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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能找到了五十名记者，坐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坐在前排的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是《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他正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番。他的两边坐着两个脾气暴躁的英国记者。
布赫瓦尔德刚弄到了台先进的卡式录音机，麦克风藏在了常规大小的一块手表里，电线穿过他的左袖，通过背部，一直连到他放在右边口袋的录音机上。“你们没必要记笔记了，”他对同事们说。“我会把这些全都给纪录下来的。”我对他的小玩意可没他那么有信心。我的秘书玛戈特•；麦克柯劳德和玛丽•；泰蕾莎•；巴罗都打算将所有的发言给速记下来。
新闻发布会开始后，我一直忐忑不安，我还发表了一个“内容空洞”的开场白。
坐在布赫瓦尔德身边，个子不高的路透社记者抄着一口发音清晰的英国腔，问了第一个问题：“可因先生，沙因先生，你们从事自己的工作心情愉悦吗？”情势从此就开始急转直下。
“您多大年纪啊，沙因先生？”塞•；费里丁叫嚣道，他当时为《科里尔》杂志工作，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后来证实他曾为美国中情局完成过一些奇怪的任务，但那时我们都不知情。）
“我希望，先生，您能不能向我们证实，您有权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吗？”另一个事先预谋好的英国记者，咧着嘴笑着问道。我们都看着沙因站起来，从裤子后袋里拿出了钱包，取出一份盖过戳，受到麦卡锡担保的身份证明。这一对话成了第二天英国《每日电讯》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妈妈，快看，我们可是有委任状的！”
布赫瓦尔德一直举着自己的右手，装成要提问的样子，其实是让自己的腕表麦克风占据有利地形，记下问答中的每一句话。每次轮到我点记者提问时，我都会装成没看见他，而可因或沙因不时会叫到他，他就会现编个问题出来。
大多数记者都把提问题看成了找乐子。他们舒舒服服地靠着椅子坐着，看那些追捕共产主义者的“勇士”们局促不安。在这场折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路透社的通讯记者问到：“你们怎么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快乐的呢？”在招待会结束时，他提得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确定自己在工作时心情愉快吗？”
可因先生和沙因先生终于爆发了，他们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怒目相向，两人连看对方的时候眼睛里都冒着火光。我们大多数人都到了英国酒吧街对面的气隆宾馆酒吧里等待，布赫瓦尔德在那里花了半天时间，才把高科技产品从身上给卸了下来。当时一片沉寂，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打开了机器。
整整二十分钟，除了低声的嗡嗡作响以外，什么都没记下来。
可因先生和沙因先生决定尽早离开巴黎，前往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英国。英国的记者们希望我们能透露一下他们飞机的航班号。但是当我稍后打电话给可因的时候，他就冷笑了一下，并在沙因开口告诉我之前，堵住了他的嘴。因为大使馆并没有负责安排这次旅行，我没法从使馆相关官员的口中得知航班号。最后我给克莱姆•；布朗打了个电话，他是泛美航空公司的常驻迎宾人员。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得拿到可因和沙因的航班号。布朗一贯以自己的手段灵通而自豪，十五分钟后，他就拿到了航班号。我们把这个透露给了英国的媒体。希斯鲁机场聚集了一百多名“接机”的英国记者，他们都嚷嚷着询问有关可因和沙因行程的细节问题。可因和沙因赶紧搭乘下一班航班飞回了家。
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无法再忍受军方和麦卡锡听证会的闹剧，结果可因和沙因终于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我们都觉得自己对可因和沙因的垮台贡献不小，可能还通过他们，渐渐地带来了整个麦克锡主义的败退。就像在国内外奋战在外交战线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告别了当时的一场重要战役。我不愿意错失任何战争，尤其是这一场，我帮那些自取其辱的人，把脸丢得更大。
