄到了有关美国控诉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案的全部法庭记录。我一口气花了差不多十二小时，把这些材料通读了一遍，记录下所有证人的证词。那天迟暮时分，我去妹妹的公寓洗了个澡，睡了个好觉。周一一早，我又接着去工作了。三天后，我返回巴黎时，已经写出了一份有关罗森伯格夫妇案七千五百字的分析材料，并把它翻译成了法语，在两天的时间内分发给了法国的各个媒体。
实际上情况并没发生多大改变，即使我们终于我们知道了点事实。实际上法国总统文森特•；奥里奥尔通过大使馆，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一封绝密信函，敦促美国免除罗森伯格夫妇的罪责，或至少改变死刑的判决。这是违背法国宪法的行为，根据宪法中的规定，总统不能干预别国内政。不算奥里奥尔总统，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受够了折磨，所以我给我的朋友布莱尔•；克拉克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正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派给戴维•；斯切布隆的高级助手，在巴黎工作。克拉克告诉了斯切布隆，斯切布隆让克拉克立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这件事，独家报道了法国总统给美国总统发函的新闻，我也开始学会了该怎么“炒作”新闻。
斯切布隆的行为让我感到极为沮丧。在读过这些精心构思的报道后，我自己都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但是我就是无法接受对他们的定罪，或对任何人的定罪。我觉得国务院把这件事当成了对抽象事件的外交反应，而不是把它当成了具有戏剧性但却需要负责任的事件，而事实情况就是后者。
这时候是五十年代早期。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11月当选为总统，当时麦卡锡正在对共产主义者大张挞伐，艾森豪威尔总统却几乎置身事外。在巴黎，我们无法收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没法阅读《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也拿不到第一手的真实信息。直到人称“奇普”的查尔斯•；波伦在前往苏联出任大使的路上，正好经过了巴黎（还“征用”了我的办公室）。波伦当时是美国国务院中的苏联问题专家，麦卡锡毫不留情地折磨他，而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一直没给他好日子过。
接下来造访我们的是罗伊•；可因和戴维•；沙因，他们俩是深得麦卡锡参议员赏识的调查专家和干将。他们当时正在做一次可笑的毁灭之旅。他们这趟西欧之旅主要是代表麦卡锡搜捕共产党员，查抄美国新闻处的违禁书籍、严厉地谴责那些不肯对他们俯首贴耳的驻外使领馆官员。他们扬言要调查英国的BBC广播电台，并要慢慢地将一大堆知识分子赶尽杀绝。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3）
罗伊•；可因和戴维•；沙因的行程刚一公开，人们就注意到他们会在巴黎呆上一个周末。通讯记者们迫不及待地让我举办一场记者招待会，最好由英国人来主持，因为那些英国人因为“那些卑鄙的家伙想要要调查BBC广播电台”而义愤填膺。新闻界中一些最为尖嘴毒舌的记者，早就磨刀霍霍打算把可因和沙因好好羞辱一番，一位在德国的美国官员将可因和沙因之流描述成“公费旅游的审判官”。我几乎不能坐等这些事发生，但我必须三思而后行。如果每件事都按照我预期的发展的话，罗伊•；可因和戴维•；沙因将会受到嘲弄，而他们也会对所有相关人士加以报复。我必须让“天生”就知道怎么待人接物的邓恩大使来处理这件事。邓恩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而且他已经快要退休了，才不会想让像罗伊•；可因和戴维•；沙因这样的人来让自己蒙辱呢。他大开绿灯放行，但是要我找格雷厄姆•；马丁批准。马丁微笑着点头同意了。
现在我要对付的就只有罗伊•；可因和戴维•；沙因了，但他们却让我撞了铁墙。他们知道凯•；波义耳的书在美国新闻处德国分处的图书馆里是被禁的，但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凯的丈夫就是图书馆的职员。这一禁书令在欧洲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他们也试图查禁《中国响惊雷》一书，西奥多•；怀特和安娜•；李•；雅可比在这本书里谈到了中国旧制度的崩溃。他们也知道西奥多•；怀特可能会出席巴黎举行的某场记者招待会。他们明确拒绝在周五召开记者招待会，后来也否决了在周六开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最后才同意在周日下午举行。
我们之前就做好了应对这些紧急事件的准备工作，我们要求记者这周日留在市里，而不是在巴黎的情调咖啡厅里享用午餐。我们收集了五六十个电话号码，包括记者家里的、宾馆的、饭店的诸如此类。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到批准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尽最大可能找到了五十名记者，坐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坐在前排的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是《先驱论坛报》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