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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统筹”，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进行统一管理。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电报经营权是交还了部里统管，但是邮传部的尚书、侍郎们却悲哀地发现，扯皮官司也比以前多了不少。地方督抚们本来对电报线路的铺设、管理和保护还是上心的，现在一概不管，出了问题全部推给部里——反正挣的钱也不归我了，我管那么多作甚呢？比如广东东沙岛上安设无线电一案，就整整拖了两年多没有办理。此外，各地督抚还纷纷上书，要求各省官方电报免费，甚至威胁要严惩收取费用的电报生，把邮传部的人员也吓得不轻。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惜墨如金——中文电报的奥秘
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现在我知道了，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轶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
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4个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
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30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世界上第一条跨洲电缆是1858年从华盛顿穿过大西洋铺到伦敦的海线。当时美国总统布坎南发给英国首相巴麦尊一封电报：“上帝保佑，希望电报能成为民族永久和平与友谊的纽带。”这封电报的愿望很好，一共150个字母，却足足发了30个小时。这条电缆命运多舛，铺设的时候就曾经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断。等到建完后一个月，因为电缆绝缘被击穿而彻底报废。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H”，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H”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H”。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不等长码”，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比如E用一个“。”来代表，而Y则是“…。……”，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容易造成混乱。一直到1874年，法国人艾米尔博多（EmileBaudot）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德文字母有30个，意大利字母有21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90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19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而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也曾经电告福建“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意思是现在上头正谈判呢，先别运过去，合约谈成了再运，合约谈不成也运。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都能省但礼数不能省，不过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有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在纸上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有一次，光绪皇帝收到驻英法大臣郭嵩焘的一份奏折，在奏折里，郭嵩焘参了驻德国大臣刘锡鸿一本，说刘锡鸿“滥用经费”、“挥霍巨