就像预期的一样，可因和沙因查禁美国新闻处的一本书是怀特的《中国响惊雷》。我们都告诉怀特，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直到他向我们指出，每月一书俱乐部那时正要考虑把他的新书《火中余烬》评为主打书，可是这家俱乐部不愿意冒险选择一个曾经被查禁作家写的书。怀特当时是《报道者》杂志的通讯记者，他一直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尽管他生活中需要钱，但他却从来没以此作为理由来要求点什么。
我曾经替怀特起草过一封给道格拉斯•；狄龙的电报，去索取他的签名同意。狄龙当时刚刚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新任驻法国大使。我们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部、教育文化事务局等机构让怀特的记者证重新获得通过。在此之前，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同盟国空军欧洲指挥官劳里斯•；诺斯戴德和埃夫里尔•；哈里曼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查制度。埃夫里尔•；哈里曼当时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狄龙做出了，我迄今为止所知的最为大胆的外交姿态，他将我能够阅读的材料解密等级从“高级机密”提升到“仅供国务卿查阅”，并且让人高兴地推动了那本书尽快解禁。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4）
问题解决了，《火中余烬》被每月一书俱乐部评为主打书，怀特和南茜在告别宴会上终于买得起鱼子酱了。此后，怀特成为了一名富有才华、勇于探索的政治历史学家。
在我的经验中，这种勇敢和冲动并不多见。我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外交家们的信任，因为我相信，考虑到种种情况，新闻随员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这一处世之道给我找了麻烦。当时我意识到，不管什么时候美国驻莫斯科的记者往国务院发了一份备忘录，苏联人就永远会召集一次会议，往记者们的耳朵里塞满对自己有利的外交言辞。当时美国的政策是不对这些备忘录发表任何评论，所以世界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所听到的，都是经过共产主义者巧言修饰后的新近外交动向。
不发表评论的政策看上去就和不爱国没什么两样。因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也把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列到了收信人列表里，我们能收到那些备忘录和他自己的分析，我也有机会读到了这些东西。他的电报无一例外地都指出了苏联政府的阴谋诡计，并且介绍了与苏联说法相冲突的情况。我开始向询问的记者提及这些事实。记者们也开始询问我更多的情况，因为我的答案让他们感到满意。所以突然一下子间，有关苏联政府的内幕消息就出现在了电台的广播中，出现在报纸上，并且还注明了这些短评来自巴黎。
国务院对这一情况也提出了抱怨，是个人就知道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走漏了风声了。也没花多久，怀疑的焦点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可没有自首。但是有一天狄龙大使问我道：“是你吧，别告诉我说不是？”我承认了，并且还说出了理由。狄龙笑了，甚至还点了点头。但是，他说我们最好最近别这么干了。当时在大使馆的各个部门之间，大家都只想着怎么明哲保身，没多少人有什么创新精神。外交工作的需要让我来到了巴黎，但是我知道很明显我在这个领域里不会再有什么发展了，使馆和我对此都心知肚明。
我对巴黎和法国都满怀深情。那里物价很低，要是在黑市上用美元换法郎的话，物价就更低。那里的生活和美国是截然不同的，让人非常兴奋。酒和食物都是最好的。我当时的收入是8500美元，那里有上百家不错的小餐厅，花上一个多美元，就能在餐厅里吃上顿精致的午饭，还能喝上杯葡萄酒。我也不能不提一句法国的女人，不管是在咖啡馆或是在街上碰到的，也不管貌若天仙还是长相普通，她们都会怀着自信和兴趣把你上下打量一番。而经历家族几代人的传统，我是一个容易压抑自己的人，这一点看上去是如此复杂和让人生厌。
每一周，琼、本和我都会离开巴黎市区，到不同的地方去游玩。我们会在公园野餐，会去沙特尔观光，会去罗亚尔河谷品尝美酒。我们和麦奎德一起在诺曼底消磨了整个夏天。我们还在周末去过伦敦、日内瓦和德国。我当时确定我还能说些德语，因为我之前用德语做过很多年的祷告。但是当我在莱茵河谷，花了一个小时，才从一个英语说得很溜的人手上租了辆自行车时，我才最终意识到我已经不会说德语了。
我们去法奥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滑雪。我真不相信世上会有如此美丽的景致，皑皑白雪覆盖着陡峭的山梁，我感觉自己是坐电梯而不是坐缆车上去的。在那里，你能够站在山顶上，手握滑雪杆，下面是上千米深的峡谷，你可以指点江山，然后纵身跃下，你整个人都会陶醉其中。在一次旅行中，我们和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相识了，我也拜倒在了那位美丽的“M”夫人裙下。那几天，在山上，我一直追随着她的芳踪。结果，一天下午，大家都去滑雪去了，我们也就顺便上了个床。又一次的不计后果，又一次的不加考虑，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受到更多的良心谴责。
而立之年的我在男女情事上依然懵懵懂懂。我比那些满脑子想着怎么泡女生的青春期男孩要好得多，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当然，在面对那些觊觎着我，想和我享鱼水之欢的女人时，我的定力依然十分有限。而当我真的遇到一两个投怀送抱的女人时，往往会让她们得逞。
琼和我现在更多的像是朋友，而不是爱人。我们都很怀念二十出头的那段一起成长的日子。对于任何关系来说，共同成长都是十分关键的。我俩的关系在巴黎没有任何好转，我每天琐务缠身，而琼每天都郁郁寡欢。在1953年探亲假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决定试着分居看看。
她和本尼搬回到华盛顿居住，我几个月后回去和他们呆在一起。我把探亲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陪伴朱利叶斯•；夏伯和琼了，有时也会独自待着。我去国会山听了麦卡锡的听证会。当一个半月后，我又要重返巴黎时，我的心里依然充满了对冒险的冲动，而琼的心里却不再有这种感觉了。我在国务院混得很好，完全不想回家来干。所以，我们还是一同回到了巴黎。因为我们害怕会就此辞职后，会找不到其他谋生手段，凄惨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我广开耳目，想在新闻界找份工作。我本来就属于这个圈子，我连老东家《华盛顿邮报》都问了，它当时仍然没有派驻国外的新闻采访人员，我的努力没有成功。我对《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感兴趣，但是没有薪水，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兴趣。《展望》杂志的法国办事处主任比尔•；阿特伍德在考尔斯那儿找了份更高的职位，马上就要回国了。我有很大地希望拿到他留下来的职位，但是爱德•；科里抢占了先机。
回到巴黎后，我和琼迎难而上。大使馆里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些无聊的活。我们要参加鸡尾酒会，但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工作。我们经常要去等待入场的长龙后面，将宾客给接过来，让他们融入酒会的气氛，陪他们聊上会儿天。要想发现个有趣的人的机会太小了，除非你会觉得那些法国的女伯爵们有意思。她们往往其实是出生在芝加哥的爱尔兰后裔，在两次大战之间跟妈妈一起来到法国，为自己赢得了个爵位。真正有趣的人才不会来应付使馆的这些玩意呢，他们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我和琼从大学街的寓所搬了出来，搬到了西提岛和巴黎警察总局相隔不远的一幢房子里，透过十四扇窗户，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左岸的风光，这里离司法宫也就相隔一个广场。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很棒的新年晚会，每个人都化装成了流氓。女士们都穿着滑到腰间的黑色缎裙，男士们都穿着横条纹的水手衫。我们前一天晚上去了蒙马特里区去找合适的乐手，最后我和克劳德•；德克莫拉里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手风琴师，一个鼓手和一位性感的女号手。克劳德•；德克莫拉里是战时法国首相保罗•；雷诺的特别助理和智囊。他是个长期支持激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他“为了”我们的新年晚会，而在司法宫附近布置了穿得五光十色的守卫，想要突然“袭击”我们，直到我们苦苦求饶，他们才会告诉我们只是想和我们开个玩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5）
我的主要工作与法国的新闻界打交道，然后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去走访美国记者。接下来自然是午餐。我通常在大使馆对面的气隆酒吧吃午饭。在那间酒吧里，伟大的山姆•；怀特几乎永远会占据着一个固定的角落。（在气隆酒吧重新装修时，他们把那个角落给切了下来，送给了山姆。）他是个生活丰富多彩，英俊潇洒而又善饮的澳大利亚人。他是伦敦《标准晚报》驻巴黎的通讯记者，深得这家报纸老板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赏识，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是个声名远播的人物。山姆对政治可不大在行。第四共和国的各届政府，因为国家议会的表决结果而走马灯似的换任。这些大事件距离协和广场以及塞纳河畔的气隆酒吧也就几百米，但是山姆仍然没有什么兴致。但是，一桩丑闻却往往会使山姆兴头十足，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山姆喜欢向酒吧里的男侍者路易斯打听消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初入影坛的小明星身上，放在那些喜欢沾花惹草的政客身上，或是放在与比弗布鲁克勋爵利害相关的事情上。现在我还能想象得出他的样子，他会转过身来，尽管刚过中午，他却因喝醉了而步伐不稳，支支吾吾地说：“路易斯，给我接通玛丽皇后号轮船的电话。”过了一会，电话真的就接通了。
还有一个我想提及的人是《纽约每日新闻》的通讯记者伯纳德•；瓦勒里。他总是兴高采烈的，而且消息十分灵通，他将自己对巴黎的知识全都告诉了我，他还向我介绍整个法国、瑞典、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他会说七国语言，还用法语、瑞典语和英语出版过书。我还记得有一次，墨西哥总统到巴黎来访，但是身边人不是他夫人，而是墨西哥的一名女演员。伯纳德负责采访这一新闻，回到气隆后，他轻声地说，“我当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她是您的性伙伴吗？”
我在巴黎时经常和朋友打网球。欧文•；肖、小说家兼剧作家彼得•；威尔特、刚创办《巴黎评论》的乔治•；普林普顿、我在《新罕布什尔星期天新闻报》时的老朋友埃利阿斯•；麦奎德在离开巴黎前，可都是我的球友，还有一位球友是初涉文坛的小说家彼得•；马修森。我和彼得•；马修森都亲历了法国文明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情感犯罪。这桩案件的当事人包括奥尔良市年轻有为、前途远大的市长医生皮埃尔•；奇瓦里尔，以及他那忠诚但有点呆板的护士妻子伊冯。
这位身兼医生一职的市长刚刚得到第一届雷内•；普列文内阁的提名，实际上他已经换上了正式服装，准备参加就职仪式。他的妻子突然来到他的身边，双膝跪地，请求他放弃这一职位，回到充满关爱的家庭中去。因为男主人会经常离开家，使得家庭生活日渐萧索。他一开始不为所动，自上而下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蔑视。她再三哀求，也没有换得她心爱男人的一丝垂怜。最后，她在绝望中，从自己卧室的壁橱里翻出一把转轮手枪，朝丈夫开枪射击。在她还不满11岁的儿子喊着妈妈从另一间房子里冲出来时，她已经连开了四枪。为了确保儿子的安全，伊冯牵着孩子的手，把他关到楼下看门人的房间。然后她返回了血腥的凶案现场，仔细瞄准后再开了一枪。所有为伊冯哀求的人都认为她的罪行是临时起意，并没有预谋。
法国的媒体界疯狂了，他们毫不隐讳地大写特写警察报告、庭审报告、姐妹哭泣的感受、心理作品、小说作品，应有尽有。法国人觉得，正是他们发明了“情感犯罪”。他们打算言无不尽，他们也真的是言无不尽。全国要么就震怒，要么就因为别人的震怒而震怒。审讯从奥尔良转移到了雷姆，尽管有人担心在这位女士的家乡受审，会使得审讯结果不公。但是法国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给她定罪。两天后的法庭听证结束后，陪审员们来到了雷姆法院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恰好面朝公共广场。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在房间下拼命高喊：“好样的，伊冯！好样的！释放伊冯！”没过